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出发，重建儒商道德观

近些年来，以GDP为核心诉求的经济发展观日益显露弊病。如果要重建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就必须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这句话是傅国涌近作《民国商人1912-1949》的副标题，也正是这本书的写作宗旨。

   民国史研究有成者，傅国涌当属前茅。他的论述精到且宽泛。他十余年前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的梳理，就注意到了其中出现的穆藕初、蒋抑卮等民初实业家，因此有了2008年的《大商人》。《大商人》栩栩重现张謇、荣氏兄弟、卢作孚等人的风采，近期出版的《民国商人》则是对前者进一步的研究和提升。该书以编年体形式，从1912-1949每年选取重要个案，隔几章就重点推出一个年度人物，在事件与人物的有机组合中，更加突出民国企业的经营之道，以及整个实业家群体的共同品质。

    个案的叙述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画面：1916年5月，以张公权为领导的中国银行抗拒袁世凯的停兑令，坚持为民众的挤兑风潮买单，“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耳熟能详，而它早就出现在1931年的南京路霓虹灯上，那是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纱厂的服务宗旨；一个人能够如何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可以从“张南通”“南通张謇”“南通张先生”这些称呼中体会；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不亚于张謇对南通的贡献，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要求“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荣氏企业为何蒸蒸日上？科学管理、劳工自治、文化学习，这些措施加惠于工人，而精神有寄托、能安居乐业的工人就真正成了工厂的生命线。

    人有千面，各自不同。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无一例外，这些企业的文化都深植于儒家精神之内。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的主流价值观讲究“以人为本”，沉淀于这些民族企业家的血脉之中，培育了他们“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让他们在逐利的同时，从未忘却“义”的存在，这才是为人立业的长久根本。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鲜明的“义利观”始终贯穿其中，假如两者发生矛盾，他们宁愿义无反顾地抛弃利益。面对当下信仰紊乱的现状，中国企业急需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义利之辨”是儒家的基本义法，儒家肯定人们诉求利益、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同时要求重视获取利益的手段的正当性。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重温这一点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白居易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很多民国企业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实业报国”。中国士人长期接受儒家洗礼，修身治国平天下，乃是毕生宏愿。时逢乱世，江山飘摇，风雨如晦。依靠政府不可得，走马式的兵痞政权反而是附身吸血的蚂蝗，而黎民百姓尚在水火中挣扎求助，民族救亡需要悲情、牺牲和奉献，谁能挺身而出？读他们的故事，你会觉得悲怆，他们不仅是拿着身家财富去赌一场结果叵测的局，更是怀着以身为祭的慈悲心去赴一趟不能回头的路途。以国货与外资斗，有多么难？有多少人遭遇过绑架，甚至横尸街头？烽火之中，他们如何艰难地转移资产，实现企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去留之间，他们说不愿做“白华”，可是留下来的那些人，后来遭遇了什么呢？历史亏欠他们实在太多。

    斯人已逝，记忆当永存。毋庸置疑，他们的身影已经嵌入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所开创的现代工商文明的道路，尽管曲折反复甚或消弭于无形，但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其绵延其星火不息。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传统，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为什么经商？为什么办企业？如果一切都只为了钱，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这些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没有伦理规范，没有精神信仰，没有价值关怀，企业就没有人格，商业就丢了脊梁。身处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们，就会对生活、对未来失去信心。如果不理解儒商伦理，就可能在义利之间失去平衡，更无法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重塑儒家道德观，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商业伦理，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