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一般来说,都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确不假,然而事实上,他们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从立场来看待问题,只不过他们的立场因为他们有了逻辑上和学术上的修饰,而显得拥有强大的说服力。
所谓的立场,在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就是他所在的党派。所以我一直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党派经济学家,极少数有能够超越党派价值理念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中的许多假设,隐含了不同的政治价值观。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从不同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能把这个学者所处的党派看个一清二楚。有了政治倾向所谓的效率,无非是这种党派政治理念的一种注释注解罢了。
加里贝克尔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书中有关税收的问题,还有美国其他的一些社会生活问题,比如教育,医疗等都有相当的见解,至今对于中国当下任然有很多借鉴和参考意义,不过这并不是全部。
特别是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距离70年代加里贝克尔的鼎盛时期已经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新自由主义的许多论点在后来的东欧剧变以及南美自由化社会实践中,给不少的人带去了财富,但也给更多的人带去了噩梦和不幸。特别当行为经济学开始改变传统经济学的许多假设框架的时候,那么传统的分析就如同牛顿力学一般,在现代物理世界已近发展到极度微观精确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实质性的用武之地,它只是作为一种基础的存在。
不过,对照中国的现实,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更多的让我们提出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度的反映社会现实,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哪怕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都不敢对这些问题发声,不免相当遗憾。真的他们没有精力来关注真正的社会经济问题么,还是他们学院派的作风,瞧不起这些问题能对他们学术生涯带来价值。
比如,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中国的城管服务不能市场化,由外包公司服务竞争上岗,而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从所谓的执法,变成服务和开发市场,从而彻底的解决目前我们看到的种种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