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

General 1: 在巴泽尔的产权理论里，“交易费用”概念已经不再起主要作用了。起主要作用的是“公共领域”概念。而博弈论也许是描述公共领域里寻租者们行为及其结果的最好工具。巴泽尔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博弈”概念，但他的案例分析充满着博弈论的描述。也正因此，汪丁丁把这本书当成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General 2: 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比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概念更延伸。人们对资产的权利（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是他们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法律上的产权应该只是单独地指政府予以保护程度这一方面。
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是很难完全界定清楚的，因为完全界定所需要的成本太高。这主要是因为一件商品总是具有很多属性，这些属性经常会属于不同的人所有，而要完全界定清楚所需的测量、监督等成本往往都太高，所以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往往是不可能对一件商品具有绝对的所有权利的。而在界定清楚商品某个属性所需的成本大于带来的收益时，该属性就会处于公共领域之中，可以被一部分人攥取。比如虽然法律规定公交车属于公交公司，但公交车总是有一部分属性属于公共属性，司机和乘客可以攥取（比如司机对公交车的性能是否过度利用，乘客对公交车卫生环境以及设施的爱护等，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都是需要成本的）。
除非产权得到完全界定——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这是永远做不到的——部分有价值的产权将总是处在公共领域中。
而在瓦尔拉的完全竞争模型中，权利是完全界定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所以在瓦尔拉模型中，不需要成本决定的价格足以解决所有的配置问题；而有成本的交易却需要非价格的配置方法和相应的组织。

Part 1: 书中的排队配给和价格控制的分析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交易的复杂性，市场参与者除了价格和数量之外，还有许多可供调整的边际。最大化意味着这些边际要被利用，而利用的方式是可以预测的：人们将利用约束条件下他们所能采用的成本最低的方法来获取由管制置于公共领域的价值。这种行为的结果使得由管制产生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就70年代的汽油价格控制情况而言，调整所采取的形式有：尽可能地降低汽油的辛烷值水平，尽可能缩短营业时间（对提供服务的加油站来说）以及频繁地给汽车加注润滑油。
排队只是另外一种价格支付而已。由此我在坐公交时想到，公交车的低价其实是在均衡价格以下，相当于价格管制，所以坐公交的人除了车价外还需要付出排队的时间成本，而公交则降低服务水平，比如更拥挤等。穷人的时间成本更低，所以公交的低价相当于是对穷人的补贴。
在黑车给出的价格水平，总是有一部分人觉得他们付出公交车的价格加上排队的时间成本大于黑车给出的价格加上黑车为了满员的等待时间以及坐黑车额外承担的风险，所以会选择去坐黑车。

Part 2: 合同是对于责任的特定分配，将商品的不同属性分配给不同的所有人，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总是会有一部分属性被置于公共领域。
因为考虑到界定商品产权要付出很高成本，所以某些价值已定的商品属性会被他人所窃取。因此为了在交换中获益，人们必须付出代价，为商品建立产权。这样他们在签订交易合同时就会字斟句酌，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会慎重选择计量单位、交易的具体方式、属性等。比如冰箱出售之后，还会有售后合同条款的约束，厂家仍具有对冰箱这一属性的产权；厂家也会对用户做出一些限制约束防止其过度使用或者谋利等。
而纠纷的产生是因为：在一个完全被拥有的商品（或者完全被拥有的属性）和一个置于公共领域的商品这样极端的情况下，当它们的价值改变时，这两个商品将仍然分别被拥有和不被拥有。而在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情形中，就有可能产生纠纷；就是说，当对于签合同时价值似乎很小但在合同期满之前价值有所增长的属性，合同当事人并未在合同中作出规定时，就有可能产生纠纷。
如果交易双方都想从这种价值量变动中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财富，就应遵守一条原则：在正常情况下，价值量的变动对谁的影响最大，谁就有权左右这种变动。比如冰箱出售之后，发动机的保修年限比掉漆的保修年限更久，就是因为发动机是厂家生产，掉漆更多的是与用户使用相关。

Part 3: 传统研究产权的经济学家通常都不赞成对产权施加约束，认为任何约束都会稀释产权。他们认为，每个人利用财产获利的能力大小，取决于其产权的实现程度。这种程度包括使用权（以及排他权）、转让权、收益权等等。排他权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沦为共同财产，转让权及收益权则使自己从交换中得到收入。而施加各种约束，一般来说，都会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对个人的产权施加约束，将减少个人财产的价值；因此似乎这些约束都是有害的。
但其实对所有权实行的某些限制，能够防止人们染指非其所有的（商品）属性，不会稀释产权。一般而言，产权界定越明确，财富被无偿占有的可能就越小，因此产权的价值就越大。

Part 4: 对于组织的解释，其实任何组织的功能可以同样地归结为各种不同的权利由一个与它有关的个人向另一个人的让渡。

Part 5: 对于解释非市场机制（即政府）行为，政府是由人来管理的，政府的行为最终也只能是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的行为都遵循着个人最大化的含义是：不论何时个人察觉到某种行动能增加他们权利的价值，他们就会采取这种行动。
私人产权对私有制成分与公有制成分是同样必要的，因此这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着私人产权。他们的区别在于采用何种组织形式，特别是给予生产者何种刺激和报酬。在私人经济中，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自己行为的全部直接结果；在政府经济中，这种机会就比较少。所以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这两种经济体制都能把追求最大利益的人们的行为后果反应出来，因此都必然讲求效率，只是有效的结果不同。
只要产品的边际成本不等于其边际收益，无论二者相差多少，总会产生一种平衡的力量使之趋于相等。人们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必然会对交易成本做额外的调整；一旦做出这种调整，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消失。但是，这种均衡与政府施加限制时所达到的均衡不同。后者，由于调整成本将会非常之高，最终产量将大大低于市场调整下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