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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8

克服思维隐性偏见
赵青新
卧龙凤雏。庞统和诸葛齐名，可惜他运气不如诸葛，只因为长得丑，就不被吴主孙权器重，后来庞统到了蜀国，在那里做出了一番事业。
孙权以貌取人，潜意识里看不起庞统这个丑男，结果丢失了人才。笔者最近阅读《盲点》，发现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在《盲点》一书中，作者用“盲点”来比喻人们思维中暗藏偏见的区域。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我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好恶，以及对他人性格、能力、潜力的评价呢？
马扎林·贝纳基和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分别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两位美国顶尖心理学家已经合作了30年，致力于研究人类思维在特定环境中的运作方式，并一起开发出“内隐联想测试”心理学研究。至今已有超过1400万人完成了这项测试。
被测试者对两类词（概念词与属性词）进行选择，计算机研究两类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紧密程度，继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和社会认知等进行分析。很多被测试者惊讶地发现，测试结果不仅与预期大相径庭，甚至会颠覆对自我的认知。
比如，“无意识的白人偏好”，被测试者们纷纷表示自己没有种族歧视，但是测试传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那就是潜意识的威力。隐性歧视处处存在。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无意识的白人偏好”不适合中国大众，但推而广之，借助这种形式，可以让我们用来测试其他“无意识的群体偏好”。
笔者曾经在网上看到“各省人眼中的中国地图”，不同省份分别被标上骗子、小偷、好吃懒做、小市民等有色标签，可以说是一种赤裸裸的地域歧视。虽然大多数人未必像那张地图显示的那么极端，但类似观念潜移默化，比如喜欢说上海人怎样怎样、广东人怎样怎样、某地的人怎样怎样，招聘场上、人际交往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把个人代入固定思维认为的地域特征，而下意识地做出选择偏好。
测试“无意识的性别偏见”，男性=职场、女性=家庭的自动联想逐渐变弱，但仍然相当顽固。向被测试者抛出问题：你是否在意老板的性别？被测试者都是正在寻求第一份工作的人，对此都回答“不在意”，但在运用联合分析法对测试结果进行评估后，恰恰相反，几乎所有人的选择都系统性地指向“老板是男的”的工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在潜意识里认为男性更适合职场，尤其是领导角色。
书中有一则故事，《裁缝的手和耶鲁教授的手》。卡拉手部受伤紧急求诊。因为平时爱好裁缝，所以卡拉首先关心这次受伤会不会影响她继续缝纫。当时卡拉休假在家，衣着随便，医生以为她是个裁缝，于是就表示没有关系，伤口缝合处理就可以了。正当此时，医院的一名学生志愿者认出了卡拉，惊呼出声：“教授，你怎么啦？”卡拉立刻被急诊医生送往手术室，医院召集了最好的手外科医生为她做了手术。作者说，卡拉的故事不仅体现在揭示有所作为的行为，还在于揭示不作为的行为。作者还意味深长地说道：“盲点不仅能庇护偏见，也能庇护特权。”
《盲点》一书，结合了大量有趣的行为实验和生动案例，作者用易于理解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向大众解释了造成刻板印象和歧视心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作者目的在于，让人们发现自发思维和反省思维之间的差距。只有自觉与潜在的不良思想作斗争，才能保证无意识的、自发的想法不会与经过反省的、理性的想法相偏离，才能真正地消除盲点，克服偏见。

纽约，活在每个瞬间

2017-03-27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纽约，希望破碎，梦想重生，伸手能触摸天空，下坠则落入深渊。一个极好的，也是极坏的大都市。在这里，每天发生多少故事？

522幅图像，489种人生。布兰登·斯坦顿带来了《人在纽约》系列最新的“故事版”。起初是街头抓拍，然后成了热门博客，接着成为长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榜首的畅销书。经历五年的试验、修改与混乱，《人在纽约》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有人情味。

尽管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批判了摄影术对于古典文化的消解，但在大众信息传播领域，图像的直观性及其平和亲近的特质，的确让人难以拒绝。精彩的照片，再搭配几句到位的对话，迅速唤起观者的共鸣。在快节奏的当下社会，它们的受欢迎是有理由的。只不过，摄影图文集要做得好，不仅讲究摄影水平，主旨意图的明确性尤为重要。各种图像貌似零落，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如何赋予它们明朗的主线？

《纽约时报》称赞布兰登·斯坦顿为“在纽约的人海里捕捉面孔的渔夫”。布兰登的风格高度写实，捕捉“面孔”稍纵即逝的情绪，传达隐秘的内心，与此同时，布兰登倾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心声。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些人，一些故事。它们渐渐汇聚，展现复杂多样的社会百态，共同合成纽约独特的城市精神。

诗人惠特曼歌咏纽约：“美国伟大的民主岛城！……就好像同高高的塔尖一同升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伴随着新大陆的气氛、展望和行动。”纽约是一座“抱负之城”。人们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奔赴纽约。他们意气风发：“我想成为艺术家。创作不同版本的自己。”“等我赚到我的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我的仇人们就会气得发疯。”“当时乐队解散了，演出就跟狗屎一样。不过我们后来找了新人，你猜怎么样？现在乐队甚至他妈的更好了。”

建筑学家乔尔·科特金说纽约是“终极的垂直城市”。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和纵横其间的棋盘形街道是现代大都市一种新的勇敢的表达方式。这种垂直性并非只是建筑美学，它是这个城市的活力来源，对于努力争取的人们来说，纽约可以实现梦想，得到经济成功和社会地位提升。没有正宗的“纽约人”，这里随时虚席以待。

纽约也是一座欲望都市。这座漂浮的岛屿，在17世纪迎来了殖民者，它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极端的不公平，它的成功奠基在移民的血汗、资本的异化、物质的膨胀、高昂的犯罪率以及各种“都市病”之上。它是蝙蝠侠寓居的高谭市，这一边华服美食、杯酒交筹，另一边罪恶滋生、人心苍凉。布兰登将视线投向很多瘾君子。他们同样渴望美好生活，然而毒品攫取了他们的灵魂，首要的不顾一切的需求取代了其他的向往。城市的暗黑力量很容易让人迷失，它是希斯·莱杰扮演的“小丑”，邀请你与他不断沉沦。

有一份2012年的报道说：“在美国的3141个城市中，纽约单亲家庭比例之高是无可匹敌的冠军，占50.6%。”孤独，挥之不去的阴霾。地铁站里，男子对布兰登说：“祖母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一直以为是姐姐的那个人，原来是我母亲。”性泛滥，爱情何处萌芽、发生、死亡、轮回？“第一次约会。”“昨天我吻了一个女人。”“除非你做出承诺，否则就不能去见我的儿子。”“如果可以对一大群人提一条建议，你会提什么？”“不要结婚。”城市徘徊孤鸿，寂寞难以排遣，身份受到瓦解，企盼陪伴却又害怕接近。这是现代文明的共通病症，就像你和我，不愿对身边的人付出关心，却宁愿在网上寄托情感。

在纽约，个体或许是无足轻重的原子，但原子结合的整体超越了想象。人们活在每一个瞬间，面孔差异，肤色不同，才能迥别，秉性各殊，但纽约以炽热燃烧的竞争性和无限包容的现代精神不断塑造自身。每个人都可以坦然地、持续地面向自己，平等且任性。

返璞归真的饮食之道

2015-08-11

汪曾祺说过一桩逸事。朋友会餐，规定每人做道菜。王世襄拎了一捆葱，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完胜。区区一碗大葱，如何引人垂涎？

阅读《蔬菜之神》，日本美食家狩野由美子的著作，我欣喜发现，日本人也喜欢吃葱。日本菜中有烧玉葱、全葱沙拉、天妇罗葱、串炸葱段等，日本人还嗜好在睡前喝一小杯特别制作的大葱泡酒，据说有助睡眠，还可壮阳。当然啦，这本书不会只讲葱，肯定还会讲到各种各样的蔬菜，松露算是其中较尊贵者，不过大多数还是地瓜、洋葱、萝卜、青椒、山药这些看着就亲切的家常蔬类。

狩野由美子是日本著名食店“菜怀石仙”的主厨，活跃于日本电视、报刊等媒体，致力于宣传“素材本身的美味”，利用蔬菜的特色而独创的素食很受欢迎。读者在本书中首先收获的肯定是各类食谱，这些食谱都方便实用好上手。炎夏酷暑，胃口难开，我借花献佛，推荐书中一款“夏季蔬菜冻”：南瓜、西红柿、玉米粒、秋葵、菜豆、昆布高汤、洋菜粉、酱油、日晒粗海盐、佐料（生姜泥、切成细丝的绿紫苏、葱花）、柚子醋。用水煮蔬菜，在菜汤中加入洋菜，再施以佐料，然后添加柚子醋，就可以开动啦。怎么样？来试试吧。相信这一道色泽鲜嫩、视觉清爽、香味清雅的蔬菜冻，一定会撩起你的食欲。

日本菜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主要就是因其简单朴素且有益健康。饮食习惯决定遗传基因，日本国民身体素质迅速提升，和饮食习惯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种饮食习惯体现出一种文化理念。狩野由美子在解析书名《蔬菜之道》时说道：“对蔬菜不可解的神秘部分充满敬意，并且随时感觉到蔬菜之中有‘神’的存在，这就是我在料理蔬菜时所抱持的态度。”对自然界要恭谨谦卑，尊重食材要从敬畏开始，而这种敬畏又要从尊重食材本身的自然生长开始。日本美食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季节感”，是一种把当季生产的食材做细致处理，有效地发挥食材的原汁原味后再食用的文化。我想到我所在小城的菜市场，一年四季随处可以买到的西红柿，个头都差不多，圆溜溜红艳艳硬梆梆，不管我怎么烹饪，都难有小时候那股自然的酸香了，不由得黯然惆怅。

我们须知道，每种食材都有它独特的性格和脾气。如果动物都是人工饲料喂养的，蔬菜基本都是反季节的，就算厨神伊尹再生也只能望桌兴叹吧，吃货袁枚也不会有撰写《随园食单》的兴致了吧？王世襄能用最简单、最家常的食材独领风骚，就是因为他知道，即使是最普通的葱，选择的时令不同，味道也不同。王世襄还有道拿手好菜“葱烧海参”，就必须要用霜降之后、又没有被霜冻坏的大葱。我们如今的饮食需要回归原生态，首先就要尊重生物的自然之道，不要用膨大剂、生长素来“揠苗助长”。在食物的加工上，最好的做法是简单又能吃出美味，同时还更易于保留食物内涵的营养。一枚白煮蛋并不比它做成“一行白鹭上青天”之后滋味更差，产业链越长污染越重，很多菜品简单加工甚至不加工，更能体现出食物的本味，越是刻意求新求变，离开平易、纯朴、自然的饮食之道就越远。一碗再平常不过的油焖大葱，之所以令人难忘，恰恰在于它的返璞归真。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油多火大作料足”的饮食结构不甚健康，再加上环境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一桩接着一桩，“吃，还是不吃”，哈姆雷特命题摆在了餐桌上。因此，当我们阅读《蔬菜之神》之后，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狩野由美子说——蔬菜的“神”和人类的“神”，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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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有风景，还有爱和美食

2016-10-10

    故事从失业开始讲起。对于任何人，显然都是人生低点。凯瑟琳•弗林，一位美国记者，后任职于英国IT行业主管，兢兢业业，却被扫地出门，干脆拿着最后的一点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她包袱款款就去了巴黎，后来就有了这本《巴黎蓝带学厨记》。

    “蓝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6世纪，法王以蓝色勋带表彰他的骑士团，蓝带自此代表至高无上的荣誉。到了19世纪晚期法国记者马尔特•迪斯特尔创办了一本美食杂志，以严格要求和高品位为宗旨而命名其为《蓝带厨艺》，并同时在巴黎皇家宫殿的厨房开设烹饪课程。学校之名气，之庄重，可见一斑。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爱情电影《龙凤配》，女主角从巴黎回来后从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天鹅，部分场景就设置在蓝带学院。

    当然啦，相比现实生活，电影只是雾里看花。我们的女主角凯瑟琳肯定没有萨布丽娜（《龙凤配》女主角）的幸运。学厨过程也肯定没有影片展示的那么优雅迷人。相反，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血泪史”。

    说到“血”，并不是指凯瑟琳受伤之类，而是指她必须将刀光匕影指向笼子里、水池中、砧板上的食材。法国美食是世界上最讲究情调、氛围的饮食，不过任何吃法的实质，温文尔雅都只是表面，厨房定然是个“尸横遍野”的场所，餐厅的后厨谢绝参观，不但是怕泄露烹饪机密，更是恐怕食客看了之后毫无食欲吧。不能害怕被死不瞑目的兔子头在梦里追着跑，要克服心理障碍。胆小鬼就不要学厨啦。

    凯瑟琳哭过好几次。学厨远非原先想象的美妙。法国男人也并不绅士。担任授课的大厨们，气质和驾校的教练很接近，都是粗鲁的、爱骂人的、毫无耐心的、逮着点错儿就没完没了的，讨厌的大男人。烹饪永远是一门看着容易却难以掌握的技艺。经常失败的经验，偶尔成功的喜悦，每一次挫败未必就能增加下一次成功的几率，反而会让你害怕、担忧，心绪不定，对新的课程、对自己产生怀疑。凯瑟琳在珠宝店选择钻戒时，伸出因为学厨而伤痕累累的双手，遭到店员鄙夷的那段描述，真是让见者心酸。迈克是个好男人，可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工作同样是迈克的软肋，为了省钱只能预订便宜的新婚套房，引发了一场争吵。他们的爱情不是《龙凤配》，而是锅碗瓢盆不停响动的日常进行曲。

    为什么要坚持完成一件事呢？我们常说，因为热爱。其实光有热爱是远远不够的，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热爱常会迎头撞上严酷的现实，它会粉碎成渣，还是聚沙成塔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退无可退，放弃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比如，已经付出的成本，不能让它就此沉没。比如，亲友的鼓励。在你哭的时候，有人可以适时地给你安慰，排解你的不良情绪。迈克的温柔体贴及时抚慰她的不安，烹饪班学员的情谊给她足够的理解，就连“恶毒”的大厨们不也有温情暖语的时刻吗？人情世态，本就是这般复杂滋味。从初级班到中级班到高级班，一级级渐渐攻克上升，悄悄积累的成就感，敦促一个人继续前行。不知不觉，走到了最后，再回首，纵然泪洒衣襟，好在雨过天已晴。

    更何况，这是在巴黎，这是在蓝带。有些城市，有些地方，就是有那么一股磁力，把你牢牢吸住。饮食不仅是吃喝，还是文化。法国人向来是十足文艺范儿的民族。大厨说，在法国，鱼端上桌时，鱼头必须向左——这是传统。“传统”具有耐人咂摸的无形魅力。它让你练就一手绝活，可以把鱼大骨剔除，又得让鱼的外表保持完好如初；它让你信奉“没有高汤，人生便不值得一活”，严格遵守各种汤底制作的细微差别；它让你在阿尔萨斯、马赛旅行时，主动在大街小巷里寻找时光深处的老店铺，静静聆听它们与法国历史纠缠不清的渊源。

    法国饮食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即便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它也会醉了行者，醉了看客，由醉意中又透露出惯看秋月春风的觉悟，以及与这城市、与这人生相得益彰的沧桑感。

华尔街为何盲了眼？

2015-07-20

迈克尔•刘易斯，有着华尔街从业经历的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他的成名之作《说谎者的扑克牌》被公认是描写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文化的经典名作，2010年的《大空头》延续了刘易斯的一贯风格，同样是描述华尔街“小人物”成功的纪实文学，大胆质疑、抓住漏洞、全力击打、获得胜利，激发人们对资本主义金融文化的反思，高踞年度全美商业图书各大畅销榜首。

这些“小人物”主要指：三家小型对冲基金的管理人，迈克尔•巴里，斯蒂夫•艾斯曼，查理•莱德利和他的伙伴加米•麦，以及德意志银行的债券销售员格雷格•李普曼。美国房地产泡沫迅速膨胀，华尔街的各大交易所不停追加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规模，但这一小群人发现了其中的经济学悖论，并对此穷追不舍。他们的调查方式和数据有所差异，但殊途同归，答案都是：次贷市场的狂热扩张即将到顶，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一场空前的大崩溃，因此他们都选择了——做空。

这个过程，与其说巴里等人的洞察力令人佩服，不如说，华尔街“精英”们的盲目更让人惊讶。“怎么可能？绝不可能！”是什么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巴里等人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并不是绝密文档，几乎每个华尔街人都可以看到，只要稍加思考，就能找到其中自相矛盾的各种问题。艾斯曼对标准普尔公司的销售代表提问：“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会对抵押贷款违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位代表居然无言以对，因为他们采用的地产市场模型根本不接受负增长。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上涨、不可下跌的。这是一个常识，人人都知道，华尔街人士更不可能不知道。当大多数人抱着侥幸心理，以“皇帝的新衣”的态度对待次贷市场的时候，“草根”巴里们就像那个纯真的孩子，一眼看破了市场真正的面目，并且动手戳破了气泡，所以，他们赢了！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当你的想象力已经超越了眼睛所及，这个时候就不要指望眼睛能帮上多少忙。”精英们不仅缺乏想象力，并且长期在安逸的环境中，因而形成了僵化的定向思维。华尔街从来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在大众眼里，金融精英是聪明、敏捷，可以快速应对突发状况的大人物，但这场危机无情地剥下了他们闪亮的外衣，裸呈出内在的苍白、软弱、保守，以及贪婪。他们按照制定的模型办事，想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序且连续的过程，但是，世界并不是连续的，它时断时续地会发生变化；他们按照评级机构的报告分析，却忘记了长久的合作和利益勾连，早就稀释了这些评级报告的权威性，漂亮的账面信息掩盖了背后隐藏的危险。

这场金融风暴的祸端，和美联储在格林斯潘时代实施的低息贷款政策有关。无保障收入者可以轻易通过贷款政策获得多处房产，各大银行、金融公司对于账面利润的盲目追求，次贷市场、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都让身处市场漩涡的华尔街人渐渐迷失，甚至连专业人士都不清楚那些复杂的债券的内涵，更勿论洞察其中隐藏的危险。鲜花着锦和烈火烹油，只有一线之隔。豪伊•许布勒，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债券交易员，最终以90亿美元的巨亏，刷新了华尔街历史记录。为什么一个席位就能亏掉90亿？为什么整个公司都没有人发现许布勒即将犯下的错误？连公司总裁约翰•麦克都回答不了。

金融危机的幽灵依然在世界上空游荡。回望曾经，最让人百思不解的，或许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沉迷于次贷市场的虚假繁荣？《大空头》是一部视角独特、叙事流畅、思考深刻的成功作品。它并非宣扬新的华尔街神话，作者明确指出，巴里等人也有赌博、投机的动机，他们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市场的规律。本书不仅揭示了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更阐明了在群体无意识的氛围里，保持个人自由意志和清醒认知，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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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会抢走我们的饭碗吗？

2015-08-07

机器人时代即将到来。试想一下，从麦当劳服务员、库房物品搬运、高等教育、医学诊断到记者文字报道，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这样的场景并非好莱坞的科幻设想，而是有识之士的科学预见。美国科普作家、机器人领域的专家马丁•福特在他的作品《机器人时代》里就予以了全面深刻的揭示。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根有据。2010年1月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的就业增长率为零，收入不平等飙升至1929年以来从未达到的水平。类似情况在中国这样就业更集中在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明显。作者非常关注中国，屡次在书中提及中国的相关情况。自动化让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影响，劳动最密集的制造业的很多岗位正在迅速消失，失业人口将何去何从？中国和新兴世界的其他地区的强劲消费力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拉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作者纠正了一些习以为常的误解。比如，我们通常认为自动化主要是对那些没受过教育和低技术水平的劳动者构成威胁，因为这些工作往往是常规性和重复性的。作者说，今天的现实完全不同，几乎所有“可预见的”工作都将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那些拥有高学历的白领也将发现他们的工作难以抵挡软件自动化和运算能力的快速发展。“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故事业已耳熟能详；“沃森”比“深蓝”更出色，它在《危险边缘》这类随机应变的闯关游戏中获得了胜利；“鹅毛笔”撰写的体育报道文情并茂，甚至会用戏谑的口语调侃输球的一方；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通向深渊》来自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造……这些例子表明，机器人是有“思维”的，它并不呆板，相反它很有创意。

这不能不令人忧思：智能机器人会把人类带向何方？我们是不是为自己创造了“魔鬼”？首先要承认一个严峻的现实：我们的饭碗迟早会被机器人抢走。换句话说，目前的大部分工作被机器人取代只是时间问题。正如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手纺织工业被机器大生产击垮；200年前，70%的美国劳力在农场工作，现在美国农场99%的工作都依赖机器。处在当下这样一个大转型的时代，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不幸。“大学毕业即失业”成了无数人的痛，自动化办公比起初出茅庐的“菜鸟”效率更高、更加得心应手，初级岗位的原有工人也可能会遭遇向下流动性，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同样也会抢掉上层的白领工作。作者提醒了就业市场空心化的风险。作者还提醒，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就业率低下、通货紧缩会造成消费疲软，反过来会影响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我们须知，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阵痛，同时也带来机遇。蒸汽机带动了交通大发展，极大地开拓了人类的活动疆域；汽车出现了，轿夫失业了，可是司机立刻上岗了；农业机械的大量出现，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机器人和自动化带给我们极大的好处，创造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作岗位，而创造机器的是人类。这就是“智能”和“智慧”的区别。当前的许多工作将来都要由机器人代替，但后工业时代的经济会继续不断扩张，我们在未来将会有很多时间用来寻找、建立和完成新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随后又会成为机器人的重复性工作。人类潜能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提升，教育是终身的教育，社会是永远的学校，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探讨慕课，或许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虽然目前亟待完善，大数据的发展也会在信息的海洋中帮助人类尽力调整未来的方向。

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机器人要保护人类，服从人类命令和保全自己。这是保证人类与机器人和谐共处的道德律，我们得以期待一个更美丽的新世界。正如本书末尾所说，“创造一个全面安全和繁荣的未来，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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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可能吗？

2015-09-11

《哈佛双赢谈判课》开篇讲了一个购房故事，和我的经历很相似。

几年前，我想在这个城市安家，手头的资金只够买二手房。当我找到合适的房源时，我和房主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后来，朋友周勇帮了我，他挑了不同的时间段，不厌其烦地陪我看了几次房，他指出房子因朝向问题，在午后三点和阴雨天光线都很暗，房主承认了这个情况，但依然不肯降价，不过他同意把原有的家具留给我。这样一来，房主解决了搬迁新居后旧家具的处置问题，而我则省下了购买家具的一笔费用。双方都挺高兴。

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直到此时，当我阅读《哈佛双赢谈判课》时，我欣喜地发现，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实践了该书作者劳伦斯•萨斯凯德的谈判理念。萨斯凯德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谈判的想法和实际做法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作家罗杰•费希尔、威廉•尤里和布鲁斯•巴顿合著的《谈判力》让人们意识到，谈判应该着眼于利益而不是立场，才能有助于双方共赢。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萨斯坎德博士已在麻省理工学院从教40余年，同时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谈判项目创始人之一，他以丰富的经验指出这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人们意识到可以达成双赢结果，但是，要如何分割利益呢？假如一方付出更多，是否就应当得到更大的利益份额？即使双方都想要获得双赢，但竞争的本能真的可以轻易放弃吗？这些问题的思考成果最终成为了《哈佛双赢谈判课：在双赢中赢得更多》一书。

萨斯凯德在本书中创见性地提出了“交易区”的概念。交易区是一种心理状态，指双方都乐观地相信可以达成交易。进入交易区的意义就在于双方更有可能分享信息，这使得双方可以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我的购房问题能够得以解决，首先就在于双方都是有诚意的，都想把买卖进行下去，因此我和房主就进入了萨斯凯德所说的交易区。在此基础上，萨斯凯德通过长期的实践观察和研究，总结出了6个行动步骤，他说，“这将使你能够争取你所帮助创造的价值中尽可能大的利益份额。”我的购房案例证实了这6条步骤的可行性，周勇帮助我预期意外情况，从而主导了谈判，在避免触及对方底线或者损毁关系的前提下，找到了对方的利益点，保护了己方利益，最重要的是，双方共同努力做大了“蛋糕”，将原本只属于房子的谈判扩展到了附属品家具之上，最终使得双方都赢得了更多。

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阐述在不同的场合，怎样具体操作这六条措施，无论是涉及商业领域、家庭纠纷、国际关系，还是在环境与工作之间必须做出的权衡决策，这六条方法都可以为如何思考与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带来一种突破。比如，书中举到的药物销售谈判，分析药房主管和销售代表的对话实录，双方的谈判焦点原来只是集中于新药物的折扣，销售代表敏锐地觉察到药房主管对新药品并无太大兴趣，就及时地把单种药品的大折扣调整为所有药品在未来一年都可以享受到折扣，折扣率低了，但折扣范围扩大了，销售代表扩大了业务范围，药房主管也很满意。我们在职场中会经常遇到类似情况，这种做法很明显提供了一个谈判的新思路。而这个思路能够化为实际，按照萨斯凯德的说法，很关键的一点还在于“推进式领导者”。这关乎领导力艺术，推进式领导鼓励放权，这使得在双赢谈判中更胜一筹成为现实。他们帮助团队、雇员及合伙人确立雄心勃勃但切实可行的议程，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面对预料之外的机会或困难时为彼此及整个组织提供支持。除此之外，本书还告诉你，当你面对各种谈判对象，尤其是缺乏理性的人，应该如何与他打交道。

我们通常认为1+1=2，就谈判而言，《谈判力》所倡导的1+1=2的双赢策略终结了传统的“输赢”关系，而萨斯凯德则更向前进了一步，他以他的真知灼见和实用的谈判技巧告诉人们，如何巧妙地进行谈判，创造价值以及拓大利益，可以在双赢中赢得更多。1+1>2，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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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制造了信息时代的黑箱？

2016-01-21

      我曾经搜索过“糖尿病”，很快收到许多药物的网页推送，还有相关邮件发到我的邮箱，甚至有纸质广告寄到我的居所。这类情形经常发生，我们都习以为常，大数据分析可以给未来的决策提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科技的双刃剑效应再次显现，有多少人意识到其中隐藏的危险？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信息被记录了，这些信息会传播到哪些地方，有哪些人或组织会分析、利用这些信息，依据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是否准确，是否会产生歧视或者错误的结论，假如这些信息泄露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美国科普作家、信息权威学者弗兰克•帕斯奎尔看来，这就像每个人都配套了一个黑箱，这些对个人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往往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帕斯奎尔想要通过《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一书，打破这种神秘的黑箱运作机制。

      该书在2015年初被世界知名科技刊物《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先后推荐。作者砸出了几轮重拳，对手都很不简单：搜索引擎、金融巨鳄和政府。策略上循序渐进，作者先提出了警告，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知情权”，接着分析数据失控时代的网络信誉，重头戏当然是针对三个对手发起的“有理、有力、有节”的攻击，最终落实到建立一个“可被了解的社会”；战术上要灵活运用，论据充分，逻辑周密，每一拳都很有效率。在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大数据书籍之中，这本书难得的自省、清醒，鞭辟入里，而且很实际地想要解决问题，笔者阅后感触很多。

      面对搜索引擎龙头——Google，作者的组合拳来自于搜索巨头们引发信任危机的4个方面：透明度、竞争、报酬和控制。搜索引擎致力于“更好的用户体验”，但个性化设置也有令人不安的一面，Google给出的结果和排序是它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企业家伊莱•帕里泽曾将这种现象称为“过滤泡沫”，即同质化倾向所带来的偏狭。作者还举出了许多实例证明Google对竞争对手的打压，比如“Foundem事件”在公众舆论的浪潮中终于被列入了“白名单”，但我们无从得知，还有多少被Google定性为无用或垃圾而被刻意隐藏的网站，其实只是因为它们威胁到了垄断者的利益而被扼杀在摇篮里？作者还批评了Facebook通过付费来推广帖子的一项业务，笔者联想到我们国内搜索引擎的类似推广业务，正如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尔在1998年承认的，“依靠广告资助的搜索引擎将不可避免地偏向广告商并远离消费者的需求”，作为互联网企业追求盈利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笔者认为，搜索引擎公司有它的行业特殊性，在引领和塑造公众价值观方面，互联网是大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具有脱离行业属性的更广泛的标杆作用，因此必须要关注这类企业的职业伦理边界，这也正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必须打破的一个黑箱。

      针对金融界的黑箱现象，作者重点讲述了两个方面：非法服务过程中的欲盖弥彰，以及由复杂所致的不透明性。作者认为，这两种情况给了金融公司内部人士充分的机会来谋取私利和任意妄为，而公司通过复杂、隐秘的计算程序隐藏风险的做法，就如同埋下的地雷终有一天会引起连环的剧烈动荡。回望2008年的次贷危机，我们不能不同意作者的看法。这场危机其实肇端于美联储在格林斯潘时代实施的低息贷款政策。无保障收入者可以轻易通过贷款政策获得多处房产，各大银行、金融公司对于账面利润的盲目追求，次贷市场、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都让身处市场漩涡的华尔街人渐渐迷失，甚至连专业人士都不清楚那些复杂的债券的内涵，更勿论洞察其中隐藏的危险。鲜花着锦和烈火烹油，只有一线之隔。豪伊•许布勒，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债券交易员，最终以90亿美元的巨亏，刷新了华尔街历史记录。为什么一个席位就能亏掉90亿？为什么整个公司都没有人发现许布勒即将犯下的错误？在大众眼里，金融精英是聪明、敏捷，可以快速应对突发状况的大人物，但这场危机无情地剥下了他们闪亮的外衣，裸呈出内在的苍白、软弱、保守，以及贪婪。精英们不仅缺乏想象力，并且长期在安逸的环境中，因而形成了僵化的定向思维；他们按照评级机构的报告分析，却忘记了长久的合作和利益勾连，早就稀释了这些评级报告的权威性，漂亮的账面信息掩盖了背后隐藏的危险。金融黑箱仿佛潘多拉魔盒，终有一天会被打开，随着纸牌屋的倒塌，世界付出惨重的代价。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大众有权了解和自己的信息有关的所有问题，如作者所说，“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信息的收集，但我们可以限制它的使用方法”。本文开头举到了糖尿病的搜索，其实笔者只是出于对患病友人的关心而做出这一行为，但类似的搜索记录曾经给一个找工作的德国姑娘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她仅仅因为浏览过不良网站而被默认辨别为特殊行业从业者，这一类过错不应该成为永久的困扰，所以作者提出的追踪数据源的建议的确是很必要的。大数据库中的错误数据一旦扩散，目前几乎是无法控制的，作者提出的建议是，当有公司建立个人信息档案时，当事人应当拥有审核和更正的权力，如果发现错误就提请更正，正确的数据可以通过链接传输给数据库的后续使用者。目前全世界还没有这项技术，基于这一工作的庞大和复杂性，没有数据操控商有意向去做，而这就是政府必须发挥的职能，这应该是通过法律强制规定的保护公民隐私的举措。作者明确发问：监督者由谁监督？作者认为，公共政策不应当鼓励“绝对保密”的商业战略，没有证据表明不能保密就会有碍创新。这一看法显然因其激进会招来质疑，就笔者之见，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在于政府尽力明确保密项目的边界，当企业的大数据分析损害个人获得信贷、工作、住房和其他重要利益时，个人应当至少能够获得通知并有权对这些信息提出质疑，而目前个人的维权处境充满了艰辛，遭受各种冷漠的对待，这是政府需要尽快完善的工作职能。

      很显然，作者将打破黑箱的希望寄托于政府，通过黑箱的危害性的展示来唤醒民众，并且提请互联网企业和金融界规范自身的行为。这是一种可行方案，开放式的信息应用或许会带来一种多边互赢格局，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另外，作者还提醒我们要注意数字经济的一大特征，即营销能力比生产能力更加重要，这有时候会导致“产品好不如广告做得好”的情况，制造业如果不把重心放在创新、反而一个劲儿钻研“怎么卖”的问题，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有可能造成虚假肿胀的局面。因此政府工作的重心必须注意大方向的把握，比如我国今年提出的“工业4.0”，就是要以高科技推动产业革命。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所有的数据分析，最终都是为了生产服务的，归根结底是让百姓生活过得更好。

让中国民间金融“飞”起来

2014-12-26

让中国民间金融“飞”起来
——读《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
赵青新

浙江民间从前流行“做会”。某户家庭因为盖房、婚丧事宜或购买大宗物件等出现资金困难，就会向亲朋好友筹集资金“做会”，一般两到三年为期限，“应会”的成员每月缴纳会费，轮流使用或者采用“标会”方式由标价高者得之。在8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互助会蜕变为民间借贷组织，在“钱生钱”高息融资的诱惑下，终于引发了80年代末期席卷浙江民间的“倒会风潮”。

我亲眼目睹我身边的许多家庭卷入这场灾难，成为了倒会的牺牲品。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做会”后来这么疯狂？会头为什么要采用高息融资的方式集资，仅仅是出于对金钱财富的渴望吗？会员们为什么甘冒风险把“鸡蛋”交给这些随时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砸碎的“篮子”呢？……

这些问题，在我最近阅读的《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中，找到了部分答案。浙江出版人、蓝狮子企业研究院创意总监王千马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商帮以及城市文化研究，《盘活》一书着眼于中国民间金融自山西票号诞生之后的百余年历史风云，梳理了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历史脉络，行文严谨而又通俗，从附录十余页长长的参考书目中可窥见作者的用功。

王千马以乔家大院开篇。乔家大院的真正名字叫“在中堂”，让它兴旺发达起来的主人叫“乔致庸”。王千马联系乔家生活日常，解读乔家“言商仍在儒”，形成了被社会认可的儒商伦理：“宁可少赚钱，不能失信；宁可不赚钱，不能失信；宁肯赔钱，也不能失信。”王千马说：“如果说市场催生了民间金融的各种形态，儒家则塑造了民间金融的精气神。”

在《盘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诚信故事：日升昌为老乞婆兑换大额汇票；民国教材《诚实的孩子》，取材自宁波商人叶澄衷少年时拾金不昧的事迹；陈光甫提倡“一元起存”小额储蓄、从容应对客户100元开100个账户的故意刁难行为；以及面对挤兑风潮时，书中屡次出现的殚精竭虑、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也要对客户负责的各种故事……诚信，构成了中国民间金融最基本的商业伦理，是中国民间金融的立身之本。

“做会”的基础，正是源于诚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熟人社会”进行过详细描述，“做会”极其符合费先生的这一论点。费孝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曾经在1986年专门考察了浙江温州，恰恰在1986年，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就有200多人潜逃甚至自杀，不少人倾家荡产。

我们可以从道德角度指责会头们丧失诚信，然而，问题在于，书中所述的那些诚信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惨烈结局隐隐透露出“诚信”的尴尬和无奈。仅仅依靠诚信，是远远不够的。

王千马在书中以“钱轻VS权重”剖析中国民间金融的疼痛。票号、典当、钱庄、保险、民营银行，不管哪种形式，中国民间金融一直以来都无法摆脱由上而下的权力挤压。19世纪时，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中华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诞生出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一定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各种金融运作，从它诞生之初就不得不攀附于权力之侧，山西票号和清政府的亲密关系，“广州十三行”本身就是王权特许的结果，盛宣怀背后的清廷权贵势力，“北四行”股东们的官方背景，民国时期各家民营银行依附的军阀集团……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出中国民间金融先天的不足、娘胎里的病根，不能发育完整的“翅膀”，如何支撑它们的长久飞翔？折翼后的坠落，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发展，必须要解决融资难题。我想起2009年的“吴英案”。我无意于探讨这个案件的各种纠葛和原因。我只想提及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点看法。在茅于轼看来，吴英一案反映了被排除在主流金融秩序以外的民间创业者的无奈。“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垄断，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就是你金融业出了毛病。”联想到“做会”，它从简单的互助会演变为高息融资的工具，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不良会头的潜逃也不仅仅关乎诚信。

近年来，温州率先进行民间金融改革试点。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民间借贷一定要从地下让它到地上，在地下黑不隆冬的，就没办法对它监管，只要从地下到地上，让它置在阳光之下，政府才能够对它进行监管，才能让它规范化，最终走向合法化的道路。”温州民间金融呈现出繁茂生长的态势，盘活了民间资本，也带动了企业活力。

如今，在互联网时代，股票、基金、支付宝、财付通、微信平台等相继横空出世，中国企业融资渠道合理化、多样化、简捷化，我们可以有理由期待：良好的生态系统正在构建，中国民间金融在坚守诚信的同时，在健康的金融环境中可以获得更多的飞翔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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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出发，重建儒商道德观

2016-12-06

近些年来，以GDP为核心诉求的经济发展观日益显露弊病。如果要重建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就必须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这句话是傅国涌近作《民国商人1912-1949》的副标题，也正是这本书的写作宗旨。

   民国史研究有成者，傅国涌当属前茅。他的论述精到且宽泛。他十余年前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的梳理，就注意到了其中出现的穆藕初、蒋抑卮等民初实业家，因此有了2008年的《大商人》。《大商人》栩栩重现张謇、荣氏兄弟、卢作孚等人的风采，近期出版的《民国商人》则是对前者进一步的研究和提升。该书以编年体形式，从1912-1949每年选取重要个案，隔几章就重点推出一个年度人物，在事件与人物的有机组合中，更加突出民国企业的经营之道，以及整个实业家群体的共同品质。

    个案的叙述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画面：1916年5月，以张公权为领导的中国银行抗拒袁世凯的停兑令，坚持为民众的挤兑风潮买单，“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耳熟能详，而它早就出现在1931年的南京路霓虹灯上，那是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纱厂的服务宗旨；一个人能够如何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可以从“张南通”“南通张謇”“南通张先生”这些称呼中体会；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不亚于张謇对南通的贡献，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要求“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荣氏企业为何蒸蒸日上？科学管理、劳工自治、文化学习，这些措施加惠于工人，而精神有寄托、能安居乐业的工人就真正成了工厂的生命线。

    人有千面，各自不同。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无一例外，这些企业的文化都深植于儒家精神之内。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的主流价值观讲究“以人为本”，沉淀于这些民族企业家的血脉之中，培育了他们“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让他们在逐利的同时，从未忘却“义”的存在，这才是为人立业的长久根本。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鲜明的“义利观”始终贯穿其中，假如两者发生矛盾，他们宁愿义无反顾地抛弃利益。面对当下信仰紊乱的现状，中国企业急需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义利之辨”是儒家的基本义法，儒家肯定人们诉求利益、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同时要求重视获取利益的手段的正当性。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重温这一点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白居易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很多民国企业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实业报国”。中国士人长期接受儒家洗礼，修身治国平天下，乃是毕生宏愿。时逢乱世，江山飘摇，风雨如晦。依靠政府不可得，走马式的兵痞政权反而是附身吸血的蚂蝗，而黎民百姓尚在水火中挣扎求助，民族救亡需要悲情、牺牲和奉献，谁能挺身而出？读他们的故事，你会觉得悲怆，他们不仅是拿着身家财富去赌一场结果叵测的局，更是怀着以身为祭的慈悲心去赴一趟不能回头的路途。以国货与外资斗，有多么难？有多少人遭遇过绑架，甚至横尸街头？烽火之中，他们如何艰难地转移资产，实现企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去留之间，他们说不愿做“白华”，可是留下来的那些人，后来遭遇了什么呢？历史亏欠他们实在太多。

    斯人已逝，记忆当永存。毋庸置疑，他们的身影已经嵌入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所开创的现代工商文明的道路，尽管曲折反复甚或消弭于无形，但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其绵延其星火不息。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传统，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为什么经商？为什么办企业？如果一切都只为了钱，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这些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没有伦理规范，没有精神信仰，没有价值关怀，企业就没有人格，商业就丢了脊梁。身处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们，就会对生活、对未来失去信心。如果不理解儒商伦理，就可能在义利之间失去平衡，更无法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重塑儒家道德观，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商业伦理，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