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11、19篇

第八篇 Million-Dollar Murray

副题是：“为什么无家可归一类的问题解决容易、而管理起来难？”

Gladwell在本文中说的一半纯属滥调。他把“八二原则”又举例说明了一通，不过他用的是统计学里的术语——（Power Law）“幂律”。题目中的“Murray”是个“死硬”的流浪汉，而叫他“百万Murry“，是指政府为了管理这样的流浪汉，耗费的钱财超过百万。与” 业务“的、偶尔光顾收容所的无家可归者不同，这样的或酗酒、或吸毒、或有疾病的流浪汉虽然人数不多，耗费的资源却占了大头。普惠的、以”管理“无家可归者为宗旨的收容政策并不能解决这些死硬分子。于是某些地方当局开始采用别样策略——他们为这些最难缠的免费提供公寓，帮他们稳定下来，帮他们寻找工作、融入社会。一句话，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

Gladwell的不同之处是他额外讨论了为什么依据幂律的解决方案并未被普遍采用：因为这种政策对左、右两方都不讨好。以上述无家可归解决方案为例，它有效率，但不公平——社会上多有鳏寡孤独，为什么要对某一部分无家可归者区别对待？这种基于”成本收益“的芝加哥学派的冷酷计算在左派那里通不过。另一方面，享受这种政策的流浪汉多属”不自助者“，右派也会认为他们配不上这样的照顾。

”我国现有6400万的汽车保有量当中，有1800万属于黄标车，占到总数的28%，而其污染物排放量占汽车总排放量的 75%以上。“（据2009年8月的数据）

第九篇 The Picture Problem

副题是：“Mammography, Air Force, and the Limits of LooKing”

      纵马疾驰会是个什么姿态？

      想来应是骏马四蹄腾空，前蹄前展，后蹄后扬，草上飞也。数千年来，或者说有绘画以来，我们皆如此描摹，直到摄影术的发明——摄影术拍下的影像告诉我们：马在四蹄腾空时，腿不是伸展，而是收缩的，四蹄都往中间收。摄影术、摄影产出的影像逐渐在我们的文明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所谓“眼见为实”，不过这里的 “眼”已是机器之眼。

      我们今天怎么对待癌症呢？典型的方案是：用强大的摄影设备，取得清晰的图像，尽早发现恶性肿瘤，然后采用雷霆手段加以处理。一切以取得图像为起点。 Gladwell在此篇中特别讨论的是乳腺癌，是mammography（早期胸部肿瘤X射线透视法）。他发现，用此方法探测乳腺肿瘤，其难度堪与海湾战争期间，美军飞机在数千尺的高空用特殊的照相机定位伊拉克的火箭发射车相比。困难在于很难获得充分的目标信息——即令摄影器材已飞速进步。信息不明，解读更难。

     据估计，在每千个美国六十岁以上的妇人中，九个人在十年之内会死于乳腺癌，如果一年做一次mammography检测，这个数字会下降到六，但这意味着：医生们为了救这三个人，要看十万张X光片。这其中低效率的原因除了信息的准确性和解读的困难之外，更多地与癌症本身的特性有关：一，乳腺癌可能正好在两次mammography检测之间才现形；二，个体对癌细胞的抵御能力，也即机体的自愈能力，差异很大，基本取决于自己的基因，是“天注定”。所以在很多情形下“早发现、早治疗”也于事无补。那么人该各安天命了？此篇终了，Gladwell也无特别的结论，他大概是想破除对早期胸部肿瘤X 射线透视法的迷信罢。

第十一篇 Connecting the Dots （将疑点连成线索）

本篇的副题是“情报系统改革的悖论”（The paradoxes of intelligence reforms），文章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没有完美的情报系统。

情报系统面临的困境根源于情报和系统两方面。

首先，“噪音”太多。事情，如“911”，发生后再回过头去看，线索昭然若揭，但在事情发生前，真假情报就是千万个散落的点。

其次，情报系统在某一方面的改进不可避免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比如，提高系统的灵敏度确实可以降低“大事件”发生的概率，但这样做，一会增加成本；二，也必然增加“假报警”的数目，从而反过来又造成系统敏感度的下降。此便是“狼来了”的困局。Gladwell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斯坦福教授 David Rosenhan向精神病院派送假病人——来说明。再比如，情报系统究竟是采用集中式，用一个精干内聚的组织来处理？还是引入竞争机制，如FBI和CIA 般分立？都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唯一确定的是：没有明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

第十九篇 Troublemakers

安大略省完全禁止豢养一类叫Pit bull的狗，起因是这类狗发生过几起主动攻击人类的事故——它们咬了就不松口。

Gladwell认为，此种运用归纳法（generalization）来预防犯罪或侵害的做法，好似“用宽刷子开刷油漆”，做法简便，但会掩盖许多问题。用归纳法时，在选择潜在罪犯或侵害者的某些特征时，必然会忽略其他特征。如，若用Pit bull这一狗的类属来判别潜在侵害者，就忽略了：别的狗可能更具攻击性；或者Pit bull类属下的某些狗可能并不好斗。换言之，在我们运用“分类—归纳”的方法来预测某些类型的人或动物的行为时，需要特别小心，因为类属与行为之间的关联度有强有弱。

以狗的攻击性为例，研究发现，除种属之外，其与狗的性别（公狗更具攻击性）、狗是否被拴起来（拴起来的狗更具攻击性）可能更有关联，而关联度最大的是狗的主人。那些本身就好斗、不合群的人养的狗就更好斗。但是狗的主人要监控、管理起来就麻烦得多了。所以政府永远选择容易做的——他们不管狗主人如何，完全禁止豢养Pit b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