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时间

乡巴佬 2016-11-18 0

书是好书，但翻译的牛头不对马嘴。耐着性子读完，唯一的感觉是这本书是德国人译的？

去来无有 2017-02-09 0

书是本好书，理论性比较强，就是这翻译实在是一塌糊涂，语序之差令人发指，完全就是德语直翻，读起来太费劲！

Rapheal 2016-03-12 0

对哈耶克的种种清算。驱散欧洲新自由主义幻象。债务国家与税收国家。市场人民与国家人民。翻译较差，部分地方说的不是人话。

Winston 2016-11-06 2

带着英文版兼看了其中的一章，翻译的确实一般。感觉社科出版社这套花花绿绿书皮的系列，翻译差劲成了普遍的问题。

Winston 2016-11-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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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巴佬 2016-11-18 0

书是好书，但翻译的牛头不对马嘴。耐着性子读完，唯一的感觉是这本书是德国人译的？

去来无有 2017-02-09 0

书是本好书，理论性比较强，就是这翻译实在是一塌糊涂，语序之差令人发指，完全就是德语直翻，读起来太费劲！

Rapheal 2016-03-12 0

对哈耶克的种种清算。驱散欧洲新自由主义幻象。债务国家与税收国家。市场人民与国家人民。翻译较差，部分地方说的不是人话。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陈荣钢 2016-10-26 0赞

2008年，《哥伦比亚论坛报》（Columbia Daily Tribune）刊登了一幅金融危机的讽刺漫画。漫画中，一个肥硕的资本家扮相的秃头男人从天而降，马甲上写着“经济”二字。一旁头戴星条旗高帽象征美国政府的男人手拿写有“刺激政策”的软垫，十分谨慎地放在“经济”的正下方，口中念念有词：“软着陆，软着陆……”不幸的是，比起资本家巨大的身躯，下面的垫子可谓杯水车薪，“软着陆”也只能是幻想而已。这幅漫画不仅表现了危机迫在眉睫的事实，确认了美国政府在资本与资本家面前窘迫的依存关系，还暗示了危机由小变大直到不可收拾的事实。是因为政府的刺激政策给得少才造成金融危机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该怎样换个角度去理解这次金融危机？
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其著作《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一书中提供了另一种可供探索的视野。他认为，正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资本手段来拖延时间，让危机不断延后发生的同时放纵它让膨胀变大，才令迟来的金融危机难以收场。施特雷克的这本著作基于他2012年6月在法兰克福做的阿多诺讲座，作为曾上过阿多诺课的学生，施特雷克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阿多诺的弟子。施特雷克在本书中采用的批判理论折衷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申发出自己对政治与经济的哲学洞察。
《购买时间》将当代民主资本主义的金融和财政危机的起源前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考察了自那以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施特雷克意识到，基于对古典自由主义再发现的新自由主义普遍地抑制了宏观调控，令政府不得不利用资本手段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不断拖延危机的解决，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由财税国家（tax state）转变为负债国家（debt state），最终成为整顿国家（consolidation state）。在施特雷克看来，这一连锁反应导致的结果是十分消极的。为了厘清新危机包含了哪些经济主体，施特雷克在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较早提出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基础上，将原本危机讨论中的“国家”和“公民”两个层面拆解为“国家”、“资本家”和“工薪族”三个层面。国家、资本家和工薪族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债主在选举中将占据有利地位，民主的内涵将被置换，甚至动摇了民主的根基。
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概念一度影响了包括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在内诸多领域学者的研究范式。《购买时间》没有脱离战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批判语境，同时也深受哈贝马斯理论的启发，尤其第一章“从合法性危机到财政危机”（From Legitimation Crisis to Fiscal Crisis）专门从新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施特雷克在本章中着重强调的“一种新的危机”的到来使危机不再局限于“合法性危机”讨论范畴内的“价值危机”。鉴于此，晚期资本主义框架下不能被充分阐述的已经远不止文化层面的问题，还有经济层面的诸多议题。
作为社民派学者，施特雷克借由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勃兴和资本主义世界“新危机”一事，不仅为追溯当前经济窘境的源流，也为弄清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微妙关系。施特雷克认为，整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和公共机构间的关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固有的张力和矛盾在七十年代暴露出来，这是一种时代症候。正如开篇导言部分所讲的那样，在施特雷克眼里，社会秩序总是脆弱和不稳定的，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随时都会到来。这正好呼应了作者对七十年代欧美民主的分析，即民主这一随时处于变化可能性之中的秩序正被新自由主义的征用。
七十年代后，由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经济危机正作为危机新形势悄然来临。最显著的事件莫过于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胀水平达到了战后和平时期的最高值，随之而来的便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家强行通过强制通胀的手段缓解危机，这就是施特雷克所说的“购买时间”。而当市场化了的公共机构利用货币贬值这一途径缓解经济危机的时候，普通公民的选票对公共机构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从短期效果来看，通胀确实一时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回避的。一方面它把美元贬值的后果经由各种途径层层抛给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也为之后更大的经济和民主危机埋下了祸根。
在“购买时间”的第二个阶段，为了缓和通货膨胀带来的副作用，政府开始增加负债，传统的财税国家转变为负债国家。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影响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也影响着欧美国家的外交政策。施特雷克认为，政府大量负债的情势从多方面影响了民主社会的根基。一方面，市场化消解了战后社会权利，一种新的被称作“后民主”（post-democracy）的形式悄然到来；另一方面，负债国家几乎完全无视了负债对分配的影响，社会公平被一种声称不要宏观调控的宏观调控把持着。
随着公共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债积累得越来越多，危机已迫在眉睫。这次政府采取了施特雷克提到的第三种手段来“购买时间”————向更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发放私人贷款，同时将金融产品的触手伸向过去并不起眼的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人群背负了债务，但政府依然鼓励他们超前消费，以刺激经济。对于这些次级信用的受众人群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美国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新世纪的头几年，美国市场的信心一度高涨。尽管房价持续上涨，竞争压力上升，但不少人仍愿意负担高风险贷款，并且相信困难只是临时的，总有替代性的方案会出现，未曾想过破产。
直到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采用降息等手段，配合政府的各项刺激方案，鼓励大众充实对虚拟经济的信心，并把这种信心延伸到实体经济领域。也许，这正是经济危机开始后经济遭到全方位重创的直接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开始不了解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而是——基于施德雷克所言的“拖延危机”的考量。正如施特雷克所言，债务国家被整顿国家慢慢代替掉，这并不令人意外，而后者将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制度。虽然国家通过向更广泛人群借贷的方式将债务转嫁到私人领域，但并未填补公共债务实际的空白，原来的债务国家最终转型为整顿国家。
《购买时间》的论述基于七十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出现有历史的先后时序。其中，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是施特雷克在研究中发现的三种“购买时间”以拖延危机的手段，书中的主体部分分章节依次讨论了这三种手段及其背后的成因和后果。从施特雷克最后一章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本书站在了维护欧洲共同体的立场。他讨论这些内容的根本目的是试图打开一个能够预见未来欧盟国家发展方向的窗口，探讨包括欧盟国家的民主政治前景、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和欧盟的潜在危机等议题。
施特雷克基本认同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三种手段有其出现的先后次序之分，但他同时警告性地暗示了三者交叠作用于市场的存在。尤其对身处后金融危机背景之中的作者而言，施特雷克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明显的事实，它们正宣告着欧洲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有大量事实表明西欧国家的私人债务危机正与公共债务危机共同掌控着下滑的经济，并一起成为许多潜在社会危机的主导因素。本书写于2012年，就在2015年施特雷克做的几次演讲上，他都强调了自己对新自由主义波及欧洲共同体的担忧。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欧债危机又为他的预言作了注脚。至于接下来是继续发明新的方法“购买时间”还是寻找机会采取别的办法，将是当前的局面留给各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购买时间”能拯救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吗？

書蠹 2015-09-14 3赞

贝叶文自由撰稿人，广东汕头

2008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是欧债危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析事件背后的原因，出现了《21世纪资本论》这样的学术畅销书，该书认为西方国家的贫富悬殊根源在于资本投资回报利润率远远高于劳动工资，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这本《购买时间》则是从更宏观的社会学、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他对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看法。施特雷克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分别运用通货膨胀、国家债务和私人信贷市场扩张的方法，使用“金钱”这种神秘的机制不断试图消除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是书名“购买时间”的主要含义。
    施特雷克指出，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包含国家和公民两个行动者，而是有国家、资本以及“工薪阶层”三个行动者。政治经济制度必须在期待面前自我证明其合法性，而这种期待不止存在于民众一边，还存在于参与者的资本一边，而且这些食利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的管理者们的期待比依赖于资本而生存的民众的期待更重要：只有先满足了资本的期待，才能相应满足民众的期待，反之则不一定成立。“工薪阶层”———不甘于冒风险的人倾向于成为劳动者，获取少量，但相对也有更稳定的工资收入；反之，更愿意冒风险的人则成了企业家，获取不稳定的，但是却有着更大潜力的资本收入。而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占有者的投资积极性，而投资积极性又取决于利润需求、收益期待以及资本占有者对于社会关系在资本运营方式安全方面的评估。不发生危机就说明资本满意，反之，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不满意的表现。资本对于回报的要求从经验上来讲是整体体系运行的基本函数，而相应的“劳动”对于回报的要求不过是一些干扰罢了。
    二战结束后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经济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互相竞争的机制化了的分配机制，它们被施特雷克称为“市场公正”和“社会公正”。市场公正是指生产的产品按市场评估每个参与者的个体效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并通过相对的价格表达出来。相反，社会公正要视文化标准而定，它遵循群体对于公平、合理以及交互性的理解，认可个体对于生活质量最低标准的诉求，并且它不依赖于个体的经济效益和工作能力而存在。
    1945年后，西方国家进入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时代，它的重要机制是那些以阶级调和的方式、机构化了的劳动和资本的利益集团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协商体系，社会公正的机制得到较大程度的彰显。国家政治尝试着通过一个由三方充分协商了的收入以及价格政策来保障充分就业和对于广大劳工阶层能够接受的收入和财产分配体系，让那些依靠工资生活的人们有所保障，不至于在市场的不确定性面前无所适从。凯恩斯主义为此需要强大的，广泛组织起来的工会，并且国家会给予它们多样的组织上的帮助。然而从20世纪70时代的资本主义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以哈耶克思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崛起，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公正比社会公正重要，“看不见的手”市场最公平，可以用数据亮化、计算，而社会公正涉及太多无法计算的因素。从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就开始或多或少地以更富侵略性的方式来排挤工会的势力，新的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世界是一个精英政治的解释，并且认同职场是一个体育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着山地自行车赛或是马拉松。向新自由主义的漫长转折在西方富裕社会只遭到了非常弱的阻力，且每一次过渡到一个构建新的合法性的模式时，都伴随着工薪阶层的失败。“在克林顿时代，45%的收入增长流向了最上层的1%的群体，而在布什时代，这个比例是65%，到今天则已经上升到了93%。”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格林斯潘说：“谁是下一届的总统其实根本就不重要。世界是由市场的力量来统治的。”
    欧债危机在施特雷克看来，不是因为被过度民主误导的大众从公共资源中索取过多、“福利国家陷阱”高导致的。更多的原因反而在于那些从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利最多的人向公共资金中给付的太少，而且是越来越少。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富裕民主国家的国家负债是与税收增长的停滞同时开始，高速增长的经济国际化为大型企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之门，让他们得以把赋税义务转移到相对更加宽松的国家。“强者有可能躲避赋税义务，而人民大众则必须承担全部的赋税义务。”而民主国家为了维持正常水平的福利支出，只有依靠通货膨胀、国家负债、私人信贷扩张等手段“购买时间”，用这些货币幻象来掩盖本应是赢利者所应承担的相应社会成本，从而维护其合法性。当下欧美国家间金融和财政外交政策已经高度嵌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让渡，国际援助方案以及跨国界的调节措施不仅对于金融投资者们来说是保障投资和征集债务的方法，也是保护“市场”不受以出于社会公正的市场调节为名义的政策干预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去民主化手段。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选举率是上升的，而这之后到今天选举率平均下降了至少12%，并且低选举率集中在低收入阶层以及社会底层的选民，选举率的下滑反映出的不是满意，而是听天由命的态度，社会底层在政治上的自我放弃态度保护了资本主义不受民主制度的干预，而且国家负债牵涉国际金融组织，市场公正彻底取代了社会公正，从而巩固了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成果。
    然而，面对堆积如山的债务，“购买时间”的金融化手段还能拯救危机多久？如果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没有任何改善的话，为什么要继续跟着资本主义制度玩下去呢？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参与资本生成利润的活动呢？施特雷克认为，今天的欧洲最大的危险已经不是民族主义问题，相反却是哈耶克式的市场自由主义。

首发于《南方都市报》 2015年9月13日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09/13/content_9322.htm#article

遏制危机蔓延却预留了下次危机种子

严杰夫 2015-09-17 0赞

如果真如市场所预期的那样，美联储在9月或12月加息，那也就意味在华盛顿眼中，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可宣告结束了。只是，面对美联储愈发强烈的加息动机，我们仍然要问，危机真的已结束了吗？

2008年以来，讨论金融危机的文章和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就连当时深处漩涡中心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发表著述，反思美联储的职责，总结危机的本质。然而，包括伯南克在内，多数人的视角都局限在金融市场本身。至于为何金融市场的衍生品会泛滥到如此程度，反思者们都语焉不详。如此，我们很难去判断金融市场的这些“地雷”是否已被清理完毕，是否已能从容地应对甚至于避免新的危机，由此也就很难明确判定危机已结束。

今天的现实是，金融危机已不止于金融问题，甚至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已然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正是试图从更宽广的角度来剖析2008年的金融危机。

沃尔夫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社会学家。但他所在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武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危机最深刻的批判学说，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观点——将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放到了历史的维度里上理解，20世纪70年代被看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发展重心从实体经济转向了虚拟经济。经济虚拟化、金融化，以货币、债券等证券为代表的金融市场急剧膨胀，金融部门越发脱离于实体部门而独立存在，资本家的利润也越来越多地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

据此，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将会面临经济、合理性、合法性和动因四重危机。晚期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是全面性的，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而已蔓延到了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国家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已无法维持对大众的“信心”；同时，在社会文化产出中，思想文化也陷入全面堕落、萧条状态。

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理论，在《购买时间》中，沃尔夫冈将2008年金融危机放置于历史的维度之中，将“2008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认为70年代战后秩序的崩溃，“石油危机”及通胀等一系列事件，是此后40年内逐次爆发各类危机的渊源。也因此，“2008金融危机”，与过往40年中的一系列危机背后的逻辑一脉相承：通过不同手段短期内遏制了危机的蔓延，却又为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于是，沃尔夫冈将当代资本主义历史，看成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历史。在他眼中，“晚期资本主义”就像是个病入膏肓者，只能通过治疗延缓死亡的时间，亦即“购买时间”，却无法真正痊愈。

进一步，沃尔夫冈将这40年的历史又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通胀的手段来应对危机，最重大的事件是美元脱离黄金后的贬值，并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也是美国将滞涨危机，通过贬值手段转移给其他国家的阶段；第二阶段，为了应付通胀带来的问题，西方国家开始使用国家负债来取代前者，这导致国家负债规模急剧扩大；第三阶段，为了遏制国家负债规模的继续扩大，西方国家开始鼓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私人借贷，以期通过私人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导致国家负债向私人负债转移。位于这三个阶段里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财税国家、债务国家和整顿国家。

沃尔夫冈还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运用通胀、国家负债和私人负债三种手段在时间上的确有先后，但由于这些手段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因此三个阶段的特征也会在不同时代穿插出现。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整顿国家的初期，国家债务规模确实有过一定程度下降，但随着新危机和问题的爆发，国家债务规模再度增长。这在2008年以后的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中尤为明显。

在追溯“08金融危机”渊源的同时，沃尔夫冈的这种历史分析也进一步解释了“晚期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呈现出金融化的原因。无论触发通胀的财税政策，还是国家债务、私人债务的扩大，都必须依赖于强大的金融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助推了金融市场“坐大”，最终导致 “晚期资本主义”呈现出吊诡的特征：以金融市场为核心的虚拟经济蓬勃繁荣，实体经济却陷入长期停滞而无法自拔。

这样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有了历史的必然。归根到底，导致危机爆发的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去“购买时间”的结果。过去40年，资本主义国家一直都在使用通胀、国家负债和私人负债这三种方式来“购买时间”，这些手段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却反而令局面更加复杂。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今天已没有新的方法继续“购买时间”了。

这一切或许意味着一个悲观的结论：即使今天大家都清楚，金融衍生品不受监管的“野蛮生长”会导致金融危机，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去根绝金融衍生品的繁荣和膨胀。谁也没办法保证，未来不会爆发新的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正如沃尔夫冈指出的那样，今天，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处在银行、国家财政和“实体经济”三重危机之中。这些危机或将持续数年，暂时还没有终止的希望。

更严重的是，这些危机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密切相关，共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存续发起冲击：银行危机通过财税、通胀与国家财政危机相关，银行危机通过贷款与实体经济危机相关；国家财政危机又通过财政收支与实体经济相关。三者相互加剧、相互交织。再加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危机则愈发的演变成为复合危机。

沃尔夫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些分析大多成形于2012年。三年后，我们在全球经济现状中，再去验证这些迥异于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乐观观点时，可以更明显地察觉到他的独立和冷静。

在《购买时间》中，沃尔夫冈局限于自己的立场和地域，其分析目的或许仍在于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为欧洲经济寻找到新的出路。但无法否认，根据沃尔夫冈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剖析，我们能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获得更多不同的教训和经验。

“购买时间”能拯救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吗？

書蠹 2015-09-14 3

贝叶文自由撰稿人，广东汕头

2008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是欧债危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析事件背后的原因，出现了《21世纪资本论》这样的学术畅销书，该书认为西方国家的贫富悬殊根源在于资本投资回报利润率远远高于劳动工资，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这本《购买时间》则是从更宏观的社会学、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他对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看法。施特雷克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分别运用通货膨胀、国家债务和私人信贷市场扩张的方法，使用“金钱”这种神秘的机制不断试图消除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是书名“购买时间”的主要含义。
    施特雷克指出，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包含国家和公民两个行动者，而是有国家、资本以及“工薪阶层”三个行动者。政治经济制度必须在期待面前自我证明其合法性，而这种期待不止存在于民众一边，还存在于参与者的资本一边，而且这些食利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的管理者们的期待比依赖于资本而生存的民众的期待更重要：只有先满足了资本的期待，才能相应满足民众的期待，反之则不一定成立。“工薪阶层”———不甘于冒风险的人倾向于成为劳动者，获取少量，但相对也有更稳定的工资收入；反之，更愿意冒风险的人则成了企业家，获取不稳定的，但是却有着更大潜力的资本收入。而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占有者的投资积极性，而投资积极性又取决于利润需求、收益期待以及资本占有者对于社会关系在资本运营方式安全方面的评估。不发生危机就说明资本满意，反之，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不满意的表现。资本对于回报的要求从经验上来讲是整体体系运行的基本函数，而相应的“劳动”对于回报的要求不过是一些干扰罢了。
    二战结束后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经济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互相竞争的机制化了的分配机制，它们被施特雷克称为“市场公正”和“社会公正”。市场公正是指生产的产品按市场评估每个参与者的个体效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并通过相对的价格表达出来。相反，社会公正要视文化标准而定，它遵循群体对于公平、合理以及交互性的理解，认可个体对于生活质量最低标准的诉求，并且它不依赖于个体的经济效益和工作能力而存在。
    1945年后，西方国家进入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时代，它的重要机制是那些以阶级调和的方式、机构化了的劳动和资本的利益集团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协商体系，社会公正的机制得到较大程度的彰显。国家政治尝试着通过一个由三方充分协商了的收入以及价格政策来保障充分就业和对于广大劳工阶层能够接受的收入和财产分配体系，让那些依靠工资生活的人们有所保障，不至于在市场的不确定性面前无所适从。凯恩斯主义为此需要强大的，广泛组织起来的工会，并且国家会给予它们多样的组织上的帮助。然而从20世纪70时代的资本主义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以哈耶克思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崛起，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公正比社会公正重要，“看不见的手”市场最公平，可以用数据亮化、计算，而社会公正涉及太多无法计算的因素。从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就开始或多或少地以更富侵略性的方式来排挤工会的势力，新的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世界是一个精英政治的解释，并且认同职场是一个体育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着山地自行车赛或是马拉松。向新自由主义的漫长转折在西方富裕社会只遭到了非常弱的阻力，且每一次过渡到一个构建新的合法性的模式时，都伴随着工薪阶层的失败。“在克林顿时代，45%的收入增长流向了最上层的1%的群体，而在布什时代，这个比例是65%，到今天则已经上升到了93%。”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格林斯潘说：“谁是下一届的总统其实根本就不重要。世界是由市场的力量来统治的。”
    欧债危机在施特雷克看来，不是因为被过度民主误导的大众从公共资源中索取过多、“福利国家陷阱”高导致的。更多的原因反而在于那些从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利最多的人向公共资金中给付的太少，而且是越来越少。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富裕民主国家的国家负债是与税收增长的停滞同时开始，高速增长的经济国际化为大型企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之门，让他们得以把赋税义务转移到相对更加宽松的国家。“强者有可能躲避赋税义务，而人民大众则必须承担全部的赋税义务。”而民主国家为了维持正常水平的福利支出，只有依靠通货膨胀、国家负债、私人信贷扩张等手段“购买时间”，用这些货币幻象来掩盖本应是赢利者所应承担的相应社会成本，从而维护其合法性。当下欧美国家间金融和财政外交政策已经高度嵌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让渡，国际援助方案以及跨国界的调节措施不仅对于金融投资者们来说是保障投资和征集债务的方法，也是保护“市场”不受以出于社会公正的市场调节为名义的政策干预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去民主化手段。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选举率是上升的，而这之后到今天选举率平均下降了至少12%，并且低选举率集中在低收入阶层以及社会底层的选民，选举率的下滑反映出的不是满意，而是听天由命的态度，社会底层在政治上的自我放弃态度保护了资本主义不受民主制度的干预，而且国家负债牵涉国际金融组织，市场公正彻底取代了社会公正，从而巩固了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成果。
    然而，面对堆积如山的债务，“购买时间”的金融化手段还能拯救危机多久？如果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没有任何改善的话，为什么要继续跟着资本主义制度玩下去呢？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参与资本生成利润的活动呢？施特雷克认为，今天的欧洲最大的危险已经不是民族主义问题，相反却是哈耶克式的市场自由主义。

首发于《南方都市报》 2015年9月13日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09/13/content_9322.htm#article

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

陈荣钢 2016-10-26 0

2008年，《哥伦比亚论坛报》（Columbia Daily Tribune）刊登了一幅金融危机的讽刺漫画。漫画中，一个肥硕的资本家扮相的秃头男人从天而降，马甲上写着“经济”二字。一旁头戴星条旗高帽象征美国政府的男人手拿写有“刺激政策”的软垫，十分谨慎地放在“经济”的正下方，口中念念有词：“软着陆，软着陆……”不幸的是，比起资本家巨大的身躯，下面的垫子可谓杯水车薪，“软着陆”也只能是幻想而已。这幅漫画不仅表现了危机迫在眉睫的事实，确认了美国政府在资本与资本家面前窘迫的依存关系，还暗示了危机由小变大直到不可收拾的事实。是因为政府的刺激政策给得少才造成金融危机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该怎样换个角度去理解这次金融危机？
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其著作《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一书中提供了另一种可供探索的视野。他认为，正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资本手段来拖延时间，让危机不断延后发生的同时放纵它让膨胀变大，才令迟来的金融危机难以收场。施特雷克的这本著作基于他2012年6月在法兰克福做的阿多诺讲座，作为曾上过阿多诺课的学生，施特雷克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阿多诺的弟子。施特雷克在本书中采用的批判理论折衷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申发出自己对政治与经济的哲学洞察。
《购买时间》将当代民主资本主义的金融和财政危机的起源前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考察了自那以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施特雷克意识到，基于对古典自由主义再发现的新自由主义普遍地抑制了宏观调控，令政府不得不利用资本手段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不断拖延危机的解决，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由财税国家（tax state）转变为负债国家（debt state），最终成为整顿国家（consolidation state）。在施特雷克看来，这一连锁反应导致的结果是十分消极的。为了厘清新危机包含了哪些经济主体，施特雷克在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较早提出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基础上，将原本危机讨论中的“国家”和“公民”两个层面拆解为“国家”、“资本家”和“工薪族”三个层面。国家、资本家和工薪族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债主在选举中将占据有利地位，民主的内涵将被置换，甚至动摇了民主的根基。
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概念一度影响了包括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在内诸多领域学者的研究范式。《购买时间》没有脱离战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批判语境，同时也深受哈贝马斯理论的启发，尤其第一章“从合法性危机到财政危机”（From Legitimation Crisis to Fiscal Crisis）专门从新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施特雷克在本章中着重强调的“一种新的危机”的到来使危机不再局限于“合法性危机”讨论范畴内的“价值危机”。鉴于此，晚期资本主义框架下不能被充分阐述的已经远不止文化层面的问题，还有经济层面的诸多议题。
作为社民派学者，施特雷克借由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勃兴和资本主义世界“新危机”一事，不仅为追溯当前经济窘境的源流，也为弄清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微妙关系。施特雷克认为，整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和公共机构间的关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固有的张力和矛盾在七十年代暴露出来，这是一种时代症候。正如开篇导言部分所讲的那样，在施特雷克眼里，社会秩序总是脆弱和不稳定的，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随时都会到来。这正好呼应了作者对七十年代欧美民主的分析，即民主这一随时处于变化可能性之中的秩序正被新自由主义的征用。
七十年代后，由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经济危机正作为危机新形势悄然来临。最显著的事件莫过于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胀水平达到了战后和平时期的最高值，随之而来的便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家强行通过强制通胀的手段缓解危机，这就是施特雷克所说的“购买时间”。而当市场化了的公共机构利用货币贬值这一途径缓解经济危机的时候，普通公民的选票对公共机构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从短期效果来看，通胀确实一时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回避的。一方面它把美元贬值的后果经由各种途径层层抛给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也为之后更大的经济和民主危机埋下了祸根。
在“购买时间”的第二个阶段，为了缓和通货膨胀带来的副作用，政府开始增加负债，传统的财税国家转变为负债国家。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影响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也影响着欧美国家的外交政策。施特雷克认为，政府大量负债的情势从多方面影响了民主社会的根基。一方面，市场化消解了战后社会权利，一种新的被称作“后民主”（post-democracy）的形式悄然到来；另一方面，负债国家几乎完全无视了负债对分配的影响，社会公平被一种声称不要宏观调控的宏观调控把持着。
随着公共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债积累得越来越多，危机已迫在眉睫。这次政府采取了施特雷克提到的第三种手段来“购买时间”————向更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发放私人贷款，同时将金融产品的触手伸向过去并不起眼的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人群背负了债务，但政府依然鼓励他们超前消费，以刺激经济。对于这些次级信用的受众人群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美国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新世纪的头几年，美国市场的信心一度高涨。尽管房价持续上涨，竞争压力上升，但不少人仍愿意负担高风险贷款，并且相信困难只是临时的，总有替代性的方案会出现，未曾想过破产。
直到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采用降息等手段，配合政府的各项刺激方案，鼓励大众充实对虚拟经济的信心，并把这种信心延伸到实体经济领域。也许，这正是经济危机开始后经济遭到全方位重创的直接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开始不了解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而是——基于施德雷克所言的“拖延危机”的考量。正如施特雷克所言，债务国家被整顿国家慢慢代替掉，这并不令人意外，而后者将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制度。虽然国家通过向更广泛人群借贷的方式将债务转嫁到私人领域，但并未填补公共债务实际的空白，原来的债务国家最终转型为整顿国家。
《购买时间》的论述基于七十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出现有历史的先后时序。其中，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是施特雷克在研究中发现的三种“购买时间”以拖延危机的手段，书中的主体部分分章节依次讨论了这三种手段及其背后的成因和后果。从施特雷克最后一章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本书站在了维护欧洲共同体的立场。他讨论这些内容的根本目的是试图打开一个能够预见未来欧盟国家发展方向的窗口，探讨包括欧盟国家的民主政治前景、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和欧盟的潜在危机等议题。
施特雷克基本认同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三种手段有其出现的先后次序之分，但他同时警告性地暗示了三者交叠作用于市场的存在。尤其对身处后金融危机背景之中的作者而言，施特雷克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明显的事实，它们正宣告着欧洲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有大量事实表明西欧国家的私人债务危机正与公共债务危机共同掌控着下滑的经济，并一起成为许多潜在社会危机的主导因素。本书写于2012年，就在2015年施特雷克做的几次演讲上，他都强调了自己对新自由主义波及欧洲共同体的担忧。与此同时，日趋激烈的欧债危机又为他的预言作了注脚。至于接下来是继续发明新的方法“购买时间”还是寻找机会采取别的办法，将是当前的局面留给各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遏制危机蔓延却预留了下次危机种子

严杰夫 2015-09-17 0

如果真如市场所预期的那样，美联储在9月或12月加息，那也就意味在华盛顿眼中，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可宣告结束了。只是，面对美联储愈发强烈的加息动机，我们仍然要问，危机真的已结束了吗？

2008年以来，讨论金融危机的文章和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就连当时深处漩涡中心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发表著述，反思美联储的职责，总结危机的本质。然而，包括伯南克在内，多数人的视角都局限在金融市场本身。至于为何金融市场的衍生品会泛滥到如此程度，反思者们都语焉不详。如此，我们很难去判断金融市场的这些“地雷”是否已被清理完毕，是否已能从容地应对甚至于避免新的危机，由此也就很难明确判定危机已结束。

今天的现实是，金融危机已不止于金融问题，甚至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已然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正是试图从更宽广的角度来剖析2008年的金融危机。

沃尔夫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社会学家。但他所在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武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危机最深刻的批判学说，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观点——将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放到了历史的维度里上理解，20世纪70年代被看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发展重心从实体经济转向了虚拟经济。经济虚拟化、金融化，以货币、债券等证券为代表的金融市场急剧膨胀，金融部门越发脱离于实体部门而独立存在，资本家的利润也越来越多地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

据此，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将会面临经济、合理性、合法性和动因四重危机。晚期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是全面性的，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而已蔓延到了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国家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已无法维持对大众的“信心”；同时，在社会文化产出中，思想文化也陷入全面堕落、萧条状态。

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理论，在《购买时间》中，沃尔夫冈将2008年金融危机放置于历史的维度之中，将“2008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认为70年代战后秩序的崩溃，“石油危机”及通胀等一系列事件，是此后40年内逐次爆发各类危机的渊源。也因此，“2008金融危机”，与过往40年中的一系列危机背后的逻辑一脉相承：通过不同手段短期内遏制了危机的蔓延，却又为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于是，沃尔夫冈将当代资本主义历史，看成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历史。在他眼中，“晚期资本主义”就像是个病入膏肓者，只能通过治疗延缓死亡的时间，亦即“购买时间”，却无法真正痊愈。

进一步，沃尔夫冈将这40年的历史又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通胀的手段来应对危机，最重大的事件是美元脱离黄金后的贬值，并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也是美国将滞涨危机，通过贬值手段转移给其他国家的阶段；第二阶段，为了应付通胀带来的问题，西方国家开始使用国家负债来取代前者，这导致国家负债规模急剧扩大；第三阶段，为了遏制国家负债规模的继续扩大，西方国家开始鼓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私人借贷，以期通过私人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导致国家负债向私人负债转移。位于这三个阶段里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财税国家、债务国家和整顿国家。

沃尔夫冈还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运用通胀、国家负债和私人负债三种手段在时间上的确有先后，但由于这些手段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因此三个阶段的特征也会在不同时代穿插出现。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整顿国家的初期，国家债务规模确实有过一定程度下降，但随着新危机和问题的爆发，国家债务规模再度增长。这在2008年以后的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中尤为明显。

在追溯“08金融危机”渊源的同时，沃尔夫冈的这种历史分析也进一步解释了“晚期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呈现出金融化的原因。无论触发通胀的财税政策，还是国家债务、私人债务的扩大，都必须依赖于强大的金融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助推了金融市场“坐大”，最终导致 “晚期资本主义”呈现出吊诡的特征：以金融市场为核心的虚拟经济蓬勃繁荣，实体经济却陷入长期停滞而无法自拔。

这样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有了历史的必然。归根到底，导致危机爆发的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去“购买时间”的结果。过去40年，资本主义国家一直都在使用通胀、国家负债和私人负债这三种方式来“购买时间”，这些手段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却反而令局面更加复杂。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今天已没有新的方法继续“购买时间”了。

这一切或许意味着一个悲观的结论：即使今天大家都清楚，金融衍生品不受监管的“野蛮生长”会导致金融危机，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去根绝金融衍生品的繁荣和膨胀。谁也没办法保证，未来不会爆发新的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正如沃尔夫冈指出的那样，今天，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处在银行、国家财政和“实体经济”三重危机之中。这些危机或将持续数年，暂时还没有终止的希望。

更严重的是，这些危机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密切相关，共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存续发起冲击：银行危机通过财税、通胀与国家财政危机相关，银行危机通过贷款与实体经济危机相关；国家财政危机又通过财政收支与实体经济相关。三者相互加剧、相互交织。再加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危机则愈发的演变成为复合危机。

沃尔夫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些分析大多成形于2012年。三年后，我们在全球经济现状中，再去验证这些迥异于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乐观观点时，可以更明显地察觉到他的独立和冷静。

在《购买时间》中，沃尔夫冈局限于自己的立场和地域，其分析目的或许仍在于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为欧洲经济寻找到新的出路。但无法否认，根据沃尔夫冈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剖析，我们能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获得更多不同的教训和经验。

购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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