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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尝

2007-06-21

薛涌在《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的序言中开门见山，这是一本写给想留学美国的学生及他们家长看的书。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因素使留学从梦想成为现实，作者以1994年赴美后的亲身经历总结到，如果不懂美国大学的文化、教育理念，不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理想与美国教育体制进行衔接，留学美国也会事与愿违，本书无疑为有志于留学的人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的参照。当然，这本书也是一份给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改革的范本，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固步自封就意味着大量的生源流失，当今在北京等地，香港的各大学而不是清华、北大成为考生的第一选择就是明证。如何弥补不足，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薛涌先生给了我们一份来自美国的视角。

隐蔽的秩序

2006-12-05

当你知道这本书并非1986年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著，你是否还会去买这本书？也许你在犹豫，但你还是买下它吧，不仅仅因为作者戴维•弗里德曼是诺奖得主米尔顿的儿子，更因为他将经济学工具应用到生活中，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生活洪流背后应有的逻辑，正如本书的英文标题所说的那样——《隐蔽的秩序：生活中的经济学（Hidden Order：The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

将“经济分析”扩展到“非经济问题”领域，加里•贝克尔当属第一人，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因此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解释，经济学从此深入到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贝克尔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戴维•弗里德曼受此影响颇多，他以“人是理性的”为前提，将博弈论、价格理论、均衡等经济学理论，通过“终结日机器”、移民、婚姻等例子在他的笔下娓娓道来，让人耳目一新，在这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仅是好玩，更变得有用起来。

戴维份属主流经济学家，他同老爸米尔顿一样坚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认为经济学应该重返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尽管没有人在负责指挥，系统依然正常运行，哪怕是一只“铅笔”的生产和买卖。而这本书亦可看作是主流经济学的另类教材——一本由解释生活事例而形成的经济学理论图景。

然而与贝克尔不同的是，戴维是一个永远令人期待的讲故事高手，他早年就引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用数学算出结果，然后通俗地表述出来，如果第二步不可行，那么就不要用数学”，弗里德曼出色地完成了这两步，连“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幸福、富有”、“为什么宝宝会哭”这些生活常事，也被戴维信手拈来，深入浅出地分析并进行解释，普通的生活与经济分析那巨大解释能力的交织，让读者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这与他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有关（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但深厚的家学渊源仍然造就了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他的代表作《价格理论》就被认为是价格理论的优秀作品，这使得他的行文与正统主流经济学家风格迥异却又引人入胜。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现实生活未必和理论完全一致，但这足以让我们抱一本回家躺在床上慢慢品读。如果此时你还没有买一本回家，那么今夜，你就准备失眠吧。

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

2009-02-11

以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的6124点为轴，近两年来，上证综指的K线图画出了完美的钟形曲线。左半段的时候，政府千方百计为股市降温；而右半段的时候，政府则竭力救市，奈何市场并不买账，指数一路受挫最低曾探到1664点，较最高点已经跌去70%。如此大起大落几乎是世界罕见的，更离谱的是政府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波动的幅度往往随之加大。我们的股市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很多人发出疑问，这也是陆一在《闲不住的手：中国证券市场体制基因传承演化史》一书中试图解释的。

证券市场是什么？经典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证券市场是股份制企业发行证券、筹集资金及证券流通交易的场所。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让有赢利能力的企业发行证券、融得资金、发展壮大，让资金的供给者（广大散户和散户集合投资形成的机构投资者）投资这些企业、分享企业的红利，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很显然，中国的证券市场离这个定位还远的很，在沪深股市不长的历史K线图中，充斥着大阴大阳，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一夜赤贫、甚至锒铛入狱。吴敬琏在2000年斥之为“大赌场”。的确，股市的融资功能根本没有体现，其利润也与投资者无关，其功能与赌场无异，其公平性甚至连赌场都不如。纵观近十几年，可以说，证券市场饱受政府的“关爱”，最登峰造极之举出现在1996年的12月和1999年6月，政府通过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刊发社论的行为来支持股市的发展。但为什么证券市场最终还是扶不起？

众多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政府行为的时候，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优于俄罗斯，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政府那神奇的扶持之手，这使得政府不仅不太会恶意的侵占企业的利益，还给予了企业相当多的优惠，企业贡献的利税和经济增长又推动了社会整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正和博弈。一般来说，政府应该在市场运作良好时充当无为之手，在市场失灵时充当扶助之手，这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但当政府伸出掠夺之手时，其后果对社会和经济则将面临灾难，施莱弗等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转轨之所以艰难在于政府更多是发挥了掠夺之手的功能。很不幸，政府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所展现的恰恰是“掠夺之手”的角色。

在《闲不住的手》中，陆一梳理一手的资料，他披露之所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不是为了企业的融资，在那个特殊的阶段，设立证券市场更多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作用。这种情况一直到1992年5月尉文渊下令放开股价才有所改变，1992年底，证券市场上上市的股票从一年前的14家增长到71家。也正是证券市场所展示出来的融资功能，让各地方政府发现，除了银行以外，股市是一个更为奇妙的融资工具，从股市中圈来的钱，根本不需要偿还。最终股市成为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的良方，并且为了维持对国企的控制权，管理层又天才的发明了“股权分置”，无视投资人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一恶劣的政策至今仍然困扰着股市的健康发展。

更让人错腭的是，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中经开”是中国证券上不折不扣的“恶少”，几乎与证券历史上所有最著名的丑闻有关，如炒作东方电子和银广厦、违规控制基金景福和景宏等。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风波”，“中经开”与“万国证券”博弈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合约，最终以交易所宣布交易作废、万国证券老总管金生入狱为结局，而在“327事件”的调查处理中，政府只字未提“中经开”、也未对“中经开”作任何处理、更没有对政府和“中经开”在市场信息披露不规范及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市场的风险作任何公开的反思。“炒股要听党的话”、“跟着政府的指示炒股”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必须重视的准则。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功能相当庞杂，是政府的政治形象工程、是国有企业筹资圈钱的工具、是为少数人提款的银行、是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良方、是赌场，独独不是正常的股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融资工具。

中国改革之所以获得如许的成就，得益于邓小平提出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其核心在于政府不断的退出经济领域决策，如放开价格、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开放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与这些伴随着的是，各级政府逐步实行分权、推动以法治规范市场的努力，并且制定法律约束政府自身行为。这也就是施莱弗等人所提出的政府的“无为之手”与“扶持之手”。但这一趋势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并不适用，中国证券市场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而是在旧体制之外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前景较传统行业原本具有先天优势。如果任其自生自发的演化，其路径虽会遇到波折，但随着市场经济各项道德、法治等基础的完善，应该可以走向成熟。但很不幸，从一开始，政府的掠夺之手就在证券市场中频频显现，在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动用自己的信用，陷入证券市场的利益纷争。“个人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在证券市场上也不再是行为准则，“看政府脸色行事”成为每个投资人的首要功课。一旦当政府的信用透支殆尽，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也就坍塌，此后政府或许会稍为收敛，以期集聚股市信心，以换来下一次繁荣，但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这种轮回一直到今天仍在发生。陆一不无叹息道，“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看不见的手’萎缩了，‘闲不住的手’却茁壮成长。”

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西谚如是说，政府在监管证券市场也同样应该如此。证券等金融市场的实质是“信心”与“信用”，陆一认为，要让投资者有信心，就必须恢复政府和国家公信力，想让政府、特别是政府的行政监管部门“Tie their own hands”（管住自己的双手），重新担负起代表和维护起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义务。退一步讲，即使政府不愿意放弃在房地产行业中的既得利益，也无关紧要，但这时政府就不应该以公正的市场仲裁者出现，而应该与散户、与机构投资者同台共舞、公平竞争。卢梭在《忏悔录》写到，“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这正可以用来警示当前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角色，不管拯救国企、填补社保金有多重要，也不管股市下滑或暴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有多大，这些高尚的目标，都不应该成为合法损害其它投资者的利益的理由，都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成本的“损人利己”。未来如何发展？陆一在《闲不住的手》中不无悲壮地写到，还需要继续用投资者自身所付出的代价和市场的合力来逐渐推动中央政府自身行为的持续转型，这也是吴敬琏先生在序言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勉的。

全力解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

2010-03-15

  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同的国家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有的国家步入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通道，但有的国家则陷入经济增长缓慢甚至滑坡的泥淖。尤其是伴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全球政治转型浪潮，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严重的“分道扬镳”现象，所有的人都在问为什么。哪怕是同一国家的经济，不同经济学家的解释也是千差万别。

  长期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的罗德里克一直追寻研究经济何以繁荣，从早先他所撰的《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到这本他晚近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希冀以一种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来弥合解释上的分化。

  在增长经济学那里，经济增长取决于物质资本的深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内生因素，其中典型的表达是索洛的“增长模型”；更深基础性的决定因素一般可归结为地理区位、贸易一体化与制度安排，这些是外生因素。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已然明白，众多的增长模型或许适用于发达国家，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普里切特在描述越南和菲律宾时曾提出，在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多样性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一个精致的增长模型，更需要一套“玩具集藏”，将增长模型扩展成一系列适应各种环境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增长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框架内，通过对国别经济增长的分析性描述，而非以跨国计量检验为主的经济增长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分化，而这即是这本《探索经济繁荣》所想达到的目标。

  罗德里克认为，从国别研究中，我们得到的最关键启示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是重要的。在案例样本中，中国、博茨瓦纳、毛里求斯与澳大利亚得益于现有或创建的有效的制度与社会规则体系。波兰、匈牙利与捷克更是在制度上迅速而有效地向欧盟追赶。但制度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如此之多、繁杂，以至于人们无法给出清晰、简单的因果链条。制度的缺陷，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本书中的十几个国家的案例中，制度安排可以发挥作用，需要因地制宜，重视路径依赖与区位因素对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影响。采用西式民主的印度与未采用西式民主的中国都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增长新星，中国犹有胜出，至今龙象之争仍是学界的焦点。玻利维亚实施休克疗法也同样如此。事后来看，印度、玻利维亚的制度环境或改革议程尽管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但可能其社会安排存在缺陷，也可能政策并没有切中其制度中的弊端，致使经济增长成效不佳。

  令人振奋的是，地理决定论已渐渐退出。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的实践都表明，制度安排可以克服地理条件与初始条件等带来的限制。但最让人着迷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本书关于中国的章节，由钱颖一所撰，详细叙述了中国“从转轨制度走向最佳经验制度”的道路，从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财政联邦主义和受约束但保持财政收入稳定的政府四个维度，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罗德里克、罗兰等人在内都认为，全方位而完善的制度变迁方案，并不是在经济转型中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往往是不可行的，改革可以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集中力量来解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精髓。

  罗德里克在持续不断地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更关注用比较的视角来探索中国如何国强民富。与世行在1990年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相异，林毅夫等人在1994年总结了中国的发展经验，称之为“中国模式”，2004年库柏·雷默更从新的视角提出“北京共识”，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然而一国的经济繁荣是否就是全部·伊斯特利在本书中就说，尽管巴基斯坦有一定的经济增长，但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这种增长是极其脆弱的，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后者因此直接导致了1997年的经济崩溃。

  《探索经济繁荣》初稿成于2001年，而今世界虽未物是人非，却已然是另一番图景。回过头来看，中国是否真正地走出了一条新颖无二的道路？中国过去的经济繁荣是奇迹还是泡沫？自2004年以来，对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反思此起彼伏，对产业结构失衡、区域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弱势群体利益保护不足、政治权利缺失等的评论不绝于耳。国际经验显示，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急速发展时都遭受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GDP达到3000至8000美元时，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频频。当前的中国也已进入这个范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今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北京共识的终结》，较为代表性的总结了这一局面。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与政府干预等反正统经验，但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明白无误实践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稳健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

  我们有必要重读罗德里克的结论，制度安排需要因地制宜，并不意味着存在两套有效的基础性经济制度。中国的奇迹在于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速度、策略可能存在差距，但不代表在转轨的彼岸中国可以独辟蹊径。布拉德福德?德龙在总结印度经验时提出，一定意义上来看，东亚经济增长（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奇迹并不值得研究，因为其经验无法复制，而印度则更具普遍意义。对于中国来说，这或许意味着，中国改革必须从更基础的层面向制度变迁的彼岸前行。

企业何以基业长青？

2008-06-24

一个企业如何从优秀走向卓越？如何基业长青？这也是所有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从全球视角来看，有花旗银行、通用电气这样的百年名企，但纵观世界近十年，当时的世界500强也有一半从排名中退出，可持续发展健康的发展只存在少数的公司。那么企业何以基业长青？
　　
从决策层面上来看：远见与克制
　　
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如技术、人才知识结构、产品的流行度甚至企业的经营理念都有其生命周期，因此一般情况下企业也有其生命周期。一个企业成长到高峰的时候，往往也就意味着企业本轮的成长将开始走下坡路，如果没有进行再次创新，那么就有可能使整个企业走向衰弱甚至消亡，无数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著名品牌宝丽来曾成功迫使柯达离开即时成像胶片市场，但它却在新技术的创新中落后，最终破产。而败下阵的柯达，抓住数字影像的机遇，开发出数码相机重获成功。然而柯达也犯下与宝丽来同样的错误，胶片市场的风光无限使它怠于长远的发展，原本以技术见长的柯达最终败在技术上。
　　
要保持企业之树常青并不容易，但绝非不可能，其关键之处便在能否随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在一个市场上取得成功之后，能否具备长远眼光，发掘下一个市场？无远见，便死亡。诺基亚的远见，促使他在中国大力发展中低端手机，长期专注于symbian平台手机的开发，这造就了它移动通信霸主的地位，而老牌对手摩托罗拉则数次为自己的成功所托累，找不到前进的感觉。10多年前谱写电脑史传奇的苹果公司陷入困境，但这不意味着苹果的死亡，从1997年开始，苹果持续推出iMac、iPod、iPhone，从一家电脑公司转型到音乐播放器公司，而现在又成为手机制造公司。
　　
而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则更具挑战性，在中国90年代初，民营企业为了规避政策，纷纷戴红帽子，同时也为后来的产权清晰化进程预设了陷阱。在这一进程中，柳传志和鲁冠球是少数具有远见的企业家，联想和万向后来的辉煌也得益于他们早期对企业股权的清晰化努力，尽管当时只是纸上财富，从主管领导到企业员工都没当回事，但相对健力宝和科龙，他们就幸运万分，后两者均沦为二流企业被他人收购。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如果因此沉浸在今天的成就而不去为明天做打算，那么无论多少领先的公司，都会被时代抛弃。而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则不仅应该预见未来的发展，更可以借势以引导未来。远见是企业可以基业长青的核心，是企业决策者从优秀到卓越的直接体现。没有人事先会知道成败，但就是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在某些领域有着超人的直觉，并且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这惊心动魄的一跳，也完成了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企业家精神”。
　　
尽管远见可以造就辉煌，但并不必然，中国近三十年的企业发展，并不缺乏具有远见的企业家，但往往马前失蹄。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突飞猛进的时候，在这时，需要有“克制”的精神来化解这一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陷阱。总得来说，有两个因素：其一是没有像平时一样重视经营管理中的最基本原则；其二是平衡“野心”与“梦想”，控制自己内心过度膨胀的欲望。中国的企业史中，如果铁本案中的戴国芳不去长江边上建铁厂，如果顾雏军买进科龙后不从事其它收购，如果唐万新只专注他的“老三股”，也许所有的败局都不会产生。这就是克制的重要性。
　　
执行层面：既定决策下的企业绩效控制
　　
基于远见和克制的决策，让一个企业有了发展方向，这只是问题的第一层面。如何在既定决策下控制企业绩效、达到预定目标，这是企业管理的微观执行层面的难点。总得来说，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如何设计有效的组织结构、如何设计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如何完成控制以保证各项行动按计划、质量标准进行。
　　
组织结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至重要，其核心难点在于如何让员工、部门的工作既可以取得整体工作的一致性与高效率，又能保证个人的灵活性和创新的表达渠道。传统的大企业多采用事业部型结构，而现代的企业管理者发现，在日益动态和复杂化的环境中，传统的层级制力不从心，基于团队的结构在大型企业中被广泛使用。现在的企业则是将团队结构与职能型结构和事业型结构相结果，促使组织在获得行政层级效率性的同时，还拥有团队结构的灵活性。
　　
激励机制是执行层面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人才的价值在于个人工作的积极性与努力程度，但这种积极性与努力属于个人，当员工不能分享“努力”和“积极”的成果时，控制着这种资源的员工就可能消极怠工。因而作为有效的企业管理者，要想让所有员工付出最大积极和努力，就必须了解员工如何受到激励以及为什么会被激励，并调整自己的激励活动以满足员工的这些需要和欲求。
　　
当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开始运作，优良的激励机制提高了员工的积极与努力，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考虑的就是监视各项行动完成的方向是否朝着决策目标的方向运行，并及时纠正各项显著的偏差。这就需要设计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完成这一目标，而这一系统的设计则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规制、企业文化、行业特色等。

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最大障碍

2010-09-06

　　论及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学者，余永定是非常耀眼的一位，他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所，是中国宏观经济涉外政策认识与决策的主要影响者。自1996年中国“双顺差”格局显现以来，国际收支失衡已成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余先生的新文集《见证失衡》即显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历程。

　　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来看，自1996年第三轮软着陆式的宏观调控生效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加入WTO、经济复苏到过热，到2008年下半年经济衰退显现止，在12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与此伴随着的，是中国执行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98的20%上升到当前的40%左右。《见证失衡》一书副标题“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正是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关注焦点的转移的三部曲。首先，出口导向的增长策略导致了1991年以来的“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局面，这是随后诸多故事的主要源头。其次，作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政策辅助，压低人民币汇率成为1998年以后汇率政策主要思路，同时也催生了各国敦促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其三，持续双顺差形成了巨额外汇储备，除了外储保值增值的大麻烦以外，因外储过大产生的冲销、热钱涌动、资产泡沫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

　　余永定先生对近十几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诸问题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也奠定了目前各界对这些问题认识的基础。但问题另一面是，如果仅仅从两国或一时的国际收支来着手，恐怕并不能观察到症结的全貌。全球化是国际收支失衡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趋势不可扭转的背景下，基本每个国家都主动或者被动的卷入其中。但参与全球化活动的收益显然并不均等，但收益多寡是一个问题，而被边缘化则是更大的威胁。

　　而解决中美的国际收支失衡及因此产生的经贸摩擦，我们还必须引入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劳动力。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缘自投资与生产能力。高储蓄率决定了高投资率，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在高投资的作用下迅速地升成为生产能力。资金、技术和商品迅速地在全球经济体系内流动，但是，劳动力却是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所以，以中美国际收支失衡为代表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局面，其根本症结在于，商品可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能，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部分生产要素的流动却并未同步。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2008年暴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之间专业分工可能无法持久深入分化。可以预计，只要全球化继续深入，未来全世界仍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要转变成工人，不仅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工人要面临着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也将面临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潜在竞争。国际收支失衡不仅会体现在中美之间，还可能体现在中国与其他欠发达国家之间。

　　身为决策层的重要咨询对象，余永定在几乎所有的问题分析中，都给出了极具远见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人民币面对巨大升值压力、外汇储备高风险以及国际收支失衡下的宏观调控困局之下，中国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政策，即追求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局面，但在遇到国际汇率升值压力时迟疑不决，继而陷入了当前的美元陷阱。对此，余先生总结为，“富人向穷人借钱、富人不让穷人借钱给他、富人不愿或无力还钱”。不管双顺差、汇率稳定对当初的经济复苏如何重要，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政策都应即时调整。然而政策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政策调整变动十分困难，随着境况的恶化，政策调整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调整的成本亦越来越高。

　　余永定曾多次提出，中国不应恐惧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不仅有助于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还可以消除国内储蓄与投资占GDP比重过高的不正常现象。进而，追踪问题的根本，国际收支失衡在于双顺差，而这是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财税等刺激内需）在短期内加以纠正，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这包括大量的要素资源价格扭曲、财税优惠政策配置、政府对投资等的不正当干预、地方政府在错误政绩观指导下的盲目引资等等。

　　道理不难明白，但真要做起来，事情就会复杂起来。以人民币升值为例，在人民币资本不可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均衡汇价缺失，汇率升值意味着出口优势降低，在出口占GDP比重40%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成问题。当然，这是中国未来必将面临的转型，长痛不如短痛。但人民币的升值则会直接影响国内实际利率的提升并倒逼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而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国内金融体系垄断地位的消失，而廉价资金消失，意味着大部分靠垄断要素资源生存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将步入亏损境地。

　　此外，消费不振、消费占GDP比重过低是当前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的最大障碍，其原因无非是居民没有能力消费和不敢消费，这是因为初次要素分配的不合理、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抑的结果，也是教育、医疗、住房等被推向市场，二次分配没有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而这些究其根本，都是因为最广大的民众在税收、财政支出等方面没有发言权，致使他们成为出口导向经济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因被迫储蓄使得资金成本低）。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外汇储备，同样是巨额外汇储备，日本是藏汇于民，而中国则收汇于国。我们固然可以辩解，外汇收于国家，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保障国家安全，但这似乎更像一个政治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关头，需要勇气，通观《见证失衡》，处处可见余永定先生直言不讳的勇气。作为建议，余永定在序言中写到，“改革的时机应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我们同样希望决策层显现出改革的勇气，只有走出了这一步、走好这一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才能够继续保有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

非理性的黄昏

2009-02-11

茅于轼先生说过，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财富的增加。三十年之前，中国的绝大数人们还在为温饱而忧心忡忡，而今天，解决了饥饿困境的人们更在乎如何让自己的钱包鼓起来。近十年以来，炒股票、买房子是有了钱的人最为醉心的事业，希望可以获得更快的财产增值，这是近几年房价疯涨的原因之一，也是股市一轮轮从萧条到繁荣的动力。这正是这种心理的驱动，各种炒股圣经、买房宝典、理财秘籍应运而生。与这些独门秘技不同的，陈毅聪在《被牛市灼伤》一书中却在反复的澄清投资者对资本市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误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股市以来，股评家就如影随形，在不长的证券历史的记录中，股评家堪称劣迹斑斑，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吕梁伙同朱焕良等人在股市中做庄，操纵股票，最终导致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中科创业陡然倒塌。那么针对资本市场，什么样的评论家才是合格的？当前评论市场上，呈现了一种分裂的局面，一种是重学术而轻实务，所谓轮椅里的经济学家。这些评论家的文章，或者言辞深奥，无法卒读，非一般大众可以接受；或者与现实脱节严重，言不对辞，读者根本无法从中得到启示。另一种则是重实务而轻学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限的实务经历带来的局限性，往往无法对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这一方面讲，《被牛市灼伤》一书中的评论，为面向大众的经济评论做出了榜样。

如何能使自己的财富更快的增长？这个是每个投资者的疑问，也是每个财经评论家要回答的问题。陈毅聪将其总结为“理性+常识+窍门”。俗语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与“劳力者”大为不同的是，投资是一项聪明人玩的游戏，并且聪明之外还有更聪明。从长期来看，股价、房价、理财产品会不会涨，取决于对应产品的发展前景，这也就是所谓的基本面分析，例如长期股份取决于资金供需、交易成本、股票流动性、上市公司利润、机构投资者监管与救助、税率等。但这一模型显然无法解释过去的几年内中国的股市、房市的疯涨。这是因为有一部分投资者总觉得自己够聪明，他们买股票的目的在于有比他们傻的人会接盘，投资变成“搏傻”。2008年以来，大量的出现“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的被套牢的现象。陈毅聪认为要投身于资本市场，首先要要看清自己，真正摸透自己的性格，继而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这也就是理性原则。

尽管如此，但处于兴奋期状态的人们往往得意而忘形，非理性的冲动在投资过程中跃跃欲试，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回到常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收益的背后必然是高风险。基于“奥运牛市预期”与“炒股对抗通货膨胀”的心理，2007年10月中国股市到达历史最高点，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尽管是疯狂的，但也是理性的选择，只要有新的资金入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就会继续持续下去，全然不记得泡沫总有消退的一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保有常识，谨慎看待赚的太容易的钱，牢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才能让人成为跑在股灾来临之前的、先知先觉的幸运儿。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完全没有免费的午餐，但这种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少数善于把握时机的人才能抓住。例如前几年的“打新股”热潮，这就需要投资人灵活的把握市面上出现的各种信息，如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净资产余额等，寻找潜在可能的机遇。即使不指望这种免费的午餐，掌握各种窍门，同样也可以让投资人在股市中少犯错、多赚钱。例如就开发商极力向投资者推荐的“租金等于月供”的商品房投资，花不了多少钱，享有一套房子；陈毅聪指出这种算法犯了“没有考虑首付中现金支出的利息成本”、“装修折扣”、“租金不稳定”、“土地增值与房产折扣孰快”等几重谬误。

作为券商行业研究员，可谓难能可贵，中国当前的资本市场结构，客观上要求券商唱多而不唱空，那么在股市、楼市繁荣期的时候，如何让投资者理性对待投资，成为行业研究员最需要平衡的事情，否则被牛市灼伤的首先就是研究员。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的认识往往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羊群效应、追涨杀跌是资本市场的常识，那么作为一个对投资者有影响的研究员，是指出错误、说明真相，还是迎合大众、随波逐流，这不仅仅影响一个研究员长期的声誉，更是检验良知的试金石。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经济问题往往与政治、习俗、社会等方面盘根错节，这意味着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的解读，往往需要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方式的解读。这或许才是探知目前资本市场中非理性的原因的有效渠道，这样才可能让非理性投资走向黄昏。

企业何以失败?

2008-06-06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群冒险者在中国这一舞台上展现了向商业社会转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遍地机遇而又陷阱重重，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凭着在某些领域的超人直觉，又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这惊心动魄的一跳，也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企业家精神”，只不过最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也值得深思。作为后来者或旁观者，如何从败局中提取“失败基因”，则是避免第二次在同一地方掉进灾难之河的利器，吴晓波正是旁观者之一。

转型期的社会是容易遗忘的，人们靠着一腔激情驰骋商场，但不知借鉴前人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吴晓波在2001年出版的《大败局》，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图书”。作为企业案例的研究者，吴晓波得益于其新华社记者的特殊身份，新华社可以不计成本让他在中国各地进行采访、调查，新华社的背景和个人的人脉又让他可以采访到重要的亲历者。这种优势让他在第一手资料的掌握上如鱼得水。而对公司研究的长期关注，又使得他的写作具有问题意识，案例描述的背后始终跳动着终极追问。

企业为什么会失败？其基因是什么？吴晓波在《大败局》总结为三点：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然而中国企业成长的难点也在于，要在一个道德滑坡、缺乏秩序和经验的时代完成现代化转型，冲破制度和习俗的束缚正是企业得以成功的原因，当然其败局也在于在冲击制度和习俗时马前失蹄。放宽视野来看，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林毅夫等人总结这一中国经验时认为，中国的改革通常都是以改进微观激励机制入手，随后通过新的市场机制中的增长倒推更高的改革需求，将改革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局部试验、增量改革来做大蛋糕，以此提高每个人的净收益，而等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必须随着进行制度创新，逐渐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

然而微观改革推动宏观改革、局部改革推动整体改革的动力是一批又一批的闯关者，改革三十年以来，从来就不缺乏闯关的英雄，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笑到了最后，这才是“中国式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思想在吴晓波2007年出版的《大败局Ⅱ》中得到了体现，他把“政商博弈的败局”和“创业原罪的困扰”归为“失败基因”。与时同时出版的《激荡三十年》，则明暗线交替叙述，明线叙述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日新月益，暗线则是那些试图冲破制度束缚的企业家，如潘宁、李经纬、戴国芳等。我们看到，在政府层面，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的法治基础建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实施过，三十年的企业史，最容易受伤的就是民营企业，他们在模糊制度的藩篱中左支右绌，战战兢兢。在社会层面，人们至今仍然缺乏一种对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这使得一些企业的成功总是蒙上了莫名的灰色。

对吴晓波来说，从发掘企业失败的基因，到叙述中国三十年的企业发展史，则显示了他对问题认识的深入，渐渐从激荡的叙述转向思想的沉淀。历史事件是作为知识、史实存在的，尽管文笔的朴实和富有震撼力的叙述让我们得以体会“中国式的奇迹与失败”。但历史又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其背后跳动的是时代的脉搏、观念的变迁，“为什么会有中国式失败”才是把握这一精神的钥匙，在FT中文网的“中国公司研究”专栏中，吴晓波将视线进一步扩展到百年企业史，他的下一部作品或许更值得我们期待。

难以忽视的复杂

2007-11-19

新世纪以来，和平奖频频授予解决贫困、可持续发展的候选人，像2006年、2004年便授予了在这两方面表现卓有成效的候选人——尤努斯和马塔伊，当然这也说明近些年国际社会和区域的政治领袖在解决区域争端的表现上乏善可陈，另一方面过往的历史中，将和平奖授予“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评选委员会将面临更多的指责。2000年因对韩朝和平的贡献，评奖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了韩国总统金大中，然而后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并没有依约到汉城回访，朝核危机升级又使韩朝关系回到了起点，更为严重的则是韩国大国家党指控金大中政府在峰会前，曾通过现代集团向平壤提供数亿美元，以完成韩朝峰会的举办。1993年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等获得了次年的和平奖，但1995年拉宾遇刺身亡，阿拉法特在执行奥斯陆协议上也多有掣肘，巴以冲突仍然继续，和平之望遥遥无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回避就可以不被指责，1979年的和平奖授予了修女特蕾莎（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或译德兰修女），表彰其在印度加尔各答为穷人所做的一切，特蕾莎本人被誉为“贫民窟的圣徒”、继1952年史怀泽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的一位得奖者。但多年以后，美国著名记者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指出，尽管有人大肆宣扬特蕾莎为贫苦人奉献，她实际上是权贵、独裁者们的终身朋友，为穷人的服务的程度也被极度的夸大。
将和平奖授予尤努斯等人其实不难理解，贫穷、经济增长缓慢是战争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消灭贫穷、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最终也将促进人类的和平，新的世纪，人们对和平有着更高的诉求，扶持救助、人类长远发展等相继被纳入和平的范畴。同去年对和平奖的原因类似，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和平奖授予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表彰他们为改善全球环境与气候状况所作的不懈努力，对此他们解释到，“气候变化可能会触发人类大规模迁徙，竞争地球自然资源也会更为激烈。这些改变将把尤其沉重的负担施加给世界上最为脆弱的国家，这将使国内和国际出现暴力冲突和战争的危险将会增加。”
气候变化最早是从温室效应的发现推导出来的，弗立叶（Joseph Fourier）在1824年发现了温室效应并由瑞典化学家阿勒尼斯（Svante Arrhenius）在1896年从数量上进行了推测，随后科学界在全球平均气温、二氧化碳浓度、红外辐射等多个科学认定上有所突破。美国的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和密瑟罗(Lynne E. Mesirow)在1976年出版的The Genesis Strategy: Climate and Global Survival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人类的活动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这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到了80年代，全球平均气温变化曲线迅速上扬，到1988年，气温过度变暖将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已成为人类共识。
在这种背景下，由联合国环境工作组（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于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这个组织试图从现有的气候模型和文献资料中预测温室效应的影响，设有（1）气候变化的科学认定，（2）评估对社会经济最终影响以及（3）评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案等三个工作组，再外加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工作组。IPCC共有2500多科学家，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同行评议科学合作项目，IPCC曾在1992、1996和2001年分别发布过气候变化的报告，最近的一次修订版本为第四次，发布时间为2006年。其中伴随着IPCC第三次报告（2001年）的出版，多个国家的最高科学学术机构开始将IPCC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上作为科学共识的代表，因此，IPCC目前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最权威的科学研究机构。而获奖人戈尔则一直关注环保问题，他在1992年撰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失利后，更一直致力于宣传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向人们展示全球变暖的诸多危害，影响广泛，并获得了今年的奥斯卡奖项，在推动人们理解气候变化的危害方面功勋卓著。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人类迄今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2006年IPCC的最新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可能会影响到自然系统、物理和生物系统以及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这将对人类健康、生存环境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同年，斯特恩（Nicholas Stern）借其推出的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宣告，未来几十年气温有50％的概率升高5摄氏度，包括水、粮食、健康、土地和环境都将改变。巨大的生态变化以及潜在的危害已经促使了全世界的专家开始研究气候变化对自然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并开始制定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并降低其风险与危害。戈尔制作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则较为生动，它征引了大量科学家的研究和冰川消融等事实，通过图片、表格更加直观地让人感受到气候变暖的趋势，以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如旱灾、海啸、热浪等等。
然而尽管全球学术界在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问题上有相当的共识，但在理解“包括产生二氧化碳在内的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气候的变化”和“因各种原因所产生的气候变化其净消极影响到底有多大”等问题上仍有分歧。对于第一个问题，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导致气候变暖不假，但是否是主要因素在科学认定上一直缺乏有力的证据，有批评人士认为，不要把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混同在一起，他们对于是否能将人类活动导致的变化从自然界的复杂关系中分离出来表示怀疑。而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滞留时间长达几百年，短期的减排并不能影响当前的浓度，这极大地阻碍了气候政策的设计。第二个疑问则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非全都为负面，如气候变化可能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且人类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在未知的物理变化以及不确定的经济社会影响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应对方案的成本非常困难。但这些并没有在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显示出来，更让人质疑的则是，戈尔将美国卡特里娜飓风、非洲乍得湖水位过低、乞力马扎罗山冰川消融归结为是全球变暖的恶果，并夸大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并将可能发生的事实变成明确将要发生的未来，这些都有违当前的科学共识，媒体戏称这些错误为“难以忽视的假象”。
但这无损戈尔的功绩，科学评估已经证实的风险仅是政策制定的第一步，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要考虑到人们已经意识到的气候变化的风险，完美可靠的政策设计要求公众充分理解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当前美国人对恐怖主义威胁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很少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卡斯•森斯坦在《美国人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上的分歧》（On the Divergent American Reactions to Terrorism and Climate Change）一文中指出，这源于美国人普遍认为，花费金钱来减少恐怖主义的威胁，可以很快地获得明显的收益，其产生的成本也是可以承受的；但花大力气应对气候变化却未必能在可见的将来让全美民众受益，美国人承担的成本也远远超出了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而“9•11”事件更强化了人们积极应对关注恐怖主义而漠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人们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只有通过两条途径：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降到可以承受的水平，或者让人们明显感知到，应对气候变化非常必要，还可获益很多。
而IPCC以及戈尔的功绩正在于此。除开公众层面的广泛关注，气候变化也已变成同反恐同样重要的两大国际议题之一：2007年德国的G8+5峰会和悉尼的APEC峰会中，气候变化都成为会议的焦点，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因此诺贝尔委员会在公告中说：“广泛气候变化会改变和威胁人类相当多成员的生活状况……委员会争取做出贡献，以便更为专注于保护世界未来气候所必须的过程和决策，进而减少对人类安全构成的威胁……。”
虽然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问题，但在建立协调一致的国际协议上也充满了变数，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过程必将一波三折，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互相推托责任，更在贸易等政策上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而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更为现实的压力，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协议的紧张难以平衡。不仅如此，目前气候变化的政策设计仍过于简单、粗糙，无法适应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这也需要更多的戈尔、更多的焦点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使未来的气候变化政策更具经济合理性和可靠性。
Christopher Hitchens , The Missionary Position: The Ideology of Mother Teresa, Verso Books Oct 1995, £10.99
IPCC，2006b,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st edition, November 2007, $85
Nicholas Stern, 2006,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007，$50
[美]阿尔•戈尔著：《难以忽视的真相》，环保志愿者译，王立礼译校，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4月，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