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除阻碍经济社会改革的旧制度

革除阻碍经济社会改革的旧制度
——读郎咸平的《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新常态”，不仅改变经济运行轨迹，也纠正和颠覆人们的认知偏差与理念。《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从改革和经济民生角度全新解读“新常态”的最新力作。在书中，郎咸平秉承一贯的“看问题入木三分、直抵要害，分析问题一针见血，依靠真实数据，并能给出合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特点，从“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用新常态革除旧制度”这一本质问题入手，从全新角度解读了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其中包括对反腐败、经济转型、国企、金融、电力改革等热点事件的分析，对反腐风暴、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楼市危机、对外战略格局等做了前瞻性预测。即“新常态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将远远超过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透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

    经济社会的“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不可能永远一个节奏，周期性、阶段性、螺旋式上升才是普遍规律。一如郎咸平教授在书中所言，“无视中国经济问题本质的改革，注定以失败告终；但看到本质，却不懂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的改革，同样以悲剧收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常态”下，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新常态”下，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新常态下，要“全面深化改革”，要彻底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

    行政干预是市场经济的一剂毒药。新常态下，“传统的手段不好用了”。郎咸平教授认为：过去那种“以技术层面的调控代替实质性改革的做法”，“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模式”——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宏观调控常用两手，一手是宽松货币政策，用以扩大贷款、刺激投资，而所谓的“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则是政府根本不愿意退出市场的“马甲”，其中也有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2014年，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12284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636463亿元，M2与GDP之比为1.93，而美国这一数字仅为中国的1/3。投入了大量的货币，却产出极少的GDP。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政府用投资代替改革所造成的恶果。其中，房地产市场即因此而变得扭曲。当前，商品房销售“量价齐跌”、消费者持币观望、不少城市竞相给“限购令松绑”。对此，“房企大佬”宋卫平惊呼“这不是要逼我们死吗”，“退休老头”任志强指责政府干预楼市“将结出硕大的恶果”。站在一个市场化的角度，“这是一个多么脑残的决定。”

    一个社会决不只是人类自然本性的恣肆泛滥和丛林法则的简单博弈，人们发展经济、选择政治更看重的是通过经济政治的运行，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目标与价值追求。以今日之经济之实力，再来一个4万亿、8万亿、28万亿的经济刺激都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为什么要去做一件饮鸩止渴的事儿？经济应该求“好”而不是“快”，经济发展不是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让人民所共享，而不是少数人积累财富要挟社会的工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其中，法律是市场主体的“公合同”和诚信社会的“总契约”。作为市场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政治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讲的，“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也是李克强总理以改革为主打的“强式改革”。

    “只有用新常态革除旧制度，中国经济才可能迎来下一个黄金十年。这对每个人的影响甚至超过1992年的‘南方谈话’。”郎咸平教授在《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一书的序言《我对本轮经济改革总体上持谨慎正面评价》中指出，“市场经济体制不单纯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市场的本性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和博弈合作。”大国复兴，“新常态”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破解“发展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如“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等），必须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勇气把权力关在制度尤其是法治的笼子里。透过“习李新政”，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核心是压缩行政权力，还权于自然人和市场主体，即所谓的“法无禁止皆可为”。同时，通过规范那些被压缩的公权力，以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法治目标。

2015 年 3 月 10 日《银川日报》第7版：-书香·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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