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完成专著《"不断革命"论》。中译本"出版者说明"指出：自从托洛茨基在１９０５年正式提出"不断革命"论以后，"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等一系列问题上，他同列宁发生了严重分歧"。两人由分歧而产生的论战，一直持续到列宁逝世。 列宁与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充当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张，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能力，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先锋、以农民为同盟军的"工农民主专政"；但这场由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同盟者的"特殊形式"的革命，归根结底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则反对"联合专政"的观点，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雏形。不论是列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假如还有"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之说）无疑是一种新奇的政治观（政权观），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殊途同归，只是斯大林及其同盟者出于权力斗争的目的，夸大了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曾自述其"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１７年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革命观点，即不让无产阶级加入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使其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到了１９２４年秋，'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意味着这样一种观念：取得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一国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支撑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据《托洛茨基主义》一书所述：在十月革命前，"谁也没有想到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会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在俄国革命家中，预言落后国家俄国将首先进行革命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而列宁甚至在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还认为，欧洲会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是主张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的"。"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１９０５年革命以来的基本理论就恰恰是主张'不可能论'。托洛茨基曾经详细地援引文献来论证这一点。……列宁在世时根本没有提出过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点实际上已由斯大林自己作了旁证。１９２４年４月，列宁去世后不久，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也从列宁的观点出发，论述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布哈林也是如此，他也一直反对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早在１９２１年，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在内的党的政治局发表的《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明确指出"俄国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优势的落后国家，俄国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但在１９２４年１２月，"斯大林在他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却提出了与'不可能论'背道而驰的'可能论'……而主张'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布哈林也随着斯大林主张的变化而改变了观点"；"斯大林改变主张的真正原因在于托洛茨基与'三人帮'（指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引者）的权力之争"，斯大林为了清除托洛茨基，"居然到了要修正布尔什维克'不断革命'这一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地步"。而"布哈林是一位远比斯大林卓越的理论家。不过，我们只能认为，他最终还是由于权力斗争而追随斯大林，并因此而改弦更张"，"站到了反对托洛茨基的'三人帮'一边"；"后来，他后悔于同斯大林的联合"。如此看来，列宁的"革命观"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非完全不相容，《托洛茨基主义》的作者对马忠行甚至认为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对立，特别是在落后国家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致的"。与其说是列宁同托洛茨基有理论分歧，莫如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由"不断革命论"引发激烈的权力冲突，而"不断革命"的争论只是他们之间权力冲突的外衣，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生死搏斗已经远离理论层面。 《"不断革命"论》集中阐述了托洛茨基一贯的"革命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的《总结与展望》（１９０６年）一文中也有所发义。总的来说，列宁与托洛茨基既有分歧又有共识，即或有争论也不是势不两立，他们是在分歧中逐渐走到一起，最后在十月革命的重要关头，行动达成一致。晚年的列宁是赞赏托洛茨基的理论才能、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的，否则他也不会在"口述遗嘱"中对斯大林无限膨胀的权力深表忧虑，而对托洛茨基给予高度评价。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的"俄文版序言"中说："不断革命，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结束。""不断革命"论不但关涉俄国革命，它还要表述的是社会变革过程的阶段性以及这一变革在世界范围的连续性、持续性，也就是如何在全世界连续地、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托洛茨基说，"不断革命"论不是他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了，但托洛茨基的确是"修正"了马恩"不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５０年３月）中说："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在《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一文中提出了其"不断革命"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尽管俄国从历史上说是落后的，但是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俄国无产阶级仍能通过革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在被资本主义敌对世界所包围着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种种矛盾，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范围内，才能找到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由此，托洛茨基版的"不断革命"论构想了三个"不断性"革命的递进关系：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他从七个方面系统而繁琐地阐述了其"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进行一次"跳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改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民主专政"在俄国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论"跳过历史阶段"；民主专政的口号对东方意味着什么；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最后以十四个"基本论点"解释"什么是不断革命"。简言之，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落后国家一国范围内独立建成，即使暂时建成也会被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孤立，必引起国内矛盾的激烈爆发，以致造成崩溃（苏联在后来的崩溃与它首先建成社会主义没有因果关系，并不能证明托洛茨基有先见之明--引者）；"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后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才算完成，所以，必须进行世界性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游谈无根，空疏浮泛而不切实际，无甚新意。托洛茨基的思想虽以"主义"之名大行其道，在世界上宗奉者众（是为"托派"），究竟不成气候。"不断革命"论所牵涉的理论问题和由此而引起的激烈争论错综复杂，还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冲突和革命领导权的归属，以及对世界各地革命力量的控制，势必引起党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既有宿怨，"托洛茨基主义"便成为斯大林清除异己的口实，遭到沉重打击。１９３６年８月，流亡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完成了他一生中另一本名著《被出卖的革命》（有两个中译本，一是三联书店资料室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编印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柴金如译，内部发行，"灰皮书"；一是台湾南方丛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简文宜译）。此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论述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的变化。在"苏联往何处去"一章中，托洛茨基认为自进入斯大林时代以后，列宁所提倡的民主制已被全能的官僚制所压倒。托洛茨基指出了斯大林主义的危害性，说"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虽然在社会基础上有很大的差异，却是两种互相对称的现象，两者之间有许多要点是极其相似的"；"苏联将看见自己已经置身于崩溃的悬崖之上"。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１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身亡（撰写中的《斯大林：对此人及其影响的评价》只完成七章。中译本易名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出版）。关于他的被杀，背景扑朔迷离，有人认为暗杀者是斯大林所派遣。托洛茨基一生执著于"不断革命"的乌托邦梦幻，历经沙俄政府的关押、流放和斯大林时代的流亡，至死不渝，固然悲壮；然则假设当年他在与斯大林的较量中取胜，也不过是以托原籍波兰的学者多伊彻著的托洛茨基政治传记《先知三部曲》洛茨基主义代替斯大林主义而已，其统治形式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变化，相信亦摆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结局。 一直以来，东西方政治学者对托洛茨基其人以及他在国际共运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评价分歧很大。多伊彻曾经是波兰共产党内的"托派"，他对托洛茨基及其学说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先知三部曲》这部一百二十多万字的传记体学术名著中。出于对"教主"的崇敬，作者在叙述中难免对托洛茨基有溢美之辞，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权威性著作。多伊彻是这样总结托洛茨基的一生的--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和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一个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倘若他在30岁或35岁时即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那么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作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晚辈。倘若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托洛茨基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年至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他在身后也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既不会被消灭也不会永久湮没；由于这份遗产，他的许多追随者高呼着他的名字慷慨就义；时间将赋予这份遗产愈来愈重要的意义…… 这番话对托洛茨基确乎评价甚高，不论我们同意与否，亦姑妄听之罢。《"不断革命论"》台湾版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言论》（灰皮书）《"不断革命"论》另有一中译本，系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出版，译者林骧华等。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多已译成中文，除了《"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及其《自传》（有多种全译、节译本），还有《俄国局势真相》（三联书店资料室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编印，刘珙译，内部发行）、《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资料室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编印，内部发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资料室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编印，吴继淦等译，内部发行）、《托洛茨基言论》（上下册，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７月出版，郑异凡等译，内部发行）、《论列宁》（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２月出版，王家华等译，内部发行）、《肖像集》（外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出版，南江等译，内部发行）、《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出版，刘文飞等译）等。国外研究"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也有不少译为中文，除了上述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先知三部曲》，举其要者有《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１９６４年４月出版，杨永等译，内部发行、《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苏］巴斯马诺夫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９月出版，苗为振等译，内部发行）以及五辑《托派第四国际资料》（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９６５年２月陆续出版，内部发行）等。 注释 ①《武装的先知》，第９３页。 ②《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１８２页。 ③转引自《俄国政党史》，第７２-７３页，李永全著；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８月出版。 ④《武装的先知》，第８７页。 ⑤《武装的先知》，第１１８页。 ⑥《武装的先知》，第９８页。 ⑦⑧《武装的先知》，第１０１页。 ⑨⑩《武装的先知》，第１０２页。 《武装的先知》，第100页。 《列宁全集》，第８卷，第８０页。 转引自《武装的先知》，第１２８页。 《武装的先知》，第１５４页。 《武装的先知》，第１６７页。 转引自《武装的先知》，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武装的先知》，第２００页。 《武装的先知》，第２０２页。 转引自《武装的先知》，第２８２页。 见《武装的先知》，第２８８页。 转引自《武装的先知》，第２９９页。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４４５、４４６页；［法］夏尔·贝特兰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８月出版，"灰皮书"，内部发行。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２０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２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５４５页。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５００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５８０、５８８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１８３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５８５页。 见《流亡的先知》，第４９２-４９３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６４１-６４６页。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６４７页。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５０２页。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５０９页。 转引自《托洛茨基主义》，第２３-２４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３１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３２、６３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９-１３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２０页。 《托洛茨基主义》，第６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第２９２、２９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４月第１版。 转引自《托洛茨基主义》，第３５-３６页。 《"不断革命"论》，第８８页。 《"不断革命"论》，第２２４页。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２４９、２５８页，简文宜译；台湾南方丛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出版。 《流亡的先知》，第５５３-５５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