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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7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写作者身上奇怪地混合了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或许，吴晓波的发言有一种自嘲，“我们从民主的‘看门狗’到商业的‘看门狗’。”但问题是中国的商业真的需要“看门狗”吗？
---题记

中国商业需要“看门狗”吗

“成立和创建企业是美国人最擅长的活动••••••本书介绍了那些冲破旧规则束缚，创立新规则的人。这些人创立了一个个的新世界，他们决心要掌握控制权，而不再受他人的控制——公平的说，250年以来，美国培养和孕育了许多企业。”
我曾经久久回味理查德•泰德罗在《影响历史七巨人》中酿就的美国商业史的那种气质：开阔、沉静。这是一种与目前正在兴起的中国公司史写作完全不同的味道。
10年前，我在海淀图书城偶然看到《联想为什么》这本书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做企业是一件相当牛的事情。那种兴奋和震动感让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有些莫名的亢奋。那时，公司正在登上中国时代的舞台，并很快成为这个转型时代主宰性的力量，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
即使在今天看来，陈惠湘《联想为什么》实际并不是什么怪异之作。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式时代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一个最早标本。
作者为了在历史和时代的坐标体系上标定联想的位置，过于回到了历史，梳理中国人的问题，并以联想公司求解。陈的写作最终陷入宏大叙事之中，他的写作甚至可以回到那些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讨论，关于中国体制荒谬的控诉。毫不奇怪，其指向随后就是中国企业批判。这似乎堪称为公司和商业的启蒙。的确，启蒙者是多么诱惑中国写作者的角色。
尽管联想只是一个公司的标本。但这样的惯性和类型，是中国的写作者一直以来最习惯的类型。在联想成为中国PC市场的领跑者时，尤其是在其击败跨国公司做到这一点时，联想就被演绎成为一个坐标，“联想为什么”就成为中国人能够做大公司的宣言，成为中国能够在商业世界建立历史价值的宣言，进而成为中国跻身进步这一伟大世界洪流的佐证。这样的逻辑于今不绝。
即使是从政治领域转来的写作者，也无法挣脱这样的惯性。当凌志军从《追随智慧》进入中国企业史的写作中时，他离开《交锋》所卷入的“政治漩涡”，进入跨国公司与本土力量较量的前线，直到在联想并购IBM的前夕，又一部联想史的出现。他试图以一个公司切开一个时代的胸膛。而《中国的新革命》又将赌注押在中关村身上。
中国商业史写作者这种惯性的姿态，追根溯源，在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中国人对于政治和社会改革深深失望之后，“商业改变中国”似乎成为唯一的“中国共识”。人们把商业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一种改变世界和中国的力量，而赋予其宏大的历史价值和价值观。在那样一个时代，“残存”的理想主义，和对新社会的热望，以异常喷涌的激情注入为公司而进行的写作。
而中国的写作者，他们总是试图以一个标本为载体去书写时代。他们对中国的命运有一种天然的焦灼。或许这种时代感太焦灼了，以至于他们无法摆脱干预历史的情结。这让他们无法宁静地停留在某一个公司标本上。他们总是试图背负和弥合一个时代曾经破裂的天空。他们总是试图在其中与伟大的历史动力不期而遇，或同步前行，迎接壮丽的未来，或悲伧的失败。
这妨碍了他们对公司本真的追问，还原其原型。所以，他们既无法以《搜》那样的专业，还原科技公司的本来面目，也无法以《洛克菲勒传》那样深入灵魂的细节，抵达一个浸礼会教徒天使与魔鬼一体的巨富人生，更不要说成就约翰•内森在《索尼私人生活》中对50年索尼史“旁观”的品质。而对于泰德罗的《影响历史七巨人》式的商业史标尺，中国的时代与其写作者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他们根本无法获得美国写作者的那种历史的平静。因为在那里，历史的差异，时代的差异并不存在。他们只要展现事实就足够了。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人曾经代表了时代本身，而我们的公司和商业的价值恰好就是在弥补这种差距中诞生的。
但公司和商业最终会回到其本义。它们并不天然具有那种宏大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将中国社会的未来交付给这样“单向度”的历史逻辑最终是危险的。尽管，总体上它们只是在一个以国家竞争力为基础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体系中，还有这样实用主义的坐标。但即使是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将大公司作为社会代表性组织之后，最后这位追寻“新社会”的宗师也失望了，他还是将期望的目光转向非盈利组织。
在《被夸大的使命》中，吴晓波作为一个试图的独立知识分子，他去梳理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或商人，各自的使命，并对于知识分子试图将企业家的活动等同于社会和历史的使命保持警惕和批评。吴在这里实际已经意识到正在到来的中国商业社会并不是知识分子曾经热望的那种价值的商业社会。换句话说，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大众被抛离了。吴看到这样的中国场景，有些激愤，所以在《被夸大的使命》中，他写下一些很不商业的警世格言。所以，毫不奇怪，这是他跻身中国商业史畅销书作家后很不畅销的一本书。
他们所能抵达的高度和限度已经刻下。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价值联盟”已走到了尽头。如果抽调那虚幻的社会革命的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如果商业就是一场生意。那么，写作的意义何在呢？难道只是让一场生意显得更有意义？尤其是当这一场生意正在现实中越来越成为某种利益的政治“敲门砖”时。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写作者身上奇怪地混合了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或许，吴晓波的发言有一种自嘲，“我们从民主的‘看门狗’到商业的‘看门狗’。”但问题是中国的商业真的需要“看门狗”吗？

企业家为什么成为时代的敌人

2006-12-31

再一次,大公司被舆论和公众送上"血汗工厂"的被告席上拷问和审判,一些曾被喻为"世界工厂"的杰出榜样,转而被视为"过度压榨劳动者"的"坏公司"。

在这个深陷于转型痛苦的国家,新世纪以来这样公司价值剧烈震荡的现象并非孤例。

无疑,一个扩张的"公司世界"正在史无前例地重构这个国家和社会,且其成长的高度正在决定性的标定中国在世界体系里的地位和价值。而企业家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或英雄,也并非什么秘密。对于一度以美国商业史为蓝本的中国企业界,他们几乎可以齐声朗诵《时代》与《财富》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名句:商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甚至还可以接上本土商业布道者的呼吁——"商业领袖代表了民族精神的方向标。"

但问题在于,这个时代的企业人物,为什么越来越不被公众作为"变革者",而加以肯定?

无疑,在20多年的商业史行程中,企业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获得的社会价值认同,曾经与中国改革史,相生相伴。在意识形态最激烈的较量中,所诞生的"先富起来的人",迅速转换为商业史上创造财富的"财富英雄",而后在下一个十年成为本土追寻"世界级企业"和基业长青的企业家,由冲破旧体制束缚的力量,变为肩负"中国崛起"使命的时代人物。

整整一代人在社会政治革新失落之后,将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希望过度寄托于正在兴起的公司世界和企业家身上。但随后的进程,遭遇了转折点——总之,国家总理,头戴安全帽,脚踏水靴,深入地底下上千米矿井,与满面灰尘的矿工们,一起蹲着吃饺子,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镜头,它正在取代,1999年财富论坛,政府官员与海内外大企业领袖们,执手联欢"财富盛宴"的经典镜头。如果模仿克莱因在《变革者》中的口吻,描述公众对本土企业价值的心情,有一句话是逼真的:当"强盗资本家和政客们",在这次"巨型的烧烤会"上对国家资源巧取豪夺时,人民在一旁不再沾沾自喜地观望。

一个中国式的"镀金时代"实际上正在终结。

2002年的某一个时刻,中国企业和财富阶层过分乐观的估计了未来的形势。20年以来,擅长于从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寻找企业价值的人们,在"执政党"前所未有地发出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治邀请书之后,企业家们或许以为在一个不经过社会、政治更大变革,同时跻身财富与权力的盛宴,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机已然到来。这种进入"舞台"中央的感觉,一方面,让一批大企业纷纷发出建立世界级企业的战略宣言,国际化成为标杆。一方面,潜行十年的"企业改制",公开盛行,并购国企,MBO大行其道,所谓在"国退民进"的财富盛宴中狂欢。

但20年来没有底线的经济增长,酿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代价,终于逆反为一场历史运动,早已汹涌燃烧的愤怒的火,终于被2004年席卷整个大陆的"郎咸平事件",以一场贯通中国政经界、学界和社会的大辩论引爆:不仅一度为标杆的改制国企和民企大企业备受质疑,而20年来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世界工厂"也遭到民间的指证。

正如观察家所看到的,"国退民进"中那些民企的扩张冲动,在公众的目光中,变为对国民财富的抢夺,失去了"中国梦"的气质;而本土企业阶层"做大",奉行的过度"机会主义",与谙熟的官商勾兑,让他们失去对社会公平规则的坚持不懈的追求……这样的财富积累,最终摧毁了80年代起,以"变革者"面目,建立起来的对这个阶层的社会认同。这不仅让他们无法建立自己真正的战略,也不能在中国内部赢得一场决定意义的权利平等。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迟缓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人们将被压抑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

但"企业家为什么反倒成为其时代的敌人"?这种本土式的焦虑,在翻阅理查德·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时可以安静下来。在这一部以卡内基(美国钢铁)、伊士曼(柯达)、福特(福特汽车)、沃森(IBM)、露华逊(露华浓)、沃顿(沃尔玛)、诺伊斯(英特尔)等七大创始人为原型的美国商业史灵魂之作中,泰德罗以史诗般的篇章与深入骨髓的细节还原了一个纯粹的商业时代:美国人做着他们最擅长的活动,成立和创建新企业,那些冲破旧规则束缚,创立新规则的人,创立了一个个新世界,将大工业时代导向信息产业的时代,将美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变为"美国世纪"的主宰者。但本书为中国喧嚣商业社会所带来的宁静,并不是因为其再一次为商业史廓清了蓝本,而恰恰在于其原型的纯粹:作为纯粹的商人,他们的成功与美国社会赋予的自由一样杰出。

中国的商业社会,还无法提供这样的标本。

如果,对于中国时代的企业人物,他们既不是美国缔造自由企业的创始人,也不是拯救法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谢瑞克;那么,他们是谁呢?一直追寻中国企业家基因的吴晓波,在<被夸大的使命>中,面对20年来中国商界眼花缭乱的变身,最终断然宣布:"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商……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的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的轻信,错误的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次地失望和被抛弃。"

没有谁能逃脱这种转型时代的命运。我们所期待的一个伟大企业时代的来临,必须要与一个伟大社会和国家的形成相随。这是泰德罗在写作美国商业史时,不必刻意标注的坐标。而我们时代的真相在于,没有人能回答这样的命题。

20年真的太短了。

发现索尼

2006-08-27

在20多年的商业史上，中国企业界期许成为“中国的索尼”，成为“中国的盛田昭夫”的声音曾不绝于耳，但当迈克尔·波特追问《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之时，当年之“日本偶像”早就被从公司的墙上摘下，换成了美国超级CEO杰克·韦尔奇，或者新经济英雄们“革命者”式的画像，甚至再加上韩国三星李健熙的“铁血”面孔。
在中国商界时髦多变的“榜样”单上，索尼没有摆脱其似是而非的命运，要么被视为一个非西方公司的“神话”而顶礼膜拜，索尼的国际化象征了“日本崛起”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能够达到的高度；要么在其陷入亏损和经营的困境时，人们广泛质疑其“软、硬件”结合的战略，视为妄图建立封闭世界标准的又一个正遭遇失败的公司帝国：此时，“强悍”的三星似乎正在颠覆其在消费电子业的“硬件”地位，而以海湾地区数字文化守护神麦克卢汉为信仰的乔布斯（苹果公司），正在阻击其在娱乐和媒体业的“雄心”。
无疑，在“美国制造”越来越大兴其道的中国企业界，“日本制造”曾经具有的标杆地位已经模糊。这不仅源于“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格局巨变，实际上更源于我们“不求甚解”的习惯。对于索尼这样的标杆，中国家电企业20多年后依旧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挣扎”的困境显示，当年高呼“成为中国索尼”的现象，在作为非常营销的口号和“正心诚意”的学习之间，本质上具有巨大的差异。而我一直怀疑，我们的困境也在于缺乏真正基于事实的探究，便沉溺于方法论的喧嚣。典型如当年的中国政、学、商界硬是将日本竞争力的来源，误读为所谓政府主导的“产业规划”，十数年间在“强权主导的现代化”里兜圈子而不自省。我们对于世界商业史和企业史同样存在着惊人的无知，很多时候就是基本知识的匮乏，这让我们更多的时候困惑，何为索尼？遑论学习标杆。只到一本没有太引起国人注意的书《索尼的私人生活》（中译本）出现……
事实上，这本2002年曾被排列在文学小说类书架上的企业传记，本身就是一个标杆。它焕发的光芒不仅让《索尼的源流》这样出自索尼本部的厚书显得更像一个企业宣传的小册子，而且也让那些试图演绎和兜售索尼成功法则的“管理秘籍”黯然失色。简洁地说，这是一本深入索尼的灵魂，并与之真正面对的书。其获得这样的成功，恰恰并不在于作者妙笔生花式的演绎，而是其谨守探究历史的原则，还原索尼的朴素想法和能力。
以“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fe）这样的角度，追寻一个在二战废墟上诞生的日本小公司50年间如何成长为国际化企业巨人的本质，完全出人意料。但作者以索尼“核心层的人际关系”（核心层的内部斗争）为轴线，几乎脉络式的还原了从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到大贺典雄和出井伸之时代的索尼50年成长历程。这无异于一次重建索尼历史的探险之旅。
约翰·内森，加州大学日本史专家，就此踏上了自己追寻的目标。在他1961年由哈佛转入东京大学时，他就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热忱而冷静地探究这个战后废墟上的国家和人们如何追寻和建立新价值？对比那些抓住日本经济崛起某些片断就急于总结模式的研究者，内森在日本成长本质中，看到更多的是艰难和冲突，甚至是悖论。索尼这个日本战后的“奇迹”自然没有例外。内森试图透过索尼核心组织的运行方式，打开一扇窗户，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岁月里，日本面临的挑战：要调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而且常常是不可调和的现实观点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而这种观点，一种深深植根于本国传统，另一种来自于难以理解的外国文化。在本书中，被自己的儿子称之为“伟大的表演者”盛田昭夫对此精辟的总结：“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
在这样的事实下，整个日本最痛苦、最激烈的文化融合场所，并不是在21世纪初卡洛斯·戈恩治下的日产公司，而是在50年前的索尼踏上美国寻求国际化时就诞生了。从哈维·沙因、彼得斯、古柏，到舒尔霍夫斯基，60年间索尼与西方经理人复杂多变的关系，纠集在消费电子与好莱坞娱乐业的战略冲突中，直到在索尼电子和娱乐之间建立起一种战略性的合作关系的斯特林伯格，接替出井伸之成为索尼的首席执行官，才最终尘埃落定。
而内森以一个杰出记者那样的敏锐和探究的能力，教徒般的恪守专业价值的操守，获得了遍布全书的核心细节，让他重建索尼史的努力显得尤为可信。
很多时候，这本书所传递和承载的索尼，对于中国的读者（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企业界）来说，都是第一次获知。这无异于重新发现索尼的知识和心灵的双重旅程。我有时候困惑，为什么这样的书没有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经典？反而是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编著式的东西大兴其道？
对于一个正在加速度步入公司世界的中国，我们对于商业史和企业史却存在着惊人的无知。这让我们在面对一个本质上的商业和公司时代，要么显得傲慢无知，要么显得自卑愚蠢，缺乏本真的追问，以及真正站在世界历史和文明上的洞见和创造。那种“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论”，从政经体系蔓延到商业和企业实践。当我们的政界和商界以此为荣，以此为旗，肆无忌惮地挥霍勇气和时间时，正如，30年前的“日本崛起”，却是在吸收美国最具有创造力的管理思想――戴明、德鲁克等思想的基础上“崛起”，这让日本人能够有机会在以公司为本质的全球竞争中曾震撼“美国世纪”的商业基础，而中国人却在全球竞争的价值链低端挣扎，并至今苦苦求解，这决定性的标定了时代价值的差距。
这也可能是中国没有诞生索尼式企业的原因所在。

裙带资本主义的边疆

2007-08-06

丹•布赖奥迪这样的追问，在中国是一个略显奢侈的追问。因为，“房间”里的灯光还远远没有打开，甚至人们还没有进入“房间”。――题记

裙带资本主义的边疆

有一种现象，迄今没有多大改观。
就在娃哈哈与达能的“冲突”，已经抵达所谓民族品牌与跨国巨头搏斗的状态之时，达能是一家什么公司，我们整体上还没有足够的“还原”。而在2006年，所谓民族产业与全球资本主义决战的高地上，在中国机械工业发起收购江苏徐工的凯雷集团，同样并没有被我们捕捉到“原型”。在风头浪尖上，向文波似乎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收购，旗帜无非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流失”。而凯雷集团则作为一个神秘的“买家”始终隐居幕后。很多时候，我们的不求甚解已经成为一种麻木的习惯。
那么，凯雷集团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标准的答案已经浮现，其是全球最成功的私募资本公司之一，掌管资金超过130亿美元。其名头与相当一批大名鼎鼎的人物结合在一起。诸如乔治•索罗斯这样可以击垮一国金融体系的人物就是其投资人之一。而郭士纳，这位曾经拯救蓝色巨人的白衣骑士，成为其董事长。郭士纳那般“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的传奇，足以为凯雷披上专业精英的光芒。
但“凯雷集团的初来乍到者可别被郭士纳无可指摘的商业‘血统’所迷惑。这仍然是一家依靠政治权力发财的公司，而且可能永远都将是如此。” 当丹•布赖奥迪在其短小精悍的后记中，写下如此斩钉截铁的结论之后，凯雷的故事就是另外一种公司史或商业史的文本。它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于美国商业史的标准阅读范围。
在郭士纳加盟凯雷集团之时，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紧密连结的全球性网络”，具有了“在合适时间出现在合适地点的超凡能力”。但在史蒂芬•诺里斯（已出局）、戴维•鲁宾斯坦、丹•达尼埃洛、威廉•康韦，万豪集团的前雇员及其朋友们，1987年野心勃勃地创立凯雷之时，这只是脱胎于阿拉斯加因纽特商人减税特权的私募基金，布满鼻青脸肿的商业纪录。他们的“杠杆收购”，在布满鲨鱼的商界，也并不神奇，而且他们也常常为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而苦恼。只是在他们与华盛顿的政界大佬们，打通了“管道”之后，他们的杠杆收购就真的开始具有了阿基米德式的杠杆能量了。
如果说，如果说凯雷雇用共和党前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弗雷德里克•马利克――尼克松总统的前人事主管，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那么雇用弗兰克•卢卡奇――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副局长，就基本奠定了其政治威望的基石，而卢卡奇（这位前国防部长拉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上下铺兄弟）又带来了“大堆大堆的礼物”，最终让凯雷集团的商业模式形成了“铁三角”的关系：全世界最强大的军界巨头与政界要人、商界领袖无形中结成的联盟。而这个世界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视野。
实际上只要看看凯雷集团高级雇员的名单，情况就开始了然了：乔治•沃克•布什、约翰•梅杰、詹姆斯•贝克、阿瑟•莱维特、威廉•肯纳德、弗兰克•费内里，美国前总统、英国前首相、美国前国务卿、美国证券交易会前主席、联邦通讯委员会前主席、退休陆军上校等等，甚至包括韩国前总理朴泰俊、泰国前总理阿南••••••
这个“共和党、民主党退休大佬的俱乐部”，“前总统俱乐部”，最终把凯雷集团推向了财富之门。毫不奇怪，标准的凯雷集团操作模式，是精明地将商业和政治搅合在一起，充分模糊两者之间的界线。
同样毫不奇怪，作为一家公司，凯雷将其业务精明地集中在防务、电讯、能源和卫生保健之类受政策影响严重的行业。“它赌的是自己能预测到政府开支和政策的未来趋势，或者能直接影响它。”而雇用这些高级人物，使它有条件能做到这一点。
同样毫不奇怪，凯雷集团将防务收购作为其商业战略的基石，而其利基则在全球增长最迅速、最庞大的防务市场上，获益颇丰。
甚至在9•11――这一改变世界的分水岭，美国最悲剧的一天，凯雷都能够从中赢得获利的巨大机会。因为对于防务业来说，“战争年代就是黄金岁月”。小布什随后发动的反恐战争精确的印证了这一点。实际就在那一天，纽约在被燃烧之时，凯雷集团正在华盛顿豪华酒店举办年度投资者大会，前国家领导人、前防务专家、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富商和国际投资者，欢聚一堂，其中包含美国头号敌人本•拉登的兄弟。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历史巧合，但又如此必然，因为在此之前，凯雷集团已经成为沙特王室的战略合作者，开启了沙特的宝藏。在9•11之后，这样的关联自然深深震动了美国各界，凯雷由此被推上舆论的“十字架”。
这让人们不禁想起几乎半个世纪前，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军商复合体”的警告。
那么，在美国经验中，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合法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为了达到这个国家想去的地方，并在此期间不致蜕变为一个专制国家，美国人无休止地在途中试图作出种种矫正，而这些事件最终也就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不仅包含我们所熟知的“水门事件”，以及传奇的“深喉”，应该还包含追问这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丹•布赖奥迪的调查和写作，就行进在这个行列里面，最终以《铁三角》问世的凯雷案例，深刻显示了即使是标准的美国商业史模式中，也同样存在裙带资本主义那样的“深深痛苦”，即使是美国那样标准的民主国家体制也呈现出如此巨大的“漏洞”。而这些神秘的情节的确是在公众无法进入的“房子”中展开的。
裙带资本主义的边疆一定是在政治和商业结盟的地方开始扩张。它已经是全球性的，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凯雷集团的事实，让我们对于美国这样“基本上从来没有偏离其一开始就确立的发展主线”的国家，有了更公正的认识。其民主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一部宪法的保佑，不是在真空中自动实现的，它一定来源于现实的不懈努力，包括这样的调查和写作，就是“进入这些黑暗的房子并打开所有的灯光”，甚至“进入最黑暗的房子”。裙带资本主义的边疆，起码在这样的调查面前无所遁形。克里斯托弗•拜伦认为，这需要当代“新闻文化”的努力。他实际特指的是美国的“新闻文化”。
关于凯雷集团的故事，比较有趣的是，作者将其与中国结合产生的一个判断：和数十年前的沙特一样，中国是美国投资的一片沃土，中国正在朝着一个更具市场经济特征的方向缓慢的前进，但他仍然是一个大体上由政府调控的未经开发的巨大市场――这恰恰是凯雷集团所特有的关系资本主义得天独厚的活动领域。
而在中国，人们为已经到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无奈之时，跨国公司也已经走下了神坛，人们已经发现，曾经冀望这些源自西方世界的公司能带来的商业价值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在中国这样的商业环境中，这些追求大生意的公司最终入乡随俗，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丹•布赖奥迪这样的追问，在中国是一个略显奢侈的追问。因为，“房间”里的灯光还远远没有打开，甚至人们还没有进入“房间”。

乔布斯是一个什么"东西"

2007-07-08

对于史蒂夫·乔布斯，这尊神，这尊安放在计算机、音乐和媒体三大产业界的神，还能说什么呢？除了膜拜，上香。

而我所知的这个人在自己人性的黑暗中已经挣扎了很久、很久。

说实话，如果没有可信的商业史，商业几乎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谎言。如果没有值得信赖的公司史，商业和管理理论正在变成一种事后推导的成功学。

------题记

史蒂夫•乔布斯是个什么东西

对于史蒂夫•乔布斯，这尊神，这尊安放在计算机、音乐和媒体三大产业界的神，还能说什么呢？除了膜拜，上香。
人们已经以上帝的口吻这样叙事：“由于史蒂夫•乔布斯的缘故，媒体业的基础将被撼动。几乎所有的印刷品都要归功于Macintosh（麦金托什机），音乐行业的转型，则要归功于史蒂夫和ipod，简而言之，ipod也会对影像业产生影响。”
而我所知的这个人在自己人性的黑暗中已经挣扎了很久、很久。
在这个人50岁前，就是遇到德兰修女（中文也译为特瑞莎嬷嬷）也毫无用处，无法解决其内心的问题。不出所料，这个婴儿潮时代出生的嬉皮士曾经来到印度。彼时，性和东方是西方新的地平线。但印度穷人无法改变的贫穷的命运，颠覆了中产阶级世界那种装模做样的“苦难游戏”。德兰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中祈祷，“一颗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在饥饿的人中，在赤身裸体的人中，在无家可归的人中，在没有人爱的人中••••••为此我们必须不停地去爱，去给予，直到成伤。”但这无法安慰史蒂夫的心灵，他不是为这份工作来到人间的。
这个人返回美国最终“皈依”佛法，跟着大野考宾这个日本人修习禅宗，并成为素食主义者。我们对这样一个乔布斯一无所知，那些伟大的商业故事格式化了我们。
乔布斯的特质和问题起源于他是一个被抱养的孩子。亲身父母放弃他的创伤，让他不得不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和价值问题的解决：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但他最终给出更实用主义的答案。“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怀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种内心的黑暗，与加利福尼亚的硅片、晶体管结合起来，苹果公司诞生了。正如伊甸园里蛇诱惑亚当和夏娃吃下的那个苹果，甘美而带有一点“邪恶”。
最早的原罪是在苹果创立之前的一个时刻：乔布斯与其最早的伙伴沃兹（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为阿塔里公司设计一个“突破”的游戏，这里已经形成了他们固定的合作模式，乔布斯拿到了订单，而沃兹完成了天才般的设计。沃兹是他的创业伙伴，他天才的电子和计算机设计才能是苹果电脑诞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在当时实际上总价1000美元的收入中（乔布斯说是600美元），沃兹结果只获得300美元。沃兹知道这个细节后放声大哭，因为“他的朋友和伙伴欺骗了他”。乔布斯多拿了400美元，是一个预兆，不祥的预兆。
自从苹果电脑诞生，乔布斯开始登上电子产业的巨大舞台，越来越成为唯一的伟大商业故事的主角时，历史就似乎就被篡改了，名单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开始。
那么，完全能证明乔布斯技术天才的麦金托什机呢？假如世界是公平的，那么杰夫•拉斯金应该是麦金托什机背后的英雄。史蒂夫只是麦金托什机的“养父”。但拉斯金被迫离开了舞台。
那么，对于现在如日中天的Next公司、皮克斯公司呢？你必须认识到并非乔布斯首创，也非其奠定一切。在苹果公司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后，这个人在乔治•卢卡斯，为糟糕的婚姻结束支付大笔金钱时，俘获了这些公司，没有那么多高瞻远瞩，没有那么多“软硬结合”，有的是那么多的偶然，那么多的踉踉跄跄，那么多的“差点死掉”。
假如世界是公平的，那么阿尔韦•雷•史密斯、约翰•拉塞特应该是《玩具总动员》、《狮子王》等幕后英雄，这些电影动画的先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辟了未来的方向，并呕心沥血地靠近目标。但在阿尔韦被从皮克斯赶走之后，乔布斯从那时开始篡改电脑动画电影制作的历史。阿尔韦何许人也？谁还知道呢？其后，是吉尔•阿梅尔萨，将史蒂夫重新带回“苹果”的前苹果总裁。“史蒂夫不应该忘记是吉尔把Next公司从被遗忘的角落拯救出来，是吉尔为他重新执掌苹果公司打下基础••••••乔布斯应该承认是他自己损害了吉尔的声誉和地位。很少有人能够记住吉尔为苹果公司所做的意义不同寻常的事情：当他接任苹果总裁时，苹果公司的银行存款只够维持自己3个月；当他离开时，留下30亿美元的现金，这笔钱为乔布斯重整苹果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应该明白这的确是史蒂夫•乔布斯的真实历史。就正如理查德•泰德罗在《IBM王朝》中，让你看到，伟大的“Think” 背后的伟大的龌龊和不择手段。
我理解乔布斯的知识，相当部分来自杰弗里•扬，威廉•西蒙和他们《缔造苹果的神话》。这两位作者不准备塑造一尊神，恰好他们在这一方面积累已久，可以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真的应该感谢这样的写作，靠近伟大的品质。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才会放心欣赏以下的判断：“个人计算机本身，它的外形、感觉、身份和基本概念就是出自乔布斯。乔布斯对外形，感觉的痴迷，让他的每样产品都卓尔不群。设计是他个人的信条和心理需要。乔布斯职业生涯就是围绕着品位和粗俗斗争，围绕个性和标准化斗争。Mac、NEXt、Powerbook、Nano等产品全部闪耀着这样的光芒。”
“可能不远的将来，某一天大家醒来，媒体文化的实质上却被机器所支配――史蒂夫的小玩意成为中心的世界，我们不过是寄居而已。机器成了欲望的对象，机器让人习惯并改变人们的举止，机器本身迷人，快乐，酷，性感。”
“乔布斯的最基本特质是，无论如何，乔布斯思考媒体的时候，不像纽约的MBA们，或者洛杉矶的编剧们，他想到的是海湾地区数字文化的守护神麦克卢汉，以及他的整体媒体世界。技术，愚蠢之极。经验，愚蠢之极。这个盒子让我们发动，造就我们，我们不是在观赏媒体，我们是生活在媒体中。乔布斯不仅是媒体业的麦克卢汉，他还是爱迪生，更是亨利•福特。”
对于乔布斯，中国写作者缺乏获得第一手的深入观察和素材，建立自己商业史的能力，所以陷入“神化”的结构中已久。
在本质上是美国创造和执牛耳的IT和互联网界，这样的情况没有多少改变。他们无法改变这样的惯性。一方面，是因为商业本能需要传奇，需要一些神。另外，是因为他们的无能为力，甚至胆怯和懦弱。他们没有履行自己还原书物本来面目的职责。所以，有人宣称PC已死的时候，这里就宣扬PC已死；当卡莉推动惠普并购康柏时而倒霉时，这里就跟着起哄，而当惠普收入大增的时候，又开始挖空心思说明其“合理性”。自圆其说的本事太厉害了。所以，当Google 、ebay这些美国标杆公司在中国表现不佳时，百度就被曾经主持“娱乐串串烧”的梁冬演绎为雄壮的“相信中国”，而阿里巴巴的马云并不英俊的头像被放的太大了，已毫无美感可言。
说实话，如果没有可信的商业史，商业几乎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谎言。如果没有值得信赖的公司史，商业和管理理论正在变成一种事后推导的成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