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之辩

        在这本《收入与成本》的39页——“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话题。经济不景气，凯恩斯学派主张政府大手花钱，因为会有本科生读过的增加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从而可救经济。然而，受到费雪的影响，芝加哥的弗里德曼认为该效应无关宏旨，因为市民的消费是由财富或固定（年金）收入决定的，而政府花钱只能增加过渡性或暂时性的收入……”
        果真是没有用吗？但这次读他的《收入与成本》，从他对弗里德曼的推崇来看，他应该是芝加哥学派的。如果知道了一个人属于哪个门派，便对其武功路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可以对招拆解。
        芝加哥学派信奉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他们认为，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与之相对的是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中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主张国家要主动干预经济，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投资，增加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这两派孰对孰错？对于经济学，我绝对是一个门外汉，仅仅是知道一些从课堂上学来的鸡毛蒜皮，知道经济学里有好多个学派，就象武侠小说中有诸多门派一样的。而对于张五常其人，我仅仅是偶从报端得闻其大名，知其为一经济学家而已，对于其学术造诣，实在是一无所知。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张五常教授的结论也未免太过绝对。让我来试着辩驳一二。
        其一，“市民的消费是由财富或固定（年金）收入决定的”这一句就不大对。应该说，市民的消费意愿是由其未来的收入而不是现在的收入决定的，那么未来的收入由什么定呢？是由未来的经济形势决定的，如果经济向好，自然预期收入增加，而大胆消费；如果经济继续下滑，自然预期收入减少，而不敢消费。在这里，财富也好，固定（年金）收入也好，始终是一个未来的变数（富人不会永远是富人，穷人也不会永远是穷人，其拥有的财富或未来的收入流不可能终其一生保持不变），决定这个变数的，恰恰是现时下的经济政策。所以，在经济萧条时，加大政府投入，实施扩张型的经济政策，能够提振市场信心，强化市民经济向好的预期，从而增加消费意愿，达到挽救经济，避免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以至崩溃的危险。
        其二，市场不是万能的。经济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完整的经济周期分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在完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经济体的运行完全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必然会大幅波动，变动非常剧烈，要么会急速膨胀，要么自由落体，频繁的遭遇危机，而每一次危机都会对人民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国家主动干预经济运行，则可以起到平滑经济运行曲线，维持经济平稳运行，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受较大影响的效果。可以说，大萧条过后能够不再发生那样严重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的运用。而最近的金融危机，不正是自由主义过度泛滥，让金融创新无所约束所造成的吗？这是历史不断给予证明了的，也是我所经历的不争的事实。
        其三，政府干预经济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必须。政府既是经济体制的参与者，又是监管者，两者是矛盾的。但是经济体中的相关各方是逐利的，它身上没有道德的血液。一个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粹市场经济，必然走向极化，不但会形成经济危机，还会形成道德危机。当前中国的各种黑心食品泛滥就是如此。张五常在书中说“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贱，或愿意接受低工资，不可能找不到工作。”这倒是的，一个健全的人只要愿意出卖自己，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总会有机会把自己卖掉。但他忘记了人还有尊严，社会还有道义，这是把现代人往“圈地”运动中英国农民的悲惨命运的老路上赶。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最多的看起来是富人，但受损害最严重的却是穷人。富人有1000万，缩水到百分之一，还有10万，吃饭不成问题，但穷人家无余财，可能下午找不到工作就没有饭吃。所以，穷人需要国家干预经济，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就业。可见，一方面，政府要以经济监管，以保证市场各方都遵纪守法，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交易；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主动参与经济运行，对其进行调节，避免其过度动荡对国家、对人民生活造成危害。因此，不管哪种形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不可少，只是干预程度的深浅需要度量。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分析的起点不同，推理过程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在我认为，这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已。同一头猪，不管你从猪头开始杀起，还是从猪尾开始杀起，虽然死的过程不大相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是一个折衷主义者，所以我认为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的理论都有对的地方，也都有错的地方，都不是绝对的。经济既要避免政府过度干预，有自由运行的空间，以保持市场经济自身的活力，也要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调节的缺失，避免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平衡运行。
        忽然想起前段时间，茅于轼因为发表了“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而引发轩然大波，让人为这样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常识上的缺乏，对博弈的无知感到不可思议。从历史上说，清朝倒是爱好和平，但挡住列强的蚕食了吗？就近里来说，利比亚惹谁了？他要是有原子弹，北约还敢轰炸他吗？茅于轼不明白软弱和退让换不来和平！这就象一个人一厢情愿的自宫了要去当太监，但是宫里不收，他会有什么下场？一个武林高手妄想自废武功以换取平息武林恩怨与纷争，可能吗？只不过又一个笑柄而已。这样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而现在，张五常先生也不明白，经济学不单是经济学，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道道德命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如何解答也无时不在拷问我们的道德良心。现在看来，号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的张五常先生象茅于轼先生一样，犯了顾此失彼的毛病，所以他给出的答案至少在某些方面是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