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性的“医学化”与“病态化”批判
2014-02-25
文/潘绥铭 黄盈盈
《Think Human Sexuality》一书是美国性研究的全面介绍，富晓星、史晴和左欣把它翻译成中文，对于中国性文化的发展是一大好事。
这本书既不是一本医学专著，也不是性行为的大全，而是涵盖和强调了“全性”（Sexuality）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状况。这是最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的新发展，标志着人类对于自己的“全性”做出了崭新的解释。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新发展，我们愿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拓展和发挥。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曾经总结过当前中国社会流行的三种性方面的话语：性的医学化、女性身体的被压迫说、性革命的话语。其中，首当其冲而且定于一尊的就是性的医学化。
何谓“医学化”？
有国际学者指出，医学化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医学通过它特有的思考方式、模式、隐喻、价值、机构和设置，对社会生活这个领域施加实际的或理论的重要影响。还有学者分析道，医学化的行为逻辑是：用医学的术语来定义一个问题，用医学的语言来描绘它；然后不仅用医学的框架来理解和解释它，而且还用医学的干预来治疗它。
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医学标准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经被医学化了，甚至是被“过度医学化”了。这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判定标准，几乎完全归顺并臣服于医学；而人们自己的经验、领悟与认知都被彻底地贬低与排斥。结果，人被变成一个客体，一个对象，一个被动的物。
医学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健康”这个话语在20世纪末尾被推出与被热捧。可是，人究竟要成为什么样，才能算作是“健康的”？是医学定义上的“无病”或者“不会得病”或者“有病也查不出来”；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良好状态”，还是作为人类永恒梦想的“幸福安康”？尤其是，“健康”究竟由谁来加以判定呢？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我行我素，还是双方互动与协商，还是符合社会规定即可？
说到底，所谓的健康其实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符合社会对于身体与生命的硬性规定，只不过现在不是用习俗与法律来强求，而是用一整套医学的知识与话语来控制。虽然笔者从来也不否定医学中的自然科学的成分，也从不低估医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但是它一旦跨越了自己的学科界限，插手到人类的社会现象之中，那就是医学化，就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
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从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一个范畴，而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碍（阳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变态”，而性权利与性快乐则荡然无存。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性成瘾”，在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地方，这种所谓“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打击一切性的异端的思想武器。
医学化的认知，必然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比如对于同性恋、虐恋、恋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离”的现象，都曾经被或者正在被“医治”，不仅是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常常被认为应该直接动手术。这样一来，手术刀就开始杀人了，开始“移风易俗”了，甚至开始“改造中国”了。
说到底，医学化其实就是社会试图通过医学的理解模式与治疗手段，来规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尤其是要剿灭一切异端。
艾滋病时代：性的“病态化”
自从1980年代以来，以医学化与科学化为特征的性学（sexology）虽然作为一股“热”在中国开始流行，但是性学本身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在非医学界）。近几年来，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却使得有关“性”的讨论更加主流化与合法化，这就是对于艾滋病的高度关注。官方和大众传媒都在鼓吹：中国已经进入了空前的艾滋病时代。
所谓的艾滋病时代不仅是指艾滋病的增加，更是指随之而来的相关研究及其附带物正在爆炸式地增多。结果，当今中国呈现为一幅光怪陆离的风俗画：一方面“扫黄”如雷灌顶，就连网上和手机里的“黄段子”都几乎无处藏身；可是另外一方面，只要披上预防艾滋病的虎皮，几乎百无禁忌，就连肛门性交这样的话题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宣讲。因此，忽如一夜春风来，与艾滋病有关的“性”研究（包括再度成为热点的性教育、生殖健康等）开始进入主流文化。
这虽然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进步，但是这种对于性研究的表面的开放，实际上潜伏着把性推向反面的危机：人们要么不许说性，要么只能从负面来说性。或者说，这种艾滋病时代已经把性给病态化了，也就是仅仅把各式各样的病患与性联系在一起，却闭口不谈性的权利与快乐。结果，中国的性革命，刚刚把性道德的紧箍咒撬松了一些；马上又掉进了“性健康”这个大瓮。
在这个大瓮里，性被强行与“高危”联系在一起的，属于被控制的对象。某些道德家们与某些科学家们联手，以艾滋病来恫吓大众，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性的存在合理性，甚至抹煞其存在的现实，巴不得人人无性，六根清净。正是因此，某些社会势力才大肆鼓吹所谓“ABC式的性教育理念”（最好是禁欲，其次是忠诚，万不得已才使用安全套）；试图把“洁身自好”的道德观念规定为进行性教育的前提。
还有些性教育的项目虽然并不公然提倡禁欲，但他们的立论基础还是对性的否定与规训，而不是积极地建设正面的“性福”。例如，有的机构居然在宣传手册的首页就写上“婚前性行为会导致艾滋病”，好像艾滋病毒是婚前之性自己生产出来的。
结果，性，而不是“无保护的性”，在艾滋病时代重新被妖魔化了。或者说，传统道德借助艾滋病来达到规训“性”（尤其是青少年之性）的道德目的。因此，所谓的性健康被建构为性的唯一内容和绝对的判断标准。性权利与性快乐则刚刚摆脱了生殖的束缚，又被“性健康”所淹没。其实说白了，这种所谓的性健康其实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性的专制。
这其实是古老的“因果报应”的性禁欲的思想武器在当代被变相地应用。其行为逻辑就是：只准说性的风险，不准提性的快乐；把风险说得越大，才越能吓阻任何越轨。其思维逻辑则是儒家古老的“防患于未然”的无限制的推理法，就是把本来只是在某一侧面上存在一定可能性的风险，无限扩大为100％的、必然的、无解的危害，根本不顾事物的发展必须有必要条件加上充分条件这一生活常识。
尤其是，“性的病态化”故意把性的健康与快乐、性的安全与享受、性的自卫与发展，都绝对地对立起来，搞得两者似乎是黑白分明、不可调和、非此即彼、只取其一。
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中国人两个都缺，尤其缺少二者的和谐。这才是中国性文化在21世纪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也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老根何在？
以上描述了医学化与病态化的种种现象，但是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
支撑着医学化的柱石是“生物化”的思维逻辑。它的大前提是：无论社会如何沧海桑田，人终究是一种生物；小前提是：生物的问题必定来自生物因素；其结论则必然是：生物学足以解释和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这种思维逻辑在历史上本来自有其道理。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初级阶段中，为了避免无穷无尽的烦恼，人们只能把一切未知的与无解的问题，都归结为某种已知的却又高度简单化的根本来源。在原始时期是“万物有灵”，到后来演变为“生理本能”，其对立面则是“疾病”。君不见，直至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常常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人与事都用一个词来形容：“有病！”
从19世纪开始，西方自然科学蒸蒸日上，又给医学化和病态化带来一个擎天柱，那就是惟科学主义的推理逻辑。其大前提是：人是物质的；小前提则是：物质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结论就必然是：人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其实都是违背规律的“反常”。这就给生物化开拓了发展空间。于是，好事皆为“本能”，坏事都是“变态”。接着，这又推动了医学化与病态化的战车滚滚向前，于是一切所谓的治疗也就都变成了“纠偏”。
看清楚这种一脉相承之后，相信读者就不会再误认为笔者批判医学化与病态化就等于主张有病不就医或者抗拒一切治疗。
医学化与病态化的危害主要有下列几种。
第一是越界犯规，就是无视人的社会属性，硬要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的一切。这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诸如神经内分泌、脑电波与脑构造、基因等等，几乎每一个生物学与医学的进展，都曾经被拿来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
第二个危害是修筑自己的学科霸权。这就必然会排斥异己、打压其他的理念与行为模式，直接阻碍多元平等社会的诞生与发展。
第三则是建立与巩固医学对于人的专制统治，而且日甚一日地试图全面控制人们的理念、思维与日常生活。这就必然抑制主体的欲望表达，尤其是会阻止任何一种不一样的欲望表达。毫不夸张地说，医学化与病态化的极端结果，便是缔造出一个可能没有病患，但是也没有人性的机器化的社会。
第四个危害是“治疗万能论”，在预防艾滋病领域中则演变为“惟干预论”。这纯粹是把人当成小白鼠，把自己视为“开大药方”的救世主，把干预扩张为拯救，把医学扭曲成“灭火器”，把预防艾滋病的善事偷换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战。
但是笔者最后必须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信奉医学化。反对医学化的人们，也并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研究者，甚至都不是他们首先开启的；而是医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从单一的生物模式转向生物、心理与社会相结合的新模式”的主张，而且首先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医生的心。
这也可以证明，医学化与病态化之所以荒谬之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违背了人文社会研究的立场与准则，更是因为它们首先就背叛了医学的发展方向，造成了医学的固步自封甚至是开倒车。因此，首先揭竿而起的，恰恰是堡垒内部的“自己人”。
性在中国的腹背受敌
以上所说的医学化与病态化，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笔者批判得已经够狠了。
可是在中国，在被西医给医学化的同时，性，还不得不在传统文化的天网中血路拼杀，甚至比对抗医学化还要艰苦卓绝。
以中医为代表或者为旗号的那种宣扬滋阴壮阳（尤其是壮阳补肾）的养生之道，其实根本就是把人当成猪来养；只要充分“滋补”，就会膘肥体壮，而且浑浑噩噩，全然不必思考什么生存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因此可以把它称为“苟活化”。
近年来，以养生为招牌的“身体产业”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或者借助于这种苟活化的理念。其中不仅包括了对于身体的各种规训，更是渗透了猪的哲学。在五花八门的“气功”与“修炼”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苟活化的内核。
这就是“延年益寿”的千年梦幻，就是以贬低精神上的价值意义来换取肉体的苟延残喘。不过，这也确实是老祖宗的遗产，因为孔夫子就从来不去考虑“人从哪里来，去往何处”这样“玄虚”的问题。同时，这更是至少两千年来的臣民社会的无奈产物，只不过被现今的“屁民”给消费化了。
这种苟活化的首要管制目标就是性，而且形成天罗地网、严丝合缝。因为苟活化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大前提：“好死不如赖活着”；小前提：“劳色伤身”；于是结论必然是：“万恶淫为首”（不仅指性关系，也指性生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在传宗接代这个唯一的意义上承认性的存在合理性，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把性生活视为长生不老的剋星；因此才会生产出“房中术”那种“固精不泄”的种种性技巧。
如此这般，直到21世纪的中国，至少根据笔者的定性调查资料来看，“惜命保精”仍然是部分男人逃避夫妻性爱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基本动力之一；甚至就连部分女性也因为相信所谓的“阴气不可外泄”而“甘为活寡”。
如此这般，性权利从何而来？性快乐何以立足？性的多元选择与自主发展又何从谈起？
当然，上述的医学化（病态化）与苟活化，究竟有多大成分来自“西学东渐”，又有多少来自“老树新花”？这两者究竟是并驾齐驱，还是分而治之，还是相辅相成，还是相生相克？这个问题亟待研究。
尤其是，苟活化与中医理念是什么样的关系？它又究竟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内化的？其衍生物及其作用又有哪些？与医学化相比，它仅仅是一种文化特质，还是生命哲学与社会精神的分野？这些，恐怕才是更值得为之殚精竭虑的本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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