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制度”

    推荐这个级别，本不应该是这本书的真实地位；但是考虑到翻译者“处心积虑”地翻译了这样一个作品出来，因此只能被迫降级到“推荐”。以下所描述的，是我对于这本经过翻译了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理解。

    经济绩效（economy performance），我认为更适合翻译成“经济状况”，因为绩效这个词就是直译，并且多用于组织（书中的组织概念）内部。什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科技是一个方面，这是生产力层面的；除了科技之外呢？还有没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这本书给出了答案：制度。按照诺斯的观点，制度和科技，在马克思那里有根源，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只是马克思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一个全新的人类主观认识（即道德水平很高）这一前提下的，但是人类的这一水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很大提高。与新古典经济学派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把激励机制当成了默认的条件来看待，忽视了不同激励结构所带来的不同表现。在全书的后半部分，诺斯反复的列举了美国与南美、英国与西班牙的对比案例，只是想说明，即便是制度相同，即便是背景相近，但是在主观选择上的不同，最终导致了路径选择上的差异，进而对于经济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本书首先讨论的，是制度。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参与博弈的，是组织（包括企业、政府、非营利机构、个人等等）。制度定义了游戏规则，从而减少了在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从这一层的意义上说，制度是社会的框架，通过正式的约束（如法律、契约等）和非正式的约束（如习俗、规范、行为准则），调节人类在社会中的交往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制度是一个复合体，既有促进生产力提升的因素，同样也有阻碍其发展的因素（这也导致了路径的不同）。什么时候不需要制度？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给出了答案，当交易无需成本的时候，制度没有必要存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在交易中，各方都可以免费获得完全充足的信息，那么交易的价格将会严格服从“看不见的手”的调控，无需外界的干预，也不会产生违约的问题，这样一来，制度的产生，反而增加了社会交易的运营成本，会在长期中被社会淘汰。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信息的获取需要成本（成本的高低，反映了社会制度的水平，进而代表了经济的发展水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促使人们在交易时附加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倘若交易是存在费用的，那么制度存在就是重要的。制度通过一系列的约定，降低了一定时期内的不确定性，保证了大部分社会交易的完成。按照诺斯的观点，交换的复杂程度是契约层级的函数，越复杂、越专业就越需要制度的保障。

    从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经历了小范围的自然交易，扩大化的村镇交易，城邦之间的交易，以及随后的国家范围和超越国家范围的交易。正如前面所言，交易越复杂，制度的重要性就越能体现——因为信息的获取成本更高、难度更大。传统的供求分析理论，其基础是信息的完备；在考虑交易成本之后，双方的效用和选择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虽然随着国家的诞生，正式的约束越来越明显；但是非正式的约束作为正式约束的延伸、阐释和修正，却是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基石，这其中有道德的作用，也有传统的“恩仇”（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理解为无限重复博弈）。当交易成本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使用非正式的约束（因为这一约束是隐性的，本身成本不高），但是由于限制能力有限，这样的约束条件却容易增加违约的风险。从经济层面往上走，制度对于政治层面的影响更显著。当意愿表达的成本变得很低的时候，意见、观点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

    从政治走向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反映出制度的发展水平。科技无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即便是科技水平相差不大的国家，经济水平的差距却依然显著，究其原因，还是在制度上。制度框架确定了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方向，这一方向成为了特定社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组织而言，竞争-决策的分散化、产权的明晰和破产清算制度，是一个组织保持效率的关键；组织不仅可以对各种知识需求进行投资，同样可以对制度进行投资，去促进制度的变迁——后者的投入风险大，不过只要成功，收益更为丰厚。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组织持续改进的努力，促使了各种相对价格的变化，进而引致了制度的变迁。从这个角度来说，组织确实是社会博弈的参与者，他们甚至参与到了博弈规则的改变之中。从供求的角度分析，制度是存在“均衡”的，那就是：在制度均衡的条件下。任何试图改变现有规则和契约的行为都将付出高昂的改变成本，各方（不仅仅是一方）均能从制度的重构中得到好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均衡无疑是一件坏事，因为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阻碍了变革的发生和发展，甚至会成为变革的阻力。

    从进化论衍生出来经济进化论，代表人物阿尔钦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效率的制度将会被有效率的制度取代。不过这一观点纵然得到大部分人的赞同，但是在现实中却“执行不力”。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各种“落后”的制度存在和发展，丝毫不受周围“先进”制度的干扰和影响。这是为什么？诺斯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只是通过美国的历史说明，一种有弹性的制度（如《西北法令》）的发展，会引导一条“好”的路径，从而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观点，无疑有些“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如何在法令制定之初就看清合适的路径，如何选择路径，无疑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最后还想重新提及一点，即便是制度选择一样的国家，在经济状况上也会造成巨大的差异，这不是技术发展的问题。这样的差异，与非人际关系化的交换和基于人情世故的交换谁占据主要地位，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