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经济繁荣

魏风骨 2011-04-05 0赞

【http://blog.sina.com.cn/leiwon】汲取成功者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道理，然而在奔向经济繁荣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拉丁美洲国家坚定地执行发达经济体向全球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结果却是债务危机频发、经济社会动荡；前苏联及东欧转轨经济体本来期望成为摒弃中央计划经济的优等生，却在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病床上沦为奄奄一息的小白鼠。基于对20世纪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经济表现的观察，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中指出：“有效的制度结果不一定来自唯一的制度设计。”与此类似，钱颖一在《中国的改革是如何成功的？》（本书第11章）一文中也谈到：“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它们不知道改革的具体目标所在，而是要寻找到一个通往这一目标的可行路径。因此它更关注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而非最佳经验制度。”根据钱颖一的描述，中国在改革初期实施了一系列既改进效率又兼顾执政者利益的经济制度，例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财政合同制、匿名银行制度等。通过上述转轨时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中国在缺乏私人产权制度及其他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启动了经济增长，并于1990年代后期逐渐向“最佳经验制度”靠拢和趋同。从事后进行的学理研究来看，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举世罕见的创新之路，但我认为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很更倾向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窘境，其中的关键梗塞便在于意识形态之争（可参见吴晓波：《吴敬琏传》），主要体现在那些“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新老划断”、“先行先试”等中国经济改革所特有的思路和办法。幸运的是，意识形态的掣肘却激发出了敢为人先的种种创举。如果将清末中国未能建立起汉人主导的君主立宪制归因于国运不济，那么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恰恰是阴差阳错、否极泰来之象。

全力解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

聂日明 2010-03-15 19赞

  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同的国家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有的国家步入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通道，但有的国家则陷入经济增长缓慢甚至滑坡的泥淖。尤其是伴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全球政治转型浪潮，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严重的“分道扬镳”现象，所有的人都在问为什么。哪怕是同一国家的经济，不同经济学家的解释也是千差万别。

  长期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的罗德里克一直追寻研究经济何以繁荣，从早先他所撰的《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到这本他晚近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希冀以一种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来弥合解释上的分化。

  在增长经济学那里，经济增长取决于物质资本的深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内生因素，其中典型的表达是索洛的“增长模型”；更深基础性的决定因素一般可归结为地理区位、贸易一体化与制度安排，这些是外生因素。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已然明白，众多的增长模型或许适用于发达国家，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普里切特在描述越南和菲律宾时曾提出，在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多样性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一个精致的增长模型，更需要一套“玩具集藏”，将增长模型扩展成一系列适应各种环境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增长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框架内，通过对国别经济增长的分析性描述，而非以跨国计量检验为主的经济增长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分化，而这即是这本《探索经济繁荣》所想达到的目标。

  罗德里克认为，从国别研究中，我们得到的最关键启示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是重要的。在案例样本中，中国、博茨瓦纳、毛里求斯与澳大利亚得益于现有或创建的有效的制度与社会规则体系。波兰、匈牙利与捷克更是在制度上迅速而有效地向欧盟追赶。但制度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如此之多、繁杂，以至于人们无法给出清晰、简单的因果链条。制度的缺陷，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本书中的十几个国家的案例中，制度安排可以发挥作用，需要因地制宜，重视路径依赖与区位因素对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影响。采用西式民主的印度与未采用西式民主的中国都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增长新星，中国犹有胜出，至今龙象之争仍是学界的焦点。玻利维亚实施休克疗法也同样如此。事后来看，印度、玻利维亚的制度环境或改革议程尽管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但可能其社会安排存在缺陷，也可能政策并没有切中其制度中的弊端，致使经济增长成效不佳。

  令人振奋的是，地理决定论已渐渐退出。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的实践都表明，制度安排可以克服地理条件与初始条件等带来的限制。但最让人着迷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本书关于中国的章节，由钱颖一所撰，详细叙述了中国“从转轨制度走向最佳经验制度”的道路，从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财政联邦主义和受约束但保持财政收入稳定的政府四个维度，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罗德里克、罗兰等人在内都认为，全方位而完善的制度变迁方案，并不是在经济转型中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往往是不可行的，改革可以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集中力量来解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精髓。

  罗德里克在持续不断地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更关注用比较的视角来探索中国如何国强民富。与世行在1990年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相异，林毅夫等人在1994年总结了中国的发展经验，称之为“中国模式”，2004年库柏·雷默更从新的视角提出“北京共识”，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然而一国的经济繁荣是否就是全部·伊斯特利在本书中就说，尽管巴基斯坦有一定的经济增长，但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这种增长是极其脆弱的，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后者因此直接导致了1997年的经济崩溃。

  《探索经济繁荣》初稿成于2001年，而今世界虽未物是人非，却已然是另一番图景。回过头来看，中国是否真正地走出了一条新颖无二的道路？中国过去的经济繁荣是奇迹还是泡沫？自2004年以来，对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反思此起彼伏，对产业结构失衡、区域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弱势群体利益保护不足、政治权利缺失等的评论不绝于耳。国际经验显示，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急速发展时都遭受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GDP达到3000至8000美元时，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频频。当前的中国也已进入这个范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今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北京共识的终结》，较为代表性的总结了这一局面。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与政府干预等反正统经验，但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明白无误实践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稳健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

  我们有必要重读罗德里克的结论，制度安排需要因地制宜，并不意味着存在两套有效的基础性经济制度。中国的奇迹在于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速度、策略可能存在差距，但不代表在转轨的彼岸中国可以独辟蹊径。布拉德福德?德龙在总结印度经验时提出，一定意义上来看，东亚经济增长（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奇迹并不值得研究，因为其经验无法复制，而印度则更具普遍意义。对于中国来说，这或许意味着，中国改革必须从更基础的层面向制度变迁的彼岸前行。

全力解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

聂日明 2010-03-15 19

  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同的国家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有的国家步入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通道，但有的国家则陷入经济增长缓慢甚至滑坡的泥淖。尤其是伴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全球政治转型浪潮，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严重的“分道扬镳”现象，所有的人都在问为什么。哪怕是同一国家的经济，不同经济学家的解释也是千差万别。

  长期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的罗德里克一直追寻研究经济何以繁荣，从早先他所撰的《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到这本他晚近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希冀以一种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来弥合解释上的分化。

  在增长经济学那里，经济增长取决于物质资本的深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内生因素，其中典型的表达是索洛的“增长模型”；更深基础性的决定因素一般可归结为地理区位、贸易一体化与制度安排，这些是外生因素。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已然明白，众多的增长模型或许适用于发达国家，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普里切特在描述越南和菲律宾时曾提出，在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多样性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一个精致的增长模型，更需要一套“玩具集藏”，将增长模型扩展成一系列适应各种环境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增长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框架内，通过对国别经济增长的分析性描述，而非以跨国计量检验为主的经济增长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分化，而这即是这本《探索经济繁荣》所想达到的目标。

  罗德里克认为，从国别研究中，我们得到的最关键启示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是重要的。在案例样本中，中国、博茨瓦纳、毛里求斯与澳大利亚得益于现有或创建的有效的制度与社会规则体系。波兰、匈牙利与捷克更是在制度上迅速而有效地向欧盟追赶。但制度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如此之多、繁杂，以至于人们无法给出清晰、简单的因果链条。制度的缺陷，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本书中的十几个国家的案例中，制度安排可以发挥作用，需要因地制宜，重视路径依赖与区位因素对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影响。采用西式民主的印度与未采用西式民主的中国都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增长新星，中国犹有胜出，至今龙象之争仍是学界的焦点。玻利维亚实施休克疗法也同样如此。事后来看，印度、玻利维亚的制度环境或改革议程尽管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但可能其社会安排存在缺陷，也可能政策并没有切中其制度中的弊端，致使经济增长成效不佳。

  令人振奋的是，地理决定论已渐渐退出。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的实践都表明，制度安排可以克服地理条件与初始条件等带来的限制。但最让人着迷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本书关于中国的章节，由钱颖一所撰，详细叙述了中国“从转轨制度走向最佳经验制度”的道路，从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财政联邦主义和受约束但保持财政收入稳定的政府四个维度，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罗德里克、罗兰等人在内都认为，全方位而完善的制度变迁方案，并不是在经济转型中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往往是不可行的，改革可以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集中力量来解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精髓。

  罗德里克在持续不断地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更关注用比较的视角来探索中国如何国强民富。与世行在1990年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相异，林毅夫等人在1994年总结了中国的发展经验，称之为“中国模式”，2004年库柏·雷默更从新的视角提出“北京共识”，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然而一国的经济繁荣是否就是全部·伊斯特利在本书中就说，尽管巴基斯坦有一定的经济增长，但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这种增长是极其脆弱的，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后者因此直接导致了1997年的经济崩溃。

  《探索经济繁荣》初稿成于2001年，而今世界虽未物是人非，却已然是另一番图景。回过头来看，中国是否真正地走出了一条新颖无二的道路？中国过去的经济繁荣是奇迹还是泡沫？自2004年以来，对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反思此起彼伏，对产业结构失衡、区域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弱势群体利益保护不足、政治权利缺失等的评论不绝于耳。国际经验显示，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急速发展时都遭受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GDP达到3000至8000美元时，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频频。当前的中国也已进入这个范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今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北京共识的终结》，较为代表性的总结了这一局面。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与政府干预等反正统经验，但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明白无误实践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稳健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

  我们有必要重读罗德里克的结论，制度安排需要因地制宜，并不意味着存在两套有效的基础性经济制度。中国的奇迹在于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速度、策略可能存在差距，但不代表在转轨的彼岸中国可以独辟蹊径。布拉德福德?德龙在总结印度经验时提出，一定意义上来看，东亚经济增长（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奇迹并不值得研究，因为其经验无法复制，而印度则更具普遍意义。对于中国来说，这或许意味着，中国改革必须从更基础的层面向制度变迁的彼岸前行。

经济繁荣：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

魏风骨 2011-04-05 0

【http://blog.sina.com.cn/leiwon】汲取成功者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道理，然而在奔向经济繁荣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拉丁美洲国家坚定地执行发达经济体向全球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结果却是债务危机频发、经济社会动荡；前苏联及东欧转轨经济体本来期望成为摒弃中央计划经济的优等生，却在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病床上沦为奄奄一息的小白鼠。基于对20世纪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经济表现的观察，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中指出：“有效的制度结果不一定来自唯一的制度设计。”与此类似，钱颖一在《中国的改革是如何成功的？》（本书第11章）一文中也谈到：“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它们不知道改革的具体目标所在，而是要寻找到一个通往这一目标的可行路径。因此它更关注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而非最佳经验制度。”根据钱颖一的描述，中国在改革初期实施了一系列既改进效率又兼顾执政者利益的经济制度，例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财政合同制、匿名银行制度等。通过上述转轨时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中国在缺乏私人产权制度及其他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启动了经济增长，并于1990年代后期逐渐向“最佳经验制度”靠拢和趋同。从事后进行的学理研究来看，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举世罕见的创新之路，但我认为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很更倾向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窘境，其中的关键梗塞便在于意识形态之争（可参见吴晓波：《吴敬琏传》），主要体现在那些“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新老划断”、“先行先试”等中国经济改革所特有的思路和办法。幸运的是，意识形态的掣肘却激发出了敢为人先的种种创举。如果将清末中国未能建立起汉人主导的君主立宪制归因于国运不济，那么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恰恰是阴差阳错、否极泰来之象。

探索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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