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需要“看门狗”吗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写作者身上奇怪地混合了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或许，吴晓波的发言有一种自嘲，“我们从民主的‘看门狗’到商业的‘看门狗’。”但问题是中国的商业真的需要“看门狗”吗？
                                  ---题记

中国商业需要“看门狗”吗

“成立和创建企业是美国人最擅长的活动••••••本书介绍了那些冲破旧规则束缚，创立新规则的人。这些人创立了一个个的新世界，他们决心要掌握控制权，而不再受他人的控制——公平的说，250年以来，美国培养和孕育了许多企业。”
我曾经久久回味理查德•泰德罗在《影响历史七巨人》中酿就的美国商业史的那种气质：开阔、沉静。这是一种与目前正在兴起的中国公司史写作完全不同的味道。
10年前，我在海淀图书城偶然看到《联想为什么》这本书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做企业是一件相当牛的事情。那种兴奋和震动感让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有些莫名的亢奋。那时，公司正在登上中国时代的舞台，并很快成为这个转型时代主宰性的力量，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
即使在今天看来，陈惠湘《联想为什么》实际并不是什么怪异之作。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式时代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一个最早标本。
作者为了在历史和时代的坐标体系上标定联想的位置，过于回到了历史，梳理中国人的问题，并以联想公司求解。陈的写作最终陷入宏大叙事之中，他的写作甚至可以回到那些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讨论，关于中国体制荒谬的控诉。毫不奇怪，其指向随后就是中国企业批判。这似乎堪称为公司和商业的启蒙。的确，启蒙者是多么诱惑中国写作者的角色。
尽管联想只是一个公司的标本。但这样的惯性和类型，是中国的写作者一直以来最习惯的类型。在联想成为中国PC市场的领跑者时，尤其是在其击败跨国公司做到这一点时，联想就被演绎成为一个坐标，“联想为什么”就成为中国人能够做大公司的宣言，成为中国能够在商业世界建立历史价值的宣言，进而成为中国跻身进步这一伟大世界洪流的佐证。这样的逻辑于今不绝。
即使是从政治领域转来的写作者，也无法挣脱这样的惯性。当凌志军从《追随智慧》进入中国企业史的写作中时，他离开《交锋》所卷入的“政治漩涡”，进入跨国公司与本土力量较量的前线，直到在联想并购IBM的前夕，又一部联想史的出现。他试图以一个公司切开一个时代的胸膛。而《中国的新革命》又将赌注押在中关村身上。
中国商业史写作者这种惯性的姿态，追根溯源，在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中国人对于政治和社会改革深深失望之后，“商业改变中国”似乎成为唯一的“中国共识”。人们把商业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一种改变世界和中国的力量，而赋予其宏大的历史价值和价值观。在那样一个时代，“残存”的理想主义，和对新社会的热望，以异常喷涌的激情注入为公司而进行的写作。
而中国的写作者，他们总是试图以一个标本为载体去书写时代。他们对中国的命运有一种天然的焦灼。或许这种时代感太焦灼了，以至于他们无法摆脱干预历史的情结。这让他们无法宁静地停留在某一个公司标本上。他们总是试图背负和弥合一个时代曾经破裂的天空。他们总是试图在其中与伟大的历史动力不期而遇，或同步前行，迎接壮丽的未来，或悲伧的失败。
这妨碍了他们对公司本真的追问，还原其原型。所以，他们既无法以《搜》那样的专业，还原科技公司的本来面目，也无法以《洛克菲勒传》那样深入灵魂的细节，抵达一个浸礼会教徒天使与魔鬼一体的巨富人生，更不要说成就约翰•内森在《索尼私人生活》中对50年索尼史“旁观”的品质。而对于泰德罗的《影响历史七巨人》式的商业史标尺，中国的时代与其写作者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他们根本无法获得美国写作者的那种历史的平静。因为在那里，历史的差异，时代的差异并不存在。他们只要展现事实就足够了。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人曾经代表了时代本身，而我们的公司和商业的价值恰好就是在弥补这种差距中诞生的。
但公司和商业最终会回到其本义。它们并不天然具有那种宏大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将中国社会的未来交付给这样“单向度”的历史逻辑最终是危险的。尽管，总体上它们只是在一个以国家竞争力为基础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体系中，还有这样实用主义的坐标。但即使是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将大公司作为社会代表性组织之后，最后这位追寻“新社会”的宗师也失望了，他还是将期望的目光转向非盈利组织。
在《被夸大的使命》中，吴晓波作为一个试图的独立知识分子，他去梳理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或商人，各自的使命，并对于知识分子试图将企业家的活动等同于社会和历史的使命保持警惕和批评。吴在这里实际已经意识到正在到来的中国商业社会并不是知识分子曾经热望的那种价值的商业社会。换句话说，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大众被抛离了。吴看到这样的中国场景，有些激愤，所以在《被夸大的使命》中，他写下一些很不商业的警世格言。所以，毫不奇怪，这是他跻身中国商业史畅销书作家后很不畅销的一本书。
他们所能抵达的高度和限度已经刻下。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价值联盟”已走到了尽头。如果抽调那虚幻的社会革命的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如果商业就是一场生意。那么，写作的意义何在呢？难道只是让一场生意显得更有意义？尤其是当这一场生意正在现实中越来越成为某种利益的政治“敲门砖”时。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写作者身上奇怪地混合了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或许，吴晓波的发言有一种自嘲，“我们从民主的‘看门狗’到商业的‘看门狗’。”但问题是中国的商业真的需要“看门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