1990年 加利福尼亚 我住院了,在医院大厅和饮食失调治疗病房里来回奔跑,不相信自己已经把自己折磨得只剩下了半条命。那些医生都是些白痴,父母的担惊受怕完全是多余。“放我出去!我大声叫喊。别来烦我!”我在尖叫。护士们端着杯子在我身后紧追不舍,那些有害的药水,全是卡路里和脂肪。他们尝试着补偿我正想方设法燃烧掉的东西,我在大厅不停地跑、跑、跑,惊慌失措、精神亢奋、旁若无人。我用力敲打着房门,对父母哭喊着,瞪着他们一天六次端在我面前的食物,“把它们拿开,我不吃,你们不能强迫我。”医生告诉父母我得了抑郁症。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但是医生总认定患了饮食失调的人就是得了抑郁症。他的诊断完全忽视了激动亢奋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病人每分每秒情绪都大起大落。我猜想他这样说也有道理:严重的厌食症和暴食症至少让我心绪不宁,这种情形足以威胁到生命。没有人,包括父母、治疗师、当然还有医生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心情对我造成的伤害上。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让我活着,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只看到树木,没有看到森林(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发生在饮食失调症患者身上。医生们把着眼点放在绝食、暴饮暴食等对身体的摧残上。的确有些饮食失调的人患上了抑郁症,于是医生便认为所有患上饮食失调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对那些饮食失调但是没有抑郁症状的病人来说,医生们只关心如何缓解他们的症状,而不探究导致病状的真正原因。医生完全忽视病人可能表现出来的情绪上的不稳定。这种精神疾病潜伏在病人内心深处,狂野地蔓生滋长,一步步吞噬健康的肌体,最后对大脑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他妈的!”我冲着父母大吼。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妈的!”“玛雅,坐下。”“我不!”我大喊大叫,围着病房跑圈子,其他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从眼角的余光瞅着我。大脑在燃烧。 我居高临下站在父母面前,挥舞着手臂。“你们不能把我丢在这儿!”我高叫。“我有公民权!”“你没有,”母亲说,“你还没满十八岁。”“我要去加利福尼亚。”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要和安妮一起住(她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然后我就上学,一切就好了。”他们盯着我看。“这样子对我再好不过了”,我说,“坚持己见”在过去三分钟里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点子,现在却变得如此重要,非去不可。这是迄今为止,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我换了副面孔,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心情愉悦。“去那里会治好我的病的,”我说,“我会好起来。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会爱上海边的空气,让心情安定下来。”加利福尼亚,太完美了,那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我会在海滩上散步,”我说,“会在阳光下漫步,迎接雨露的恩泽。身体会棒棒的,我做瑜珈,像花朵一样绽放。你们觉得呢?棒极了,就这样。”父母彼此对视。几周之后,他们把我从病房里放了出来,我坐在飞机的座椅上。加利福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