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逃跑 心情几乎每一分钟都在上下波动,站在兴奋的顶点,努力继续向上攀登;跌入绝望的低谷,追求更加堕落的感觉。可卡因、海洛因、安定片、止痛片,我从那些在市区购物商场附近偷偷出没的男孩们手里得到这些,他们在这些地方追踪像我这样的未成年少女。因为没钱付给他们,我是个容易猎取的目标,为了拿到他们带来的毒品而愿意做任何他们要我做的事情。他们手中有我想要的东西,而我则有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我只是利用他们,然后将他们抛弃。 诀窍是骗取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渴望得到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尽管我不过是装出这副模样而已。他们围绕在我的周围,而我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看着他们像小虫子慢慢上钩,然后被决然抛弃。自己躺在层层叠叠的枕头上面,在他们居住的地下室里,他们把我压在身下,我听到急促而不稳的呼吸声。沉重的身体、大汗淋漓、动作匆忙,年轻的小伙子,衣衫未除。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只是希望这一切早早结束,一遍又一遍随着他们的身体有节奏地运动。 “你是个婊子,你是个荡妇,我想洗澡,想把身体冲洗干净,为什么这一切没完没了?为什么从来不拒绝?”他们要我时很猴急,大多时候我都只半躺在沙发上。他们总是这样,都是些毛头小子,这就是他们渴望的。在各式各样的地下室和不同的男孩,一次又一次。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暴风骤雨之后,麻木的我想要回家,步履蹒跚地躲到孤独的角落,头脑中疾驰的压力感在最后通牒:我恨他们,恨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但是一切还是不停地继续,一次,又一次。然后回到家呆在卧室里,蓝色花纹的墙纸,床上各种各样的动物玩具,我把小包的白粉和药片偷偷藏起来。吸食毒品的剂量刚刚好的话便可以激发起身体里的能量,让自己彻夜不眠奋笔疾书,在就读中学的课堂上浑浑噩噩过上一天。 大家对我印象深刻,因为我把自己打扮成个野孩子、叛逆者--黑色眼线、染黑的头发、破衣服,一个小丑、少年犯,总是闷闷不乐、招惹是非。在班上,这样的打扮骗过了每个人,让他们觉得我是活生生的人。放学回家,我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在沙发椅的角落有包裹好的一小团东西。胸中激荡着可怕的感觉,紧紧拽住我逐渐下沉。没什么要紧的,何不就这样沉沦下去。鸡毛蒜皮的小事惹得我火冒三丈,我把这些东西撒在房前屋后,在夜半时分狂奔,穿越结冰的湖面,脚下的冰雪嘎吱作响。 靠在横跨高速公路的大桥那冰冷的栏杆上,看着路上开着车灯的夜行车呼啸而过,呼出的气息在夜色中凝结成白色的霜雾。白昼来临,就像在胸口撕开了一道缝隙。我躺在昏暗的屋子里,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上面还覆盖了一层毯子。身体仿佛有一百万磅重,可以感觉到身体里沉重的骨头和多余的肉压着身下的床垫。我敢保证床垫被压塌了,几乎要贴着地板。父亲又来敲门了。“吃早餐啦!”他喊道。我从床上爬下来,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把抽屉翻过来,取下贴在抽屉底部的一小包白色的东西。跪在地上,轻轻拍打着把白色的粉末抖落在柜子上,身子靠过去,用放在包里的麦秆把粉末吸进鼻腔。蹲坐在地板上,两眼紧闭。来了来了:我感觉到脑子里有玻璃破碎的声音,能看到白色粉末慢慢散开,把那块灰白色的东西切成整齐的片段。心脏跳动着恢复了生气,我有种悸动的感觉。 睁开眼睛,舔着手指和麦秆,我换了个抽屉把小包放回去。身体起飞了,像坐着过山车旋转着上升,车轮咔哒咔哒响着,我大头朝下在空中飞翔。嗡--嗡--,洗了澡,轻盈地穿上衣服--古怪的短裙,上面的大洞可以露出几乎整个大腿,黑色紧身衣,千疮百孔的衬衫。整理好书包,从书桌抽屉最里面的角落掏出另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药片。从里面挑了几片装进口袋,新的一天开始了,灿烂的白天、生机勃勃的一天。“早上好!”我说,在餐桌旁坐下来,膝盖开心地摇个不停。“你今天早上心情不错啊?”“嗯!真的很好!”我看着父亲煎着鸡蛋,然后莫名地恐慌起来,到底在想些什么啊?我可不能吃那个。跳下凳子说了声,“我走啦!没时间吃早餐了!”我拍了下父亲的胳膊,跑出了门。“可是你得吃了早餐啊!”他在身后喊。“回来!你不能穿成那个样子就出门!”“再见”,我对他说,一溜烟跑到街上,书包敲打着腿。树木都开花了,阳光中充满了律动,我可以感觉到光线抚摸着肌肤,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肌肤在悄然生长。突然我停住了脚步,皮肤像着了火,我扔下书包拼命搓着皮肤。“离我远点!”我在道路的中央跳来跳去。胳膊上像有虫子在爬,它们沿着胳膊爬到了脖子,爬上我的脸,钻进头发。“快给我滚开!这些该死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倒在路旁的草地上,翻滚着身子,想摆脱这些虫子。我披头散发,衣服上也沾满了尘土。虫子终于远去,我站起身,理了理头发,现在感觉好多了,可以接着走路到学校去。这种情况出现时总让人感到不舒服,可是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种快乐。没有人知道藏在书包里的那些粉末、药片,还有水壶里面灌满的伏特加。朋友们都是些乖乖女,只有我是个坏女孩。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讨厌我,难道是因为我总是懒懒地坐在教室后面的座位上,双臂交叉着趴在桌子上,头发垂下来遮住脸。老师都是些傻瓜,我讨厌他们的衣着,浓重的明尼苏达口音,挥之不去的小城镇味道:夹杂着灰尘和金枪鱼的味道。整个小镇生活的人们都长着相似的面孔,金黄色的头发、蓝眼睛、穿着得体的衣服。每个人看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他们相识、结婚,生活在小小的房子里,屋外有修剪整齐的绿草茵茵。可爱的孩子陆续降生,男人们打高尔夫、喝酒、彼此亲密地拍打着背,女人们在俱乐部里共进午餐,听有关帮助穷人和无家可归儿童的演讲会。 他们摇着头,关注着这些世上悲惨的人们,到全美家长协会做义工,到路德派教堂做礼拜,收集庸俗的艺术品,投票给共和党,而且讨厌像我这样的人。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午餐过后,我靠在洗手间里的马桶上呕吐。用水漱了口,把双手洗干净,用鼻子仔细地闻,生怕手上还有味道,重新又洗了一次,把手上的水甩干,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掏出口红来涂嘴唇,端详自己的面容。双眼恢复了光彩,脸上挤出笑容,转身走出洗手间。小孩子们把外面的大厅挤得满满当当。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我家政学不及格,拒绝缝制肚子里塞满东西的布面火烈鸟,质疑学习制作果冻糕的必要性,炸坏了烤箱--因为忘了把肉豆蔻的核仁放到待烤的薄饼上,于是在中途打开烤箱门,扔了一把核仁进去,然后整个薄饼都起火了。我欺负艺术老师,被留堂到天黑,日复一日。没有被留堂的时候,我会在报刊室里跑来跑去,把那些觉得有煽动性的小册子故意摆放在一起,让每个读了的人都会火冒三丈。每隔半个小时都会把脑袋躲在书桌下面,偷偷喝装在水壶里的伏特加。我在学校的大厅里狂奔,兴高采烈,在其他的孩子们中间钻进钻出。向每个从我身边一闪而过的熟人打招呼,“你好啊!”。他们笑了,我真是高兴。“你疯了吧!”他们说。嗯,是疯了!感觉这么好,简直棒极了!多么美妙的一天,多么美妙的世界!“停下来!”老师在身后高喊,“不许在大厅里跑动!”我转过身朝着他跑去。“不许跑!”我快乐地喊道,“你看,这不是跑,这是在飞奔!”朝着他急驰过去。身子在大厅的尽头撞到墙上,反弹回来撞上了一群朋友,他们正聚在储物柜旁边。“棒极了,不是吗?”我喊道,张开双臂把他们搂住。“什么棒极了?”莎拉笑着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你,今天,所有的,棒极了!妙极了!活着难道不是件美妙的事吗?”“从一大清早起,你今天,就这样疯疯癫癫吗?”桑德拉问道。我脚步沉重地跑下楼梯,双腿比速度本身还要动作迅速!真是厉害!壮观的速度、宏伟的速度、了不起的速度!跑下了楼梯,在大厅地板上急速刹车。朋友们都笑了,是我让他们快乐,让他们忘记了可怕的家庭。我爱他们,很爱他们,他们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要是没有他们,我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不!”我吼道,“我没有疯!嗯,也许原来有一点,但以后绝不会了,真的!”在一起去吃午餐的路上,我在队伍的最前面,转过身来面向他们边走边跳。我抢了块冰激凌三明治和一小块黄油比萨。午餐后我会把它们扔上天,真的,棒极了!我开心地笑着,那是为自己而高兴。“啊哈!”我大叫,排在前面的人都扭过头来茫然地看着我。“你们好啊!”我喊着,向他们挥手致意,“今天很不错!”有人咕哝着,“她是个疯子。”我一点都不在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这是世人生存的方式!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信仰!要坚持己见!我和朋友们不停变幻着队列,走到一张靠窗的餐桌旁坐下来,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餐,聊天。我叽叽喳喳,像一个耍口技的侏儒,大家都开怀大笑。然后我哭了,但很快就恢复常态。“我受够了!”我说,擦着鼻子,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一切都过去了!”每个人都松了口气,我又想到个绝妙的点子!于是拿起盘子里的比萨饼,把它像飞盘一样扔了出去,越过人群,完美地落在利亚·佩德森的面前,他是最讨厌的人!“哦也!”我得意洋洋地高喊,餐厅里面顿时洋溢着一片笑声。 该是回去上课的时候了,我拿好书本,和朋友们一道静静地走到楼下的大厅,把自己塞进座位,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一次,我不会再调皮了,我保证。这一次,我不会再哗众取宠,心怦怦直跳,感觉从胸膛里又一次涌出疯狂的笑声。我把脸深埋在指缝里,想要把这样的感觉压下去,不要留堂处分,不要被开除,不会打杰夫·卡弗,不会弄翻课桌、乱扔椅子。我端坐在座位上、打开笔记本、掏出笔。瞪大眼睛看着前方的老师,他整理分发试卷。我会好好学习的。一定,一定,一定。精神病科医生的办公室里,空气在缓缓地流动,我坐在旋转座椅上转圈子。在右边,透过窗户,两层楼下方,是停车场和阳光明媚、空虚的下午时光。一个身材瘦小,带着黑色方框眼睛,头发花白的人背靠在皮制办公室座椅上,目光注视着我。“你今天想说点什么?”他问。我依然转着椅子,然后耸耸肩。“你希望我说什么?”“你想说什么?”看着窗外,数着停车场上的红色汽车,然后是蓝色汽车。“我没什么要说的。”我们就这样沉默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你现在在想什么?”他问。“没什么特别的。”我转过脸看着他。他在黄色记事本上写写画画。“你在写什么?”我问。他盯着我。“你觉得我在写什么?”他问。“我可不知道,”我说。他写下了更多东西。“你打算帮我吗?”我问。“你觉得你需要帮助吗?”我再一次望着窗户,“我不知道。”从眼睛的余光中看到他写下一些东西。“你看起来很不安。”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很诧异,看着他,“我没有。”他把脑袋歪向一边,“你很生气,不是吗?”我笑了。“你观察得很仔细,不是吗?”我说,他记了下来。七辆红色的车,六辆蓝色的。日子像凝固了一样,树木的枝叶纹丝不动。我们静静地坐着,椅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是个心理治疗师,喋喋不休地问我母亲的状况,问我的梦想。我等他告诉我是否情况不妙,为什么我会突然陷入狂躁当中、用梳妆台抵住房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连好多天、在夜半时分溜出家门、在学校不停地惹麻烦。那该死的心情为什么总是反复无常?为什么老是有担惊受怕的感觉?他坐着,一言不发地观察着我,什么忙也没帮上。我放弃了。他不是在寻找饮食失调、酗酒或滥用毒品的证据,不是在寻找心理疾病。事实上,他什么都没寻找。直到有一天,他啪的一声合上了记事本。“我有什么问题?”我问。“我疯了吗?”后一个问题我没有说出口,因为答案显而易见。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英明结论是,我是个很生气的小女孩。去看精神科医生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学校,朋友们绝口不提此事,但其他的孩子在我走进教室的时候都聚在一起窃窃私语,那些我不喜欢和讨厌我的孩子,富家子弟、势利眼。其他人在一个人耳边低声说--去,问问她--他走到我的面前:“你真的是,那个……疯子吗?”“不是”,我说,眼睛看着课桌。“那你为什么去看那个什么精神科医生呢?不是只有疯子才去吗?你说呢?你就承认了吧!”我没有回答,只是用力在笔记本上乱画,圆珠笔的笔尖破了,油墨弄脏了纸,他们大笑起来。我是个疯子,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包括我。 突然之间偏头疼发作了,我感到头痛欲裂。偏头痛几乎每天都来造访,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医务室,瘫倒在小床上,把身子蜷缩成一个球,枕头压在头上。护士叫来了父母,回家之后,我躺在黑暗当中,拉下百叶窗帘,狂暴的念头和形象穿越大脑,闪耀着炫目的色彩和光芒。躺在床上,每当痛楚紧拽住头颅的时候,身子就不停地颤抖、大汗淋淋,眼眶的深处狂跳不已,在恐惧中几乎动弹不得。父亲慢慢打开房门又轻轻地关上,震耳欲聋的噪声逼得我走投无路。他把身子靠过来,床微微陷了下去。“这里,”他温柔地说,把一张湿毛巾盖在我的眼睛上,“感觉怎么样?”他问。“很糟糕,”我轻声说。“我很抱歉,”他说,把手放在我的肩头,“很快就会过去的。”他起身,床嘎吱作响,房门在他身后轰地一声关上了。我用手按住头。父母带我去见了一个又一个医生,都不知道毛病在哪里。他们开药,用生物反馈疗法,没有见效后责怪他们也无能为力。父母蹑手蹑脚地在家里走动,迷茫而害怕。他们不知道这样严重的头痛发作后意味着什么。医生们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死亡应该是静谧的。我躲在洗手间里,用一把修补刀片在大腿上划出细小的交叉切口,伤口很浅,但可以缓解压力,让思绪清晰起来。我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鲜血顺着伤口渗出来,我用卫生纸把血吸干,一片殷红在纸上慢慢延伸。很好,在流血,这表明我还活着。晚餐时间,父亲在大喊大叫,母亲冷冷地一言不发。他们对我叫嚷,我对着他们叫嚷--疯狂的情绪从胸中升腾,我跳下凳子跑开了,怒火燃烧着,紧贴着嗓子眼,甚至可以尝到怒火的味道。父亲在身后追赶,叫喊着。我尖叫着飞跑,我们面对面站着,大吵大闹,他的脸愤怒地扭曲着,我可以感受到他那扭曲的脸,我恨他,恨他的疯狂,也恨我,恨我自己的疯狂。母亲站起身来,走过饭厅,砰的一声关上了卧室门。父亲和我叫喊着,到最后我们都累了,精疲力竭,站在那里喘着粗气。 “嘿,”父亲心情舒畅地说,他又精神抖擞了,“想玩掷骰子游戏吗?”“好啊!”我说。我们坐到地上开始玩,欢笑着度过美好的时光。放学回家,打开家门走进屋子。第一眼见到的是父亲,他斜着身子躺在沙发椅上,光线透过长长的玻璃窗照进来,我的眼睛用了好一段时间才适应。我扔下书包。“你怎么了?”我在房间的这头问他。其实根本不想理会他怎么了,我厌倦这一切,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他有什么举动。他蜷缩起身子,用胳膊抱住膝盖。“我不知道,玛雅,”他说,开始哭泣。“真的不知道。”我无力地望着他,想跑过去对他拳打脚踢直到他站起来。每次看到他这样子,我都有种溺水而不能自拔的感觉。他的悲伤像一双大手紧贴着我的喉咙,让我无法呼吸。我已经耗尽了可以将他从悲伤中拯救出来的爱。“你知道那些下午,”他说,呼吸中带着颤抖,“你在生活中前行,一切都好好的,然后下午就到来了,感觉就像被狂风击倒,一切都糟糕起来。”他叹了口气,慢慢直起身子,端坐在躺椅上,肩膀耷拉着。“就这样,”他说,“就像那些过去的下午一样。”沉默了片刻,他又躺了下去。我应该说我爱他,应该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走过大厅来到我的房间,侧着身子躺在床上,望着墙壁,蓝色花纹的墙纸挨着鼻子。我努力控制着,但还是忍不住哭了。我知道父亲所说的那些下午。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