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边界 事情到这里算是结束了。 多年之后，周立太隔着时间的尘埃，仍爱翻阅这个案件中一份份让他倍感失落的资料，并深为自己在这个案件中的无能为力而深感愧疚。 他说现在让他再来还原这件案件的始末，总结这次事件，一些事情他会看得更清楚，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法律怎样才不至于成为权力任意践踏的对象？ 周立太认为，实现法治社会的前提是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只有在民主政治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才能确保法律的善良和正义；只有在民主政治下，由人民选举产生执行法律的行政机关，才能使执法的政府官员公正地执行法律，而不会执法犯法；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司法机关才能独立地进行审判活动，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司法机关才能行使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的职能，监督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维护法律的尊严。由此可见，只有在实行了民主政治的法治社会里，才能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不再成为权力任意践踏的对象。 为什么只有在法治社会里，法院的司法判决才能使诉讼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主动执行法院判决而不需要法院派人去强制执行？ 因为在法治社会里，由于实行民主政治，确保了法律的善良和正义，而就是这种善良而正义的法律维护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可并拥护这样的法律，因而也就会在实际行动中主动遵守这样的法律；其次，捍卫正义是司法机关的神圣职责，“正义必须实现，但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在法治社会里，司法机关行使独立的审判权，审判活动公开进行，有一整套明确而具体的程序来保证诉讼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公开、公平的，诉讼双方的当事人都看在眼里，对自己认为不公正的行为可以随时提出抗议。法官作出判决所依据的实体法又是人们认可并拥护的法律，依据这种程序法和实体法所保障的诉讼活动所做出的司法判决，当然会使诉讼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主动执行法院判决而不需要法院派人去强制执行了。 13生而平等，歧视只意味着心虚 在歧视面前，周立太也没有赢得胜利。当法律遭遇城市性格的冲突的时候，与人冲锋陷阵的不公，就来自于文化的软伤害。跟文化作对，那就意味着跟一群人，一城人作对。 不同的人，对城市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一提起“上海滩”，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洪帮…… 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这种说法有些意淫的味道。当人们都在批评着上海人的时候，还时不时地回头看看上海的高楼大厦。在深圳，这座特区城市，最早、最豪华的宾馆称为“上海宾馆”（当初由上海石化、深圳中航和香港深业共同投资），并成为当时的地标。每当外地人到达深圳，找不到人的时候，就约定“上海宾馆那儿见”。 崇上海之毒，无孔不入，就连“阿拉”都能成为流行时尚。所有的城市把上海宠出了毛病，于是，习气就出现了。 渐渐地，“上海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 就像是广东人看哪里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哪里人都是乡下人。 乡下人，可不是个平常的称谓，被称为乡下人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别人可以忽略你应有的权利，忽略你应得的礼貌。 这是一种歧视，来源于经济。在崇尚文化的古老年代，经济被视为下品。在崇尚经济的年代，文化、法律、外交、人权，都无意中被视为附属品。 在经济发达的上海，上海人几乎忘记了曾经被割成七八块的耻辱和疼痛--那都是文化上的感受，跟祖宗有关，那是康梁时代、林语堂时代的事情，跟现实经济状况无关。经济给予上海人的感觉就是“太好了”，这让上海人自我感觉也“太好了”，所以上海人看哪里人都是乡下人，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 安徽人遭遇上海，景况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