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到秋天苏联人变得安静下来时，杜鲁门的任务反而变得困难多了。杜鲁门的麻烦不再是像在伊朗和土耳其那样围绕着迫在眉睫的苏联扩张威胁。随着西欧进入现存记忆中最为严酷的一个冬天，杜鲁门立即面临一个极为繁重复杂的任务，即重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西欧。英国笼罩在凄风苦雨当中，左翼中的一支激进力量有可能上台。中欧的部分地区面临饥荒。法国混乱不堪。杜鲁门害怕法国共产党从内部夺权，所以曾经秘密命令驻德美军准备好开进法国。 西方并没有受到红军威胁，而是面临内部崩溃。杜鲁门最亲信的顾问催促他用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去建设属于我们的世界”，以免苏联因美国无所作为而获胜。 但在总统看来这个建议简直是痴人说梦。国会和美国人民对苏联的攻击做出反应是一回事，但是要在欧洲花费纳税人几十亿美元就是另一回事了。美国人辛酸地回忆起在欧洲人是如何忘恩负义地对待自己一战时给予他们的帮助的。支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做法将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的贸易措施和帝国主义政策长久以来一直让美国人很恼火。此外，美国人在战争当中也有牺牲，现在他们还想着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呢。这件事很不容易，因为1946年底的通货膨胀剧增、罢工和肉类短缺不仅给美国经济也给杜鲁门的声望造成了伤害。很多美国人认为，如果总统想要帮助谁的话，那他应该先减税来帮助自己人。到1946年秋天杜鲁门的难处已显露无遗，自由派攻击他太过军国主义，而保守阵营则诟病他的经济政策。 攻击杜鲁门的自由派人士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他是新政早期声名赫赫的农业部长，1941—1945年任副总统；1944年他在操弄下被挤出副总统提名人，这样杜鲁门才当上罗斯福的竞选搭档，最后华莱士在1945年担任商业部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他所谓的“普通人”造福的事业当中去，给小商人增加贷款，尤其是通过扩大对外贸易把经济蛋糕做大。华莱士很快发现，杜鲁门对苏联人的好战态度危及与俄罗斯、东欧甚至中国的贸易渠道。 1946年9月12日在纽约的一个政治集会上，华莱士发表了一个演讲，引得杜鲁门赶忙亲自出来做出澄清。这篇演讲的要点是，一定要与俄国在政治上达成谅解。华莱士宣称，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他希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在“友好的基础上”竞争，并且“使相似之处不断增多”。但是，华莱士在演讲的的愉快结尾处又补上了附带的一笔：“我们必须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放贸易的门户……我们不能允许东欧的贸易大门被关闭起来，正如我们要求中国市场也要对外敞开一样。”此刻贝尔纳斯和范登堡正在巴黎与莫洛托夫进行艰苦而毫无成效的和平条约谈判。他们立即要求华莱士去职，9月20日杜鲁门照做了。 两人对华莱士演讲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从中能够看出美国的政策自二战以来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华莱士本质上在呼吁美国政府回复其在1945年向苏联发出的邀请，即邀请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苏联经济来加入一个友好的经济竞赛，当然是按照美国的游戏规则和美国工业的庞然大物来竞争。到1946年年中，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已经离此太远了。他们当时确信斯大林不会接受美国的规则；但是如果他面临优势武力的直接威胁时，他也会与美国人合作的。考虑到这个背景，再加上华莱士关于世界范围内门户开放的高调呼声，无怪乎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首先对华莱士的演讲发起攻击，称之为“美帝国主义”的伪装。只有当贝尔纳斯和杜鲁门严厉批评华莱士时，《工人日报》才悟到他的主张的价值。 尽管如此，华莱士还是表达了许多新政派人士的关切。9月底，一个劳工领袖团体与罗斯福新政的两位坚定支持者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和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会面，宣布支持华莱士的观点并发出停止核试验的呼吁。而杜鲁门却坚信华莱士是个“和平主义者”，比二战期间美国亲纳粹的团体还危险，属于“听命于乔•斯大林大叔的破坏阵线”。 新政联盟的分裂严重损害了杜鲁门的政治资本，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总统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民意调查中仅有32%的受访者认为他胜任总统职务。杜鲁门的民主党同仁居然不请这位总统为1946年的国会竞选活动站台助威，反而更愿意在广播中播放罗斯福演讲的录音。这次选举对于杜鲁门政府来说是个灾难，共和党人自1928年以来首次牢固地控制了参众两院。此外，共和党的这个“1946年级”包括了雄赳赳气昂昂的保守派，如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雷克尔（John Bricker），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这些新科国会议员在选举中一直高举反共大旗，但也呼吁大幅度减税。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支持大规模对欧洲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特别是在斯大林仍然保持安静的情况下。 几位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如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建议说，如果杜鲁门能辞去总统职务，那将是他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在1946年的最后几天，反击开始了。一个自由派团体准备在华盛顿集会，以成立“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与华莱士不同，这个组织保证继续在民主党内部活动，并主张在国内和海外两条战线上抗击共产主义。成立大会的主席是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他也许是对当代美国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自18世纪40年代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以来，没有一位神学家如尼布尔那样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和爱德华兹一样，尼布尔也强调在这个社会中原罪和罪恶的权力的重要性。他极不赞成在1900—1930年这段时期中塑造了美国思想的那种“情感乐观主义”，这种思潮在1945年之后的世界里以“积极思考”的面目再次出现。 尼布尔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著作和演讲中阐发了他的中心论述：由于贪婪、目光短浅和无力意识到自身权力的有限性，人们陷于焦虑之中，且不能建设性地来使用自由。这种焦虑导致对权力的渴望，进而又导致冲突。尼布尔发出警告说，由于“在所有的人类美德中都发生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堕落”，所以不能完全信赖理性——特别是科学，因为理性和科学经常拒绝使用宗教的和历史的洞察力，而这两种洞察力对解决世俗问题都是必需的。 随着冷战加剧，尼布尔胸有成竹地给出了他自己的一套解释和解决办法。他指出共产主义是最恶劣的和最具侵略性的社会形式，因为它相信可以靠改变经济关系在罪恶的世界里达到人类大同。他告诫说，私人财产“并不是人类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是工具”。 尼布尔指责共产主义者没有看到更重要的和根深蒂固的东西：个体的人对权力的渴望。更糟的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共产主义要通过把权力集中在一个或几个领袖身上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不是在社会内部发展出一种权力制衡。进而，共产主义对科学和所谓的科学理性加以利用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尼布尔的观点：科学是高度工具性的，它可以服务于极权社会，而且很容易被极权社会所操纵。 尼布尔相信，由于“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对权力的表达”，所以只有通过建立尽可能完善的权力制衡的局面，西方才能够保持其自由的存续。他认为新政资本主义在美国国内提供了最大的希望，因为罗斯福建立政府机构去遏制不负责任的私人企业。但在海外则无法寄希望于一个世界政府。尼布尔支持巴鲁克的原子能计划，他在1946和1947年联篇累牍地写文章，呼吁要靠复兴欧洲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1946年访问了欧洲之后，尼布尔的注意力集中到德国问题之上。这里，他再次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象征，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尼布尔最早明确而详细地表述这样一种主张，即建立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统一的大西洋共同体；而如果要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欧洲的话，德国必须扮演关键角色。他在1946年10月写道：“不能靠进一步的让步来缓解俄国的野蛮好战。”“俄国人希望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征服整个欧洲。”然后他把矛头指向了华莱士：“不论自由主义还是基督教自由主义（Liberal Christianity）都一直有一种可悲的弱点，他们拒绝诚实地思考人类存在的悲剧性方面，因而很容易就滑落到了感情用事的状态中去。” 尼布尔为1947年德国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喝彩，这是因为他接受“已经成为现实的、显而易见的东西德的分裂……只有上帝才能在这种善恶并存的局面中创造出秩序。但是，我们自己必须紧握刀枪随时准备战斗”。 这样，尼布尔所作的工作，不仅成为了批评华莱士和谴责共产主义的出发点，而且成为形成“欧洲第一”政策和重建德国的出发点。最重要的是，他为这些年来的基调、视角，以及那些未曾言明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假设，提供了历史根据和论说理据。 但是把尼布尔的观念转变为政策还需要时间。由于西欧局势的恶化以及共和党控制国会的事实，杜鲁门似乎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一向平心静气的美国有识之士们现在也开始焦躁不安，高声叫嚷。比如，在亨利•史汀生建议要对苏联加以理喻正好一年之后，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向这位退休的政治家征询意见。当晚福莱斯特尔的日记中记到：“他说，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应该尽我们所能生产原子弹。” 其他人也都支持史汀生的想法，但是无论造出多少原子弹都不能阻挡欧洲经济的崩溃。 不像丘吉尔和斯大林，杜鲁门还没有公开加入冷战。西方列车的方向和速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这位总统的冬天一定会和那年欧洲的冬天一样凄苦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