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的性史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得很久以前在一本文艺批评类的书上看到一个说法，说中国的作家大都不会写性爱，一旦写到，要么妖异淫邪，透着猥琐，要么匆匆忙忙，一笔带过，犹如早泄，很难写出美感。我想这和我们文化中对性的讳莫如深不无关系。

　　可是这样的讳莫如深往往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后果——从正当途径得不到的信息，人们自然会通过其它途径获取；正确的知识接收不到，自然会有谬误的信息趁虚而入。

　　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性启蒙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的。要知道，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苍老师”这种叫法的。

　　在近百年前，一个叫张竞生的书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希望改变这种境况，于是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征稿启事，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性经历写出来，并试图用科学知识去解释其中的问题。
　　1926年，这本众筹性史以中国第一本性史的姿态诞生，舆论一时哗然。
　　仔细看看，其实这本《性史1926》与性史毫无关系，甚至也称不上性学，它最多是一本性爱笔记，由一个个普通人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性经历，大家本着科学交流的态度，分享自己的经验，也提出自己的困惑，书中一点也感觉不到猥琐和淫邪。每篇末由主编张竞生添加按语，答疑解惑。书中观点不一定全正确，但可以看到百年前的人们对美好性生活的追求和对自己身体的探索，非常具有科学精神。

　　投稿者中有一大半都提到了自己最早进行的性探索行为是五六岁时玩的扮夫妻游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家家，只是我们理解的过家家游戏可能只停留在拜堂阶段，这些百年前的游戏者们却深入到了洞房的阶段，当然他们的洞房也只是停留在性器官接触，因为那时的他们也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

　　书中还有投稿者是从自家姐姐或者亲戚家的女孩处获知男女不同的知识，他们或故意或偶然观察到身边这些女性的私处，然后完全依靠想象去理解这种不同。
　　他们往往十几岁时就被家里安排结婚，洞房之时，童男处女，往往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人教给他们相关的知识，如何获得欢愉，如何保护自己和对方，统统都是空白。

　　有的人通过婚后不懈的试验和摸索终于找到了到达极乐的方法，如书中的江平和董二嫂，将性发展为情爱，彼此因身体的契合而至精神上的难舍难分；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体会不到性爱的美好，只把它当做传宗接代的责任，到老还被憋出歇斯底里症。

　　多么可怜~而更可怜的是百年后的今年，我们的性教育依然停步不前，以遮掩为主逃避为辅。所以才给了那么多“校长”以可乘之机。早在近百年前，书中的乃诚就呼吁“性知识应在儿童需要时期给予，切勿看得太严重了，使儿童不敢直接发问，反而使他采取尝试与侦探的方法求获。”只是到如今这种局面也没有改变。

　　张竞生说“这部《性史》不是淫书，乃是科学及艺术的书，凡有眼者只要开眼一看便即了然。这是科学的书，因为所写的皆是事实。就事论事，这是自然的事，这尤其是自然的妙事，它所写的乃许许多多秒人所做的无数的妙事。”

　　我倒不觉得它有多科学，艺术就更谈不上了，有些文笔极佳的文章勉强可算文学艺术。只是这当然不是张竞生所言的艺术了。至于说尺度，其实它的尺度比晋江清水文还要小，如果是打算看此书以猎奇的，大可打消念头了。

　　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探索精神，在性史和性教育甚至性知识同步缺失的年代，这本书的出现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论是彼年还是今日，言性都会让人产生不适感，甚至被误解为说淫。说实话我自己都担心这篇文章发出来会不会被误解被举报（最近不是查得紧嘛），而张竞生在上世纪20年代就试图通过大众读物来普及科学性知识，不得不说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张竞生当年因此书被称为“大淫虫”，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性史》刚出版时，一路畅销，青年男女，趋之若鹜。南开的张伯苓校长首先发难，以污染学生视听为由，一纸草函就让警察厅下令将《性史》等书全部没收，张校长此举彼时还受到周作人等人的声讨；及至张竞生更大胆地提出“第三种水”等说法，周作人、潘光旦等人都开始大力抨击。也是因为此书，张竞生后来在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吃了数不尽的苦。只不知那时的张先生有没有后悔过编辑此书。当年此书的稿费所得，张竞生全部散给了各篇文章的作者，自己分文未取，预支的性史2的稿费也因为出版计划的搁浅而退还给了出版社，倒是不法书商假借性史之名出版的真正淫邪的性史后续都赚得盆满钵满。

　　此时，此书再版可否看做一种进步？可否告慰张竞生之灵？我觉得恐怕还不够。只希望读者真如张竞生所说“阅者应当具慧心、张智眼、伸妙手，把这些平常的妙事，再变为人间更加美妙的妙事。有些整理起来便成为极有价值的科学材料了，又有些点缀起来就变成最艺术的事了。”到那时再言告慰方才适时。

　　也就是说，当螃蟹变成餐桌上一道普通的菜肴的时候，才算对得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