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颐琐的个人记述里，不论是对他还是他的妻子而言，解放缠足并不是什么需要挣扎的难事。这一点在他的长篇小说《黄绣球》里，同样也看得出来。这部以书中女主角——女杰黄绣球——为题名的章回小说，共分三十回：在1904年（或1905年）连载于《新小说》杂志，至二十六回中止，到1906年（或1907年）发行单行本时，再加上后四回完成全书。《新小说》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月刊，为中国最早的文艺杂志，极具影响力。《黄绣球》因此也名列晚清进步小说中最著称者之一。这部小说将解放缠足扣连到拯救国族，而且将焦点摆在一位积极发言的女性宣传家，就此而论，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以国族历史为底稿的原型现代中国新女性特质。根据时萌的说法，《黄绣球》的刊载始于1905年《新小说》第二卷，于1907年由同一出版者印行单行本(《晚清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１０９页）。台湾重印本的编者则说了不同的初刊年份和单行本出版年份，分别为1904年和1906年，见《晚清小说大系》第十五册（台北：广雅书局，１９８４），第１页，写于《黄绣球》本文前的《黄绣球提要》。这样的混淆，可能是因为《新小说》到了第二卷第六号便停止发行的缘故（樽本照雄，《清末小说闲谈》，〔京都：法律文化社，１９８３〕，第１２页）。胡缨（Ying Hu）对于这部小说的分析，着重在黄绣球（在梦中）见到罗兰夫人的情节，认为这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中国国族主义与欧洲启蒙时期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相遇，见她的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１８９９—１９１８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２０００)，第１５３—1９６页。胡缨还指出（第１６２—1６９页），晚清小说家把女子教育置于国族主义关怀之下的倾向，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论女学》。 《黄绣球》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自由村”的虚构村落，该村座落在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居民大都为“黄氏子孙”。书中男性主人翁为三十几岁的黄通理，他心里想着，村里的风俗习惯与政治风气应该要一一修整过来。他的妻子黄绣球解开了她的缠脚布，然后劝服黄通理，他的改革计划最好从设立一所私办女子学校（女塾）开始。他们并肩作战，与迷信的尼姑、贪腐的满洲官吏，以及耍弄阴谋诡计的族兄黄祸周旋。最后，他们的女校成功运作，并将此一典范输出到邻村，还在村民会议中说服众人独立自治、组织男女民兵（义勇队）。虽然我们对于汤颐琐的认识，除了他是徐珂的朋友之外，所知有限，但很显然的，《黄绣球》是作者本人进步信念的一种直接表达。 从这部小说所展现的全球意识、对于女性意志的赞美，以及对于不论是个人身体的还是国家贸易的无障碍“交通”能力的重视，都可以发现，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域，在其中，解放后的女性位于核心位置。汤颐琐以一种相当新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全球意识，亦即，将地球视为一个球形物体。巨型而抽象的“地球”概念，在此被设想成为某种形状具体、色彩鲜艳的微型化物体：案头上的地球仪、西瓜、鸡蛋。黄通理告诉他的妻子，地球上住着五色人种，但只有黄、白两种为主要种族。汤颐琐，《黄绣球》，第２３、５４页。尽管黄通理运用“地理”来形容这两大种族之间的斗争，黄绣球却运用“天文”来述说她所体认到的两性平等意义。她一反中国传统讲“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说道：“近来讲天文的，都晓得天是个鸡蛋式，不是什么圆的。地就包在天当中，算是蛋黄，不是另外一块方的，这就天地一气，没有个高卑分得出来。”（第１７７页)在两者之间，他们描绘了一种新的宇宙观和全球政治，其中特别标举出平等的观念以及争生存的现实。竞争也好，抗衡也好，中国都只能借由与其他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来自我定义与定位。 黄绣球的鸡蛋宇宙观也带出了性别平等的宗旨：“女人就好比蛋黄，虽是在里面，被蛋白蛋壳包住，却没有黄，就不会有白有壳。……男人当中的英雄豪杰，任他是做皇帝，也是女人生下来的。所以女人应该比男人格外看重，怎反受男人的压制?如今讲男女平权平等的话……既然团结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轻重厚薄、高底大小、贵贱好坏的话。”（第１７７页）然而，这个关于性别平等的议论，乃是建立在一个吊诡之上：虽然女人在功能上比男人优越，在地位和权利上与男人平等，但她所处的位置依然是在“里面”，事实上，还被代表男人的蛋白给包裹着。更何况，女人的价值，仍旧体现在她能够生育的这件事情上面。 Joan Scott认为，此一吊诡本来就存在于自由派女性主义之中，见她的Only Paradoxes to Offer: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１９９６）。根据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化空间区分，理想女性正是被认定为“内人”，也就是说，这种古老的思想有了性别平等学说这个新包装。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反映出晚清社会对于应该如何适切地定位女性，感到相当程度的迷惘。 在《黄绣球》里，鸡蛋因而同时隐喻了“差异但平等”的性别关系、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以及哥白尼式的宇宙观。这三个领域的连结本身并不新鲜；儒家的宇宙观，长期以来便已声称个体、社会，以及天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尽管如此，地球如鸡蛋的比喻仍然教授了一种新的知识域，因为它要求一种从外在世界向内看的新视野。唯有当中国被缩小，而且置于以全球为范围的国族社群之中，中国才能被看成一个整体，而非零散的部分；就像观看者必须停伫太空，才能看到地球的球体样貌。换言之，国族的全貌与地球的球形，都是微型化视野的结果。而微型化的前提则在于，观看主体必须脱离客体：向后退开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再观看客体。 “天文”与“地理”这两门学问都源自这种新的观看方式，也都在20世纪前后成为学堂里的热门课目。出生于1895年的张秀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在家里设立私塾，教授蒙学；从3岁到13岁这十年之间，张秀熟就与其他男孩在这个私塾里接受教育。据他回忆，他最喜爱的课目，就是历史、地理和天文，童蒙时期背诵下来的课文，即使过了70年之久，依然能够朗朗上口。尤其让他眼界大开、印象深刻的，是一本名为《地球韵语》的地理读本。虽然他手上早就没有这本书，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其作者黄芝的点点滴滴，包括，黄芝拥有举人功名，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写成该书，1903年时担任张秀熟家乡的高等小学堂的堂长。当年的张秀熟正着迷于《地球韵语》，想到该学堂旁听作者讲授地理，却发现对方教的是《诗经》。张秀熟，《清末民间儿童读物》，收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第二十册，第１８０—1９０页。 《地球韵语》出版于1898—1903年之间，主要为五言和七言韵文。每一首韵文都讲述一个地理范围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其中有好几首更强调殖民主义的迫害和民主思想的可贵，这些也都是张秀熟自幼就背得滚瓜烂熟的，例如“四川省歌”、“内外蒙古歌”、“非洲歌”以及“美洲歌”等。这本幼学读物的编纂架构，从讲述帝国都城（京师）开始，接着是五大洲、中国十八行省、内外蒙古、世界各国首都，至中国的通商口岸为止。由这个次序可以看出，作者想要灌输的，是一种正在萌芽的国族意识：以中国的政治中心出发，而以国家主权的沦丧结尾。张秀熟，《清末民间儿童读物》，收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第二十册，第１８４—1８５页。这是一个新崛起的全球知识域，明显带着国族主义的调性，它教导人们，地球的人口分属不同的主权国家，而每个国家又由其首都为代表。于是，国族意识的铸造，乃是透过两种相反的理路：一则是跳脱（distancing），也就是从远处观看中国在全球国族社群中的位置；另一则是聚焦（centering），也就是专注于中国领土主权被瓜分和侵夺的具体地方情事。 幼童也对天文着迷。除了《地球韵语》之外，张秀熟最喜爱的读本还有《天文地舆歌括》，内中讲述日月星辰的演化、行星系统、月球朔望、经度纬度、黄道赤道，以及雷、雪、虹等自然天象。它还指出，若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地球乃一“扁圆”球体，在椭圆形轨道上，与绕日诸行星各循轨道，分列逐层；地球表面被航海家标测为若干经纬方格；地球外围有大气层环绕，依热力学原理衍生各种气象。同前注，第１８７—1８９页。张秀熟并未提到是否在他父亲的塾堂里看过地球仪——他父亲可能无力供应这类辅助教具——但是，透过韵文诗歌的形式，确实使他具体而细微地“观看”到了一个地球球体。 关于地球的图绘在20世纪初相当流行。这从1898年出刊的《女学报》便可看出端倪。《女学报》是中国第一份女性杂志，其中有一幅插图，画中是一间女子学校里的教室，里面有六个学生聚集在老师讲桌前，看着桌上的地球模型；女教师背后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亚洲地图。《女学报》第七号（１８９８／７），第1b页。这幅插画出自女画家刘靓（可青）的手笔。钱南秀（Nanxiu Qian）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幅图像，见她的“Revitalizing the Xianyuan (Worthy Ladies) Tradition: Women in the １８９８ Reform,” Modern China, ２９,no.４ (Oct. ２００３），第４２０页。1902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杂志，封面则画了一只紧抓着地球的飞龙。到了民国时期，地球依旧是一个物神化的物体(a fetishized object)，人们用它来标志一种现代化的视野，以及其中蕴含的国族意识。培育了许多女作家、女性职业精英，以及女性运动者的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其学生在1929年不但成立了一个名为“地球社”的社团，而且还发行了一份名为《地球》的月刊。关于《大陆》杂志的讨论，参见张楠和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８）第一卷，第９６７页;第一卷亦收入《大陆》杂志封面的书影（无页数编号）。“地球社”之名可见于王树槐等编，《海内外图书馆收藏有关妇女研究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５），第５７页。 地球天体的恒常运行，以及个人身体的气血循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连性，观看地球绘图的人并未忽略这一点。对于“停滞”的女性身体感到厌恶，认为它们跟不上新时代和新宇宙观的心情，助长了“天足”作为语言范畴和社会方案的诉求。“天”这个神奇的字眼召唤出一种现代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天然”的“天”意味着从矫揉造作的传统文化中释放出来的承诺，也因为“天体”的“天”意味着天体在一个自强不息的宇宙里周天运行的机械规律。若说科学的追求和地球知识域的诞生，反衬出缠足妇女与时代的捍格脱节——或者说，她们被塑造成相对于中国现代自我的传统他者——那么，所有男性改革者都曾熟读的儒家经典，在新时代里的命运就更尴尬了。黄芝在他的小学堂里不教地理而教《诗经》，我们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何在，但从他编写诗歌作为幼学教材一事来看，他对口语文学相当感兴趣；而《诗经》正是一部平民大众的文学，符合现代国族主义强调的民粹情感，正像前面讨论过的徐珂在其“素足”论述中呈现出来的那样。 现代的反缠足论证，还从《易经》之中，找到了用以表达衍生性宇宙概念的语言。因此，一篇发表于1917年、名为《天足说》的文章，开头便说道：“《易》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自汉儒夫为妇纲之说起，而女子从人，以顺为正。”汉儒这种从自然宇宙中退化的结果，是“矫揉造作”、“失其天真”，该文作者认为，这正可以说明何以缠足之风会兴起。笑云，《天足说》，《小说丛报》第三卷第八期（１９１７），第２页。 反缠足运动代表了一种努力，想要从人为“文化”回归到《易经》所描述的“自然”。“女子世界，别有一天。震乎天行之自强；痛乎天步之艰难。此天足会之所由兴焉。”同前注。与其说作者是在阐述反缠足义理，还不如说他对于“天”与“足”字义的各种发挥来得更感兴趣。他在文章最后还呼吁道，虽然天足会值得钦佩，但改革家更应该关怀那些比女人的脚更严肃的议题。以“天步”取代“天足”，突显了民国初期所在乎的运动、步行和交通方面的价值。再者，稳定的运动速度，也是天行不息的宇宙图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天行”与“天步”之间，或者说，在宇宙运行与躯体步行之间，画上等号之后，反而助长了一种将身体视为抽象存在或隐喻场域的观点。一旦妇女的肉体性被抹去了，对于缠足疼痛的描写，便无从入手，而这也正是反缠足论述的通病：《黄绣球》作者对于女主角的缠足与解缠经验的处理，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