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日记

认知的重要

黑色天空 2010-03-09 1赞

原来只知道几米是因为意外的疾病成就了【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向左走向右走】==原来乙肝也可以开出一朵花。

整个八月 2009-05-30 10赞

第一节病是小死，死是大病

　　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

　　谢有顺：昨天谈了一天，今天你就生病了，身体吃不消了，看来说话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我看你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自己是一个著名的病人，甚至最近还专门写了个长篇叫《病相报告》，看来你对病确实是已经像亲戚一样熟悉，很了解了。

　　贾平凹：年轻的时候，几乎是从十九岁上大学开始，就一直生病。民间有狐狸附体之说，我是病附体了。小时候生病，记忆不深刻了，小时得病也不治病，有一种巫术，就是“立柱子”或“提筷子”，或用放血疗法，或喝姜汤捂汗。上了大学，得了几场大病，身体就再不好了，在青年时期，几乎年年住院。三十岁时差一点就死了。一直到快五十岁，才慢慢好起来。折磨我最大的病是肝病，一九八四年，就是回商州考察，到一个县上，那里正流行乙肝，我感冒了去街道的小诊所打柴胡，打针感染上了。小诊所里用一个针头给无数人扎，扎一个用酒精棉球擦一下，这些我不知道，回来就得病了。后来又去商州了几次，在一个山镇的小旅馆睡了一夜，那里才发了大水，被子特糊，天未亮就浑身痒，出一身红疙瘩，以为是湿疹，回到西安怎么也治不了，后来一个老中医看了说是疥疮。那时中国已宣传消灭了疥，大医院医生从没想到这是疥。老中医让我擦硫磺膏，擦了一个多月才好的。生了疥那奇痒啊，痒得烦躁不安。据说希特勒是生过疥的，情绪烦躁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肝病一直到前年，才好的，医生都认为是个奇迹。

　　谢有顺：是彻底好了？

　　贾平凹：彻底好了。开始发现是肝病时，已经有腹水了。我的多少病友都去世了。西安所有大医院我都住过，身上有无数的针眼，杨七郎是万箭射死，我的针眼比箭眼多。

　　谢有顺：哈哈，病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贾平凹：现在有人向我开玩笑说：蚊子晚上都不叮你！因为我吃中药多，肉全是苦的。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难过得很。难过是老家的土语，就是不舒服。这种难过一直伴随着我。我现在有一批医院的朋友，起码有两个护士长是亲戚般的朋友了，一直走动着。我这一生中，病和我的任何活动都直接联系着。现在肝病好了，别的毛病却又出来了，心脏不好，大脑供血不足，肠胃也不行。小时候生活差，导致了我现在个头低，手无缚鸡之力。上大学支持越南献血，一次献３００ｃｃ，发的补养钱没舍得买补品，买了书，身体正弱着，暑假回家，家里缺粮，和父亲去河南的南阳买粮时受凉，又让蚊子叮了，回来发了烧，治了半年治不好，也是一个老中医，说是“打摆子”才治好了。那多半年身体就垮下来，再加上后来的乙肝，你想想，能不受罪吗？我这一生，感冒就没断过，别人老以为我长年四季都在感冒着。　　

　　病是小死，死是大病。这就是说，每病一次都好像是小小地死过了一次，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原来是如此短暂。

　　谢有顺：我知道很多人，他病过一场后，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一个原来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或者说雄心勃勃的人，往往经过一次大病以后，他会觉得自己过去那种雄心勃勃有点可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一切都将变得非常灰暗，非常灰心，觉得健康是惟一重要的。这和我们昨天谈的那个话题还是有关系的。病说出的恰恰是人的脆弱。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假如世界上没有病这回事，人不知要比现在骄傲多少倍！俗话说关公不怕死，但怕病。再坚强的人，疾病一上身，他就会体会到人的脆弱，无力，万贯家财也好，名望地位也好，都没有办法使他回到那种健康的状态里，这对人的触动肯定是很深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对我说，你别看那些当官的，有钱的，平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可他们一到医生跟前，就乖乖的了，叫他躺下，他就躺下，叫他坐着，他就坐着，不能吃这个，就不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人对生命充满渴望，生命是第一的，而疾病是生命的敌人。疾病一来，人就找不到那种强悍的感觉了，也没有心情再不可一世了，所以，我觉得疾病的存在，从某个角度说，它对人类是有益处的，至少，它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警告，一种限制。我曾经听过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病是小死，死是大病。这就是说，每病一次都好像是小小地死过了一次，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原来是如此短暂，身体的健康原来是如此的珍贵。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些这样的体验，没有病和死，有些人还真的很难体会到人的脆弱和凄凉呢。这种体验对作家的写作也是有帮助的吧。

　　贾平凹：得病以后，必然产生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感。如果小病，得了病是热闹的，许多人关心你，不见面的朋友也见上了，给你带鲜花和好吃的，你觉得得了病像立了功，生活在爱中，在热闹中。但若是长时间的病，是特大的病，人家来看你一次也就是了，你只有孤独、寂寞、悲凉。

　　谢有顺：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　　

第二节　绝望使人走向深刻

　　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鲁迅、卡夫卡都有肺病，普鲁斯特哮喘。这些著名的病人，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比较阴郁，灰暗的……

　　贾平凹：你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无奈，觉得自己很脆弱，很渺小，伤感的东西就出来了。我没有倾国倾城貌，却有多病多愁身。多病必然多愁。我是一个写作者，这种情绪必然就会带到写作中。好多人说，你太敏感。这都是病的原因，病人的心事多。有人说我的文章里有鬼气，恐怕与病有关。得病久了，思维会改变。病是哲学。我写《太白山记》那一组短小说，基本上在病床上写的，肝病一发作，打几天点滴就可稳定，然后就生活能自理，一个人呆在医院，用电炉子熬药熬粥，来些朋友聊天，也看书写写小文章，那时候想象力丰富，尽是奇思妙想。《太白山记》就想把一些虚东西实写出来，把意念的东西以实景写出来。我是喜欢那一组文章的。病使我变得软弱，但内心又特别敏感。调子有些灰，这与身体有关。如果你特别健康，你的笑就是阳光的，你病恹恹的，别人逗你笑，也是苦笑。吃饱饭后散发的是吃饱饭的气息，饿肚子的人你再装着不饥，但你的气息是装不像的。

　　谢有顺：病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看法，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鲁迅、卡夫卡都有肺病，普鲁斯特哮喘。这些著名的病人，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比较阴郁，灰暗的，表达人性的时候，也比较注重挖掘人类精神里面那种消极的、悲观的部分。当然，他们的写作风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们生病的缘故，他们的悲观哲学也不一定就是生病之后才有的体验，但肯定跟疾病有关。他身上原来可能有那种悲观或阴郁的感受，生病之后，就越发地强化了他的这种感受，使他在这一方面走得更深，走得更远。很多人不太理解这点，但我是坚信这一点的。你看鲁迅这个人，他周围的环境，他的身体状况，难道跟他作品中的气质没有关系？他会有那种“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精神，会有《野草》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虚无感和绝望感，那种对人的不信任，那种无言的悲痛，那都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如同来自深渊的黑暗力量，一直盘绕在鲁迅的身上，这可能跟鲁迅常年生病所造成的心情郁闷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鲁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很不好，压抑，互相排斥，攻击，诬陷，等等。生病是内环境，社会环境是外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基本的精神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你要鲁迅对人性、对人生抱着乐观的态度，书写希望和光明，那确实是太困难了，除非他说谎，否则，只要鲁迅真正在为自己内心的真实而写作，他就必定摆脱不了内心那种阴郁、绝望的情绪的折磨。　　

　　有的时候，作家的写作状态跟他的生活状态不见得是成正比的。生活状态不好的时候，写作状态却有可能是好的……

贾平凹：作品和作家对人生的体验是一致的关系，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经历过挫折，没一些人生遭遇上的波折，没有一些让他绝望的事出现，他的作品很难达到比较深刻。我不是说为了写作上的深刻就故意将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我的确觉得一个客观上不能回避的现实构成了对作者写作上的一个根本上的影响。鲁迅的语言很硬，其实是病人，在我自己体会，病了以后他内心的脆弱表现在行为上很强硬，脾气大得很。很硬呀，容易愤怒呀，容易出现文学的东西。再一个，一个人的生存环境，他的身体状况，都会改变他的性格，而这又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我小时候不幸地生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日子特别苦，长大了，长到十三四岁，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政治上，经济上都一塌糊涂了，永远没有指望了，幼年受苦，少年遭受政治迫害，青年时候就病得要死，死不了，病一直伴随着，这些肯定要改变我好多东西。我这一生病多，事儿多，从来就没有过得舒坦过，现在挣钱也挣得可以，起码在作家里面还算可以，可就是事儿多，老人孩子身体都不好，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过得是好的，你都得操心呀。我自己花销特别少，吃呀穿呀没有抽烟喝茶花得多，可每月我得挣五千元，基本的生活开支才能应付过来，说这些别人可能不信，我现在向周围人借钱是借不来的，他们不信呀。

谢有顺：你这一代作家，都有比较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家庭责任感，身上有重担，现在更年轻的一批作家身上可能就比较少这些东西，也比较少有自觉的社会使命感，因此，很多人的写作都留在象牙塔里，更多地依赖于书本经验，或者纯粹凭着虚拟的想象，在家里编造着离奇的故事，总体而言，这样的写作跟具体的现实生活关系冷淡，你读一些人的作品，你会觉得作家本人离当下的生活真是太遥远了。这其实并不是好事情。说到底，文学还是必须在现实的层面展开的，一个作家，如果他不能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实作出准确有效的反应，他的作品就没有力量。你这一代作家和现实的关系就不一样，一方面是社会运动、政治现实对你们有切身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你们身上背负的重担要比新一代的作家重很多，根本无法轻装上阵，必须带着家庭的负担，拖儿带女，甚至整个家族都跟在后面，是这样在写作，写作必须负载很多东西，这当然不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但是我也不认为说，条件好了，作家就真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很多伟大的作家，他们很多的好作品都是在人生坎坷多难的时候写的，像张爱玲，早期的作品不见得怎么样，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她写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这样一批作品，那确实是非常的好。就着张爱玲本人的人生历程而言，这段时间应该不算是非常好的时期，但她的写作状态是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作家的写作状态跟他的生活状态不见得是成正比的。生活状态不好的时候，写作状态却有可能是好的，关键看一个作家是否具有那种心灵敏感，语言天才，以及精神的洞察力，看他是否对生活、对人性有一种热情，如果有，任何的环境都可以转化成写作资源，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等我有什么什么条件之后就能写出好作品。这样的说法是虚妄的，自欺欺人。

　　贾平凹：写作是等不来的。

最美不过唯物主义者

宋阿慕 2008-07-13 135赞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高中时代我们俩一直是闺密的性质，当然，我不是为了抒发我对她的怀念之情，要怀念我会躲进电话里悄悄说，从标题你就知道了，我要抒发是自己对唯物主义者的热爱，并且不知廉耻地号召大家都来热爱唯物主义者——如果你非要把唯物主义者跟宣扬唯物主义为第一真理的GCD员混为一谈的吧，我就不扫盲了，麻烦你出门左转，请链接百盗百科——至于原因，噢我还没有讲呢，真不好意思，那我开讲了。

说我这个女朋友，大学时代她喜欢上了在她们学校门口开健身房的某猛男，你别笑，一个经常纠结自己有文艺倾向的女人跟一个大咧咧稍显木讷的男人，这简直是绝配呀！至少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今年她刚好毕业，在电话里她说她爸妈现在非常严正地要求她跟他分手。我打趣说不是吧，你爸妈也有这么陈腐的门第观念？但似乎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我刚大一那年她带男朋友回家见过爸妈了，那会儿就住我们家（当然了，你们不要想歪，我虽然是给，但也是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给），我记得她父母对这个未来的准女婿挺满意的，要人材有人材，要力气有力气，家里也算小康，无非是高中毕业就没有再念书了。当时大家还一致夸奖她父母开明来着，我就不止一次恬不知耻地拽着她妈妈的手伯母伯母叫得欢，说要是早知道你这么开明我也不念大学了高考完直接上你们家提亲来。所以这个消息让我有点无所适从，这个男的那也是公认的对人很好的，有肩膀有爱心，还没纨绔气。我问她，那这次是为什么？难道伯父他们有了新人选？她嗫嚅了半天告诉我说，是他有乙肝。

说到正题了吧。按照去年的中国乙肝人口统计及生活状况报告的说法，中国目前的乙肝患者和感染者人口超过一亿三千万，这相当于每十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体内携带有乙肝病毒。乙肝很可怕，社会上的宣传够多了，随便一个县城的电视台，广告里一定有某某专家宣称自己能多少天由阳转阴多少天痊愈——如果你不知道，推荐你看看我正推荐的这本书，乙肝日记，而我要说的只有两点，它们对故事发展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一，如果你小时候接种了乙肝疫苗，那么再感染乙肝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杜绝；二，目前乙肝病毒已经能成功做到母婴阻断，更何况远一层关系的父婴阻断。

我后来想了下，觉得医生说得十分在理，但为什么人们还是会一听见这样的疾病就如临大敌两股战战呢？我当然不会引用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那太冗长而我能力有限概括不好，倒不如用一个更加简洁的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观点加以说明。英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1966年出版的《Purity and Danger》（汉译《洁净与危险》，或《纯粹与危险》）中提出这样的说法，一种对肮脏的文化理解不得不通过超出医学的方式去考虑肮脏（比如乙肝）的意义，这将不得不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内部（比如当前的中国大陆），历史地理解肮脏的位置（即传染病患者由来已久的被压迫地位——如果你对“由来已久”有异议，不妨想想看非典时期宣传“隔离”的文化手段，隔离在医学上一点错也没有，但在文化的理解上泼满了歧视的油漆）。
而另外还要提醒一点的是，玛丽道格拉斯并非一个将洁净与肮脏分界线化得分明的二元论者，不是那样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她的思想更多的可以被解释为具有后结构主义的某些特征。并且，那些批评二元论的（我前几天就在豆瓣某小组遇见过），或许只是觉得这个词好玩，那么，我只是觉得你说的话连好玩都谈不上。

继续乙肝的话题，我丝毫不想讨论为什么我们的爱心总是叶公好龙，嘴上说得天花乱坠毫无歧视每个人都是道德完全体，跌到现实里就真的是“跌进尘埃而心里依旧欢喜”，这样的欢喜令人作呕，他会用人性本来如此来表示自己所做的掩鼻行为是如此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提倡——因为他在说真话；我同样也丝毫不想讨论为什么“肝胆相照”这样一个让中国乙肝患者互相交换治疗心得体会互相鼓励面对人生的网络论坛会三番两次成为官方GFW的研究样本，而各个省市的卫星台节目里不时冒出保证多少天由阴转阳的言之咄咄的专家广告（你要知道，阴转阳并非表明乙肝改善的标志）？！反正我们生活在无论点灯放火都只许州官不许百姓的时代已经上千年了，真实情况从来没有得到过改观——也许现在它被穿上一件和缓的外衣，不是官民矛盾，而叫做干群矛盾；何况那涉及到另外的文化领域，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支持者们所谓“统治阶级需要控制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价值，并用它来操控一个社会系统并使之永久化”——我们生活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都是人民，我们都是统治阶级，不过也不能否认存在这样一个真实的观点是，即不明真相的群众当然不再是人民，就好像满腔热血不肯埋首靡靡之音的学生也当然不再是人民（我丝毫没有讽刺靡靡之音的意思）。

我只是想表达我对一如这对伯父伯母的标准的唯物主义者们，在一个不以慈善和爱心为社会平衡角色的社会中，唯物主义者们就是太阳，他们光芒万丈，他们让我们明白，文化当中存在一个感性区域是多么和善友好，他们的信仰如此简单直白，他们愿意自己打自己嘴巴，只要那让他们自食其果的东西是好的。（这最后一点，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没错，结果是，医生的说法打破了传统思维的桎梏，她爸妈觉得如果那是女儿的幸福，他们愿意欣然接受，没错，完全正确，是欣然接受，脸上带着笑。前几天我打电话问候伯父伯母，提到这件事，伯父哈哈哈笑着说，我们老了哇思维僵化了，但社会上宣传对他们（指乙肝患者及感染者）的不实宣传，才是最害人的。据说，现在老两口逢人就宣传关于乙肝的正确知识呢。

你看，我决定把评论写得有趣又通俗，我觉得至少这一次我做到了，我真棒，我真高兴。

————
最后，时代杂志在去年的5月18日有这样的大字标识：“玛丽·道格拉斯教授，人类学家，生于1921年3月25日，于2007年5月16日去世。享年86岁。”
站在这些怀瑾握瑜的巨人肩上，我们后来者是何其幸运。

最美不过唯物主义者

宋阿慕 2008-07-13 135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高中时代我们俩一直是闺密的性质，当然，我不是为了抒发我对她的怀念之情，要怀念我会躲进电话里悄悄说，从标题你就知道了，我要抒发是自己对唯物主义者的热爱，并且不知廉耻地号召大家都来热爱唯物主义者——如果你非要把唯物主义者跟宣扬唯物主义为第一真理的GCD员混为一谈的吧，我就不扫盲了，麻烦你出门左转，请链接百盗百科——至于原因，噢我还没有讲呢，真不好意思，那我开讲了。

说我这个女朋友，大学时代她喜欢上了在她们学校门口开健身房的某猛男，你别笑，一个经常纠结自己有文艺倾向的女人跟一个大咧咧稍显木讷的男人，这简直是绝配呀！至少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今年她刚好毕业，在电话里她说她爸妈现在非常严正地要求她跟他分手。我打趣说不是吧，你爸妈也有这么陈腐的门第观念？但似乎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我刚大一那年她带男朋友回家见过爸妈了，那会儿就住我们家（当然了，你们不要想歪，我虽然是给，但也是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给），我记得她父母对这个未来的准女婿挺满意的，要人材有人材，要力气有力气，家里也算小康，无非是高中毕业就没有再念书了。当时大家还一致夸奖她父母开明来着，我就不止一次恬不知耻地拽着她妈妈的手伯母伯母叫得欢，说要是早知道你这么开明我也不念大学了高考完直接上你们家提亲来。所以这个消息让我有点无所适从，这个男的那也是公认的对人很好的，有肩膀有爱心，还没纨绔气。我问她，那这次是为什么？难道伯父他们有了新人选？她嗫嚅了半天告诉我说，是他有乙肝。

说到正题了吧。按照去年的中国乙肝人口统计及生活状况报告的说法，中国目前的乙肝患者和感染者人口超过一亿三千万，这相当于每十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体内携带有乙肝病毒。乙肝很可怕，社会上的宣传够多了，随便一个县城的电视台，广告里一定有某某专家宣称自己能多少天由阳转阴多少天痊愈——如果你不知道，推荐你看看我正推荐的这本书，乙肝日记，而我要说的只有两点，它们对故事发展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一，如果你小时候接种了乙肝疫苗，那么再感染乙肝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杜绝；二，目前乙肝病毒已经能成功做到母婴阻断，更何况远一层关系的父婴阻断。

我后来想了下，觉得医生说得十分在理，但为什么人们还是会一听见这样的疾病就如临大敌两股战战呢？我当然不会引用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那太冗长而我能力有限概括不好，倒不如用一个更加简洁的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观点加以说明。英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1966年出版的《Purity and Danger》（汉译《洁净与危险》，或《纯粹与危险》）中提出这样的说法，一种对肮脏的文化理解不得不通过超出医学的方式去考虑肮脏（比如乙肝）的意义，这将不得不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内部（比如当前的中国大陆），历史地理解肮脏的位置（即传染病患者由来已久的被压迫地位——如果你对“由来已久”有异议，不妨想想看非典时期宣传“隔离”的文化手段，隔离在医学上一点错也没有，但在文化的理解上泼满了歧视的油漆）。
而另外还要提醒一点的是，玛丽道格拉斯并非一个将洁净与肮脏分界线化得分明的二元论者，不是那样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她的思想更多的可以被解释为具有后结构主义的某些特征。并且，那些批评二元论的（我前几天就在豆瓣某小组遇见过），或许只是觉得这个词好玩，那么，我只是觉得你说的话连好玩都谈不上。

继续乙肝的话题，我丝毫不想讨论为什么我们的爱心总是叶公好龙，嘴上说得天花乱坠毫无歧视每个人都是道德完全体，跌到现实里就真的是“跌进尘埃而心里依旧欢喜”，这样的欢喜令人作呕，他会用人性本来如此来表示自己所做的掩鼻行为是如此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提倡——因为他在说真话；我同样也丝毫不想讨论为什么“肝胆相照”这样一个让中国乙肝患者互相交换治疗心得体会互相鼓励面对人生的网络论坛会三番两次成为官方GFW的研究样本，而各个省市的卫星台节目里不时冒出保证多少天由阴转阳的言之咄咄的专家广告（你要知道，阴转阳并非表明乙肝改善的标志）？！反正我们生活在无论点灯放火都只许州官不许百姓的时代已经上千年了，真实情况从来没有得到过改观——也许现在它被穿上一件和缓的外衣，不是官民矛盾，而叫做干群矛盾；何况那涉及到另外的文化领域，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支持者们所谓“统治阶级需要控制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价值，并用它来操控一个社会系统并使之永久化”——我们生活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都是人民，我们都是统治阶级，不过也不能否认存在这样一个真实的观点是，即不明真相的群众当然不再是人民，就好像满腔热血不肯埋首靡靡之音的学生也当然不再是人民（我丝毫没有讽刺靡靡之音的意思）。

我只是想表达我对一如这对伯父伯母的标准的唯物主义者们，在一个不以慈善和爱心为社会平衡角色的社会中，唯物主义者们就是太阳，他们光芒万丈，他们让我们明白，文化当中存在一个感性区域是多么和善友好，他们的信仰如此简单直白，他们愿意自己打自己嘴巴，只要那让他们自食其果的东西是好的。（这最后一点，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没错，结果是，医生的说法打破了传统思维的桎梏，她爸妈觉得如果那是女儿的幸福，他们愿意欣然接受，没错，完全正确，是欣然接受，脸上带着笑。前几天我打电话问候伯父伯母，提到这件事，伯父哈哈哈笑着说，我们老了哇思维僵化了，但社会上宣传对他们（指乙肝患者及感染者）的不实宣传，才是最害人的。据说，现在老两口逢人就宣传关于乙肝的正确知识呢。

你看，我决定把评论写得有趣又通俗，我觉得至少这一次我做到了，我真棒，我真高兴。

————
最后，时代杂志在去年的5月18日有这样的大字标识：“玛丽·道格拉斯教授，人类学家，生于1921年3月25日，于2007年5月16日去世。享年86岁。”
站在这些怀瑾握瑜的巨人肩上，我们后来者是何其幸运。

贾平凹：疾病也是一种哲学

整个八月 2009-05-30 10

第一节病是小死，死是大病

　　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

　　谢有顺：昨天谈了一天，今天你就生病了，身体吃不消了，看来说话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我看你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自己是一个著名的病人，甚至最近还专门写了个长篇叫《病相报告》，看来你对病确实是已经像亲戚一样熟悉，很了解了。

　　贾平凹：年轻的时候，几乎是从十九岁上大学开始，就一直生病。民间有狐狸附体之说，我是病附体了。小时候生病，记忆不深刻了，小时得病也不治病，有一种巫术，就是“立柱子”或“提筷子”，或用放血疗法，或喝姜汤捂汗。上了大学，得了几场大病，身体就再不好了，在青年时期，几乎年年住院。三十岁时差一点就死了。一直到快五十岁，才慢慢好起来。折磨我最大的病是肝病，一九八四年，就是回商州考察，到一个县上，那里正流行乙肝，我感冒了去街道的小诊所打柴胡，打针感染上了。小诊所里用一个针头给无数人扎，扎一个用酒精棉球擦一下，这些我不知道，回来就得病了。后来又去商州了几次，在一个山镇的小旅馆睡了一夜，那里才发了大水，被子特糊，天未亮就浑身痒，出一身红疙瘩，以为是湿疹，回到西安怎么也治不了，后来一个老中医看了说是疥疮。那时中国已宣传消灭了疥，大医院医生从没想到这是疥。老中医让我擦硫磺膏，擦了一个多月才好的。生了疥那奇痒啊，痒得烦躁不安。据说希特勒是生过疥的，情绪烦躁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肝病一直到前年，才好的，医生都认为是个奇迹。

　　谢有顺：是彻底好了？

　　贾平凹：彻底好了。开始发现是肝病时，已经有腹水了。我的多少病友都去世了。西安所有大医院我都住过，身上有无数的针眼，杨七郎是万箭射死，我的针眼比箭眼多。

　　谢有顺：哈哈，病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贾平凹：现在有人向我开玩笑说：蚊子晚上都不叮你！因为我吃中药多，肉全是苦的。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难过得很。难过是老家的土语，就是不舒服。这种难过一直伴随着我。我现在有一批医院的朋友，起码有两个护士长是亲戚般的朋友了，一直走动着。我这一生中，病和我的任何活动都直接联系着。现在肝病好了，别的毛病却又出来了，心脏不好，大脑供血不足，肠胃也不行。小时候生活差，导致了我现在个头低，手无缚鸡之力。上大学支持越南献血，一次献３００ｃｃ，发的补养钱没舍得买补品，买了书，身体正弱着，暑假回家，家里缺粮，和父亲去河南的南阳买粮时受凉，又让蚊子叮了，回来发了烧，治了半年治不好，也是一个老中医，说是“打摆子”才治好了。那多半年身体就垮下来，再加上后来的乙肝，你想想，能不受罪吗？我这一生，感冒就没断过，别人老以为我长年四季都在感冒着。　　

　　病是小死，死是大病。这就是说，每病一次都好像是小小地死过了一次，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原来是如此短暂。

　　谢有顺：我知道很多人，他病过一场后，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一个原来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或者说雄心勃勃的人，往往经过一次大病以后，他会觉得自己过去那种雄心勃勃有点可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一切都将变得非常灰暗，非常灰心，觉得健康是惟一重要的。这和我们昨天谈的那个话题还是有关系的。病说出的恰恰是人的脆弱。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假如世界上没有病这回事，人不知要比现在骄傲多少倍！俗话说关公不怕死，但怕病。再坚强的人，疾病一上身，他就会体会到人的脆弱，无力，万贯家财也好，名望地位也好，都没有办法使他回到那种健康的状态里，这对人的触动肯定是很深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对我说，你别看那些当官的，有钱的，平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可他们一到医生跟前，就乖乖的了，叫他躺下，他就躺下，叫他坐着，他就坐着，不能吃这个，就不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人对生命充满渴望，生命是第一的，而疾病是生命的敌人。疾病一来，人就找不到那种强悍的感觉了，也没有心情再不可一世了，所以，我觉得疾病的存在，从某个角度说，它对人类是有益处的，至少，它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警告，一种限制。我曾经听过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病是小死，死是大病。这就是说，每病一次都好像是小小地死过了一次，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原来是如此短暂，身体的健康原来是如此的珍贵。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些这样的体验，没有病和死，有些人还真的很难体会到人的脆弱和凄凉呢。这种体验对作家的写作也是有帮助的吧。

　　贾平凹：得病以后，必然产生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感。如果小病，得了病是热闹的，许多人关心你，不见面的朋友也见上了，给你带鲜花和好吃的，你觉得得了病像立了功，生活在爱中，在热闹中。但若是长时间的病，是特大的病，人家来看你一次也就是了，你只有孤独、寂寞、悲凉。

　　谢有顺：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　　

第二节　绝望使人走向深刻

　　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鲁迅、卡夫卡都有肺病，普鲁斯特哮喘。这些著名的病人，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比较阴郁，灰暗的……

　　贾平凹：你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无奈，觉得自己很脆弱，很渺小，伤感的东西就出来了。我没有倾国倾城貌，却有多病多愁身。多病必然多愁。我是一个写作者，这种情绪必然就会带到写作中。好多人说，你太敏感。这都是病的原因，病人的心事多。有人说我的文章里有鬼气，恐怕与病有关。得病久了，思维会改变。病是哲学。我写《太白山记》那一组短小说，基本上在病床上写的，肝病一发作，打几天点滴就可稳定，然后就生活能自理，一个人呆在医院，用电炉子熬药熬粥，来些朋友聊天，也看书写写小文章，那时候想象力丰富，尽是奇思妙想。《太白山记》就想把一些虚东西实写出来，把意念的东西以实景写出来。我是喜欢那一组文章的。病使我变得软弱，但内心又特别敏感。调子有些灰，这与身体有关。如果你特别健康，你的笑就是阳光的，你病恹恹的，别人逗你笑，也是苦笑。吃饱饭后散发的是吃饱饭的气息，饿肚子的人你再装着不饥，但你的气息是装不像的。

　　谢有顺：病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看法，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鲁迅、卡夫卡都有肺病，普鲁斯特哮喘。这些著名的病人，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比较阴郁，灰暗的，表达人性的时候，也比较注重挖掘人类精神里面那种消极的、悲观的部分。当然，他们的写作风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们生病的缘故，他们的悲观哲学也不一定就是生病之后才有的体验，但肯定跟疾病有关。他身上原来可能有那种悲观或阴郁的感受，生病之后，就越发地强化了他的这种感受，使他在这一方面走得更深，走得更远。很多人不太理解这点，但我是坚信这一点的。你看鲁迅这个人，他周围的环境，他的身体状况，难道跟他作品中的气质没有关系？他会有那种“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精神，会有《野草》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虚无感和绝望感，那种对人的不信任，那种无言的悲痛，那都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如同来自深渊的黑暗力量，一直盘绕在鲁迅的身上，这可能跟鲁迅常年生病所造成的心情郁闷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鲁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很不好，压抑，互相排斥，攻击，诬陷，等等。生病是内环境，社会环境是外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基本的精神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你要鲁迅对人性、对人生抱着乐观的态度，书写希望和光明，那确实是太困难了，除非他说谎，否则，只要鲁迅真正在为自己内心的真实而写作，他就必定摆脱不了内心那种阴郁、绝望的情绪的折磨。　　

　　有的时候，作家的写作状态跟他的生活状态不见得是成正比的。生活状态不好的时候，写作状态却有可能是好的……

贾平凹：作品和作家对人生的体验是一致的关系，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经历过挫折，没一些人生遭遇上的波折，没有一些让他绝望的事出现，他的作品很难达到比较深刻。我不是说为了写作上的深刻就故意将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我的确觉得一个客观上不能回避的现实构成了对作者写作上的一个根本上的影响。鲁迅的语言很硬，其实是病人，在我自己体会，病了以后他内心的脆弱表现在行为上很强硬，脾气大得很。很硬呀，容易愤怒呀，容易出现文学的东西。再一个，一个人的生存环境，他的身体状况，都会改变他的性格，而这又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我小时候不幸地生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日子特别苦，长大了，长到十三四岁，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政治上，经济上都一塌糊涂了，永远没有指望了，幼年受苦，少年遭受政治迫害，青年时候就病得要死，死不了，病一直伴随着，这些肯定要改变我好多东西。我这一生病多，事儿多，从来就没有过得舒坦过，现在挣钱也挣得可以，起码在作家里面还算可以，可就是事儿多，老人孩子身体都不好，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过得是好的，你都得操心呀。我自己花销特别少，吃呀穿呀没有抽烟喝茶花得多，可每月我得挣五千元，基本的生活开支才能应付过来，说这些别人可能不信，我现在向周围人借钱是借不来的，他们不信呀。

谢有顺：你这一代作家，都有比较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家庭责任感，身上有重担，现在更年轻的一批作家身上可能就比较少这些东西，也比较少有自觉的社会使命感，因此，很多人的写作都留在象牙塔里，更多地依赖于书本经验，或者纯粹凭着虚拟的想象，在家里编造着离奇的故事，总体而言，这样的写作跟具体的现实生活关系冷淡，你读一些人的作品，你会觉得作家本人离当下的生活真是太遥远了。这其实并不是好事情。说到底，文学还是必须在现实的层面展开的，一个作家，如果他不能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实作出准确有效的反应，他的作品就没有力量。你这一代作家和现实的关系就不一样，一方面是社会运动、政治现实对你们有切身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你们身上背负的重担要比新一代的作家重很多，根本无法轻装上阵，必须带着家庭的负担，拖儿带女，甚至整个家族都跟在后面，是这样在写作，写作必须负载很多东西，这当然不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但是我也不认为说，条件好了，作家就真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很多伟大的作家，他们很多的好作品都是在人生坎坷多难的时候写的，像张爱玲，早期的作品不见得怎么样，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她写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这样一批作品，那确实是非常的好。就着张爱玲本人的人生历程而言，这段时间应该不算是非常好的时期，但她的写作状态是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作家的写作状态跟他的生活状态不见得是成正比的。生活状态不好的时候，写作状态却有可能是好的，关键看一个作家是否具有那种心灵敏感，语言天才，以及精神的洞察力，看他是否对生活、对人性有一种热情，如果有，任何的环境都可以转化成写作资源，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等我有什么什么条件之后就能写出好作品。这样的说法是虚妄的，自欺欺人。

　　贾平凹：写作是等不来的。

认知的重要

黑色天空 2010-03-09 1

原来只知道几米是因为意外的疾病成就了【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向左走向右走】==原来乙肝也可以开出一朵花。

乙肝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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