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与微观，邓普顿与巴菲特

看了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邓普顿的投资方法与巴菲特的正好相反。

属于邓普顿爵士的投资方法是，大幅投资一个经济正处在低谷的国家，买入大量的低市盈率的股票。然后等待这个国家的经济实现反转，那些原来跌破发行价的股票中的一部分会有一个惊人的上涨。因为上涨幅度惊人，所以所得的利润完全可以覆盖掉投资失败的损失。等到收获颇丰之后，他再去下一个地方寻找目标。所以，邓普顿是较早提出全球化投资概念的基金经理。
换一种说法，邓普顿看的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对于投资的股票并不精挑细选，投资的假设是宏观经济向好会带动大部分的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
而巴菲特，正好相反，他看的完全是一个企业的基本面，微观到个体。照巴老的理论，宏观走势在投资决策的占比并不重要，所以他说，从来不会一个正确时机，去抛售一个优良企业的股票。因为良好的企业意味着企业有持续不断的现金流，得到的收益会促使PE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更多的投资者来投资于它。因为你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势，所以你希望的高抛低吸很难实现。

而这两种方法正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向我们揭示一个真理，投资是一门关于哲学的艺术。

两者有几个共同点：
1. 都是长期投资者，都具备足够的耐心。
  两者可以持有股票的时间都是以年来计算的，大部分股票持有超过5-10年。因为短期趋势受到太多未知突发因素的干扰，但是长期来看，股票价格总会回归企业的真正价值。一般经济研究表明市场经济8年是一个经济周期，完成由经济紧缩到经济过热的周期。
   巴老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看赚钱这件事情的角度是看一辈子。
  这里可以提到中国股市。中国股市由于受到各种非市场经济因素（审批制、超常规的扩容、内幕交易、操纵股票频繁）的影响，企业股票回归正常价值的时间（虽然最终也会回归）相比正常市场下的价格机制，会慢得多。所以，在中国的投资者，耐心往往更重要。

2.都不使用复杂的方法计算股票价值
  两位投资大师都不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计算企业股票的合理价位。这点和很多对冲基金的方法很不一样。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曾是对冲基金中最闪亮的一颗明星。它的成员中甚至包括了好几位诺贝尔物理学家和哈佛商学院教授，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计算模型。用各种概率的方法来降低损失的概率。例如，污水清洁公司的股票在下雨天上涨的概率是60%。那么电脑模型会自动在下雨天买入这只股票。当然实际的模型是综合各种各样的概率，各种概率的相乘，从而把下跌的概率降到最低。一个小组的经济学家用这个模型在第一年就为长期资本公司带来了21亿美元的利润，而同期的摩根大通整个公司利润为10亿美元。最后它失败于俄罗斯国债的违约。一个国家的债券违约，这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因为国家信用往往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最后一样东西。结果俄罗斯不可思议地选择了违约，不归还贷款。长期资本公司因为这个概率失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本来预算里很低的损失因为巨大的杠杆瞬间让长期资本公司陷入困境，直到美联储召集了11家银行来挽救它。而同期，俄罗斯的违约直接导致恰如其名的对冲基金----高风险机会基金的破产。在《富可敌国》这本书，它是这样总结长期资本公司的失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失败的真正教训不在于它衡量风险的方法过于简单，而是想要对风险准确衡量，这不可避免地要失败。
再说了那么一大段对冲基金的故事之后，回到巴菲特和邓普顿。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一只股票的合理价值在什么位置呢。下面是书中给出的答案（当然实际情况复杂得多）：

巴菲特：一只个股税后净利润的11-13倍是购入的合理范围。

彼得林奇：一只个股的市盈率约等于这只股票每年净利润的增长率。

邓普顿：比较股票优劣：PEG比率=市盈率/估计增长率（对于邓普顿而言，他看的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势，个股的pe是越低越好。

有一句关于巴菲特的谚语，说巴菲特的桌子上从来没有一个计算器。对于股票的估值，通过看重的企业基本面数据，建立一个自己的模型，然后对估值给出一个范围。

3. 都投资于毛利率高的企业
   毛利率高意味着企业具有较深的“护城河”，不多说了。

4. 都强调足够低的PE。

5. 都有自己的投资哲学，并且忠诚于它。

写完他们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你会发现投资真的是一门艺术。关于投资最大的魅力和难题也在于，在任何一个时点，都肯定有无数盲目的投资者赚钱多过于你，甚至当你成为了一个股市的风向标，你都无法说自己是胜利者，除非你离开再也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