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太美，我不敢看

自黄遵宪凭借着其外交官身份，先后去国内外进行考察，得出“中国必变从西法”的切实思想，并在文学创造中提倡“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思潮，并将大量西方景物入诗，使得中国文化界发动了一次语言的大革命。而且他也是最早将达尔文进化论和卢梭民约论等一系列西方进步思想带进中国本土，可谓是晚清东西方文化接壤之第一人。

此外还有两个人物需要提及，一个是中国翻译的第一人林纾，其虽然不懂外文，根据几位好友粗略地翻译加之自己的古文造诣，使得外国小说第一次通行于中国大地。另一位则是略小林琴南几岁的严复，也同样在林琴南翻译出《巴黎卖花女遗事》后的第八年，严复为启迪民智，完成了托马斯•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工作，将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理论介绍给中国学界，也就此成为中国现代自然科学里程碑式的象征。

以上这一段只是为了引出一个人——托马斯•赫胥黎。作为达尔文主义的“斗犬”（赫胥黎自比），他不仅是发扬和奠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样影响了如黄遵宪、严复、胡适等在清末民初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批大师级人物。胡适有云：“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么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交我怎么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理想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事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故我选前三篇介绍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少年朋友。”

如果需要探究赫胥黎是如何教授胡适怀疑的话，似乎我们可以从一段故事中探出赫胥黎谨慎态度。当年赫胥黎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与保守派及教派的论战中，他总是以理性严谨地方式反驳那些反对者的先验主义论调。他说道：“我要重复地断言，一个人有人猿为他的祖先，这并不是可羞耻的事。可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并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里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还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煽动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见来压制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啊！”

虽然现在达尔文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也时常受到学术界常规的质疑，并且有不少学者已经承认了此理论的局限性，（当然这并不是我这篇文章想要诉说的重点内容。）但在承认科学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局限性上，似乎那些反对者拒绝接受个人的丰富性，并只承认其单一的学说会将人拖向极端主义深渊的倾向更为严重。其实赫胥黎并没有那么单纯，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他孙子阿道司·赫胥黎 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的《美丽新世界》一书中，了解到赫胥黎对于科学、技术主义对人性、思想以及灵魂扼杀的担忧和预判。

阿道司·赫胥黎继承了赫胥黎家族的全部衣钵。

《美丽新世界》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甚至让鄙人觉得有些过于单线条发展，因此也有不少读者读完这本书后与奥威尔的《1984》相比，对情节总是有种选择性的遗忘。作为一部预言性或者说狭义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叙述套路似乎成为了现今许多科幻电影的最初脚本。比如《500年后》、比如伊万主演的《逃出克隆岛》、又比如我最近看过的一部叫做《老雷斯的故事》的动画片，在这些影视作品中，都能非常轻松地看到《美丽新世界》的影子或者整体的框架结构。似乎美丽新世界中种种关于思维的爱情、性爱、宗教都随之成为了与技术和科学相对抗的基本属性。

这点上正好应征了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德对于后现代主义也就是技术主义时代，社会、未来世界、科技、进步、幸福等将会发生如何的病态症候和危机。他认为：随着电脑霸权的形成，一种特殊的逻辑应运而生。知识者过去由心灵和智慧的训练获知的方法已经式微，现今的知识者以一种彻底的“外在化”、符号化的方式，淡漠道德灵魂之维的修养而奉行商品世界那冷冰冰的操作伦理。后现代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而成为商品化的重要领域。但与利奥塔德的其他解释相反，《美丽新世界》并没有将科学真理作为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来看，而且显然有摒弃人文科学“话语”的嫌疑。将亨利•福特作为另一个“上帝”，追求福特汽车的流水线化生产模式，并形成具体的意识形态来约束思想的形成，稳定整个社会个“零部件”的长治久安。

笔者不想在这里和大家多聊这本书的过多内容，生怕大家会因为故事本身的单线条而失去了对这部作品的阅读兴趣。同样相对于奥威尔的《1984》，《美丽新世界》更多的与政治无关，而是超越了政治形态来预言更加深层次的人类未来生态学。显然在这样一部一而再地被优秀和低劣的影视剧作品拿来翻拍或复制的作品，多少也证明了它在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不朽地位。面对书中这样一个充满宿命论调、靠药物麻痹精神、毫无羞耻感以及技术集体至上的“残酷”世界里，《美丽新世界》和《1984》一样探讨了个人在集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创造力对意识形态的破坏力与纠正。当然再这样扯下去，就离自•由和民•主的站点不远了，而这个站点是本人最不想停靠的。

如同我一开始所言，作为达尔文主义主将的孙子， 阿道司·赫胥黎在继承了祖父托马斯·赫胥黎的科学精神的同时，也更多采用人文关怀地去探讨并预言了技术时代来临对于人类思维及生态模式的改变和怀疑。显然赫胥黎家族影响了胡适一生的“怀疑”视角，也并没有让怀疑本身成为怀疑的对象，用胡适本人的话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重点放在“求证”上。

如果要比较《1984》和《美丽新世界》两部作品对于人类的贡献，笔者认为前者将让我们再次反思几十年前的历史以及一切意识形态所给予的个体扼杀的行为，作为一个文字版的参照物；后者则会告诉我们，在这个越来越无法离开汽车、信息技术的流水线时代，玩了几个小时电脑、看了一天的手机后，读一读莎士比亚的戏剧集可能会觉得自己更像个大写的人，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