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一九八四

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
我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同学，整天打英雄联盟，饿了吃饭，困了睡觉。我们的课程中有很多这样不得不去学习的课程，思想品德、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理。有的时候我就会想，那些无聊的课程和迷人的游戏其实是代表着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对中国青年的禁锢，就像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书中描述的那样。
《一九八四》这本书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苹果公司在1984年播出的麦金塔电脑的广告和近几年村上春树的作品《1Q84》都是向这本书致敬的产物。书里描述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弥漫着恐怖气息的极权社会，读完之后，“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双重思想”、“犯罪停止”、“新话”此类触目惊心的词汇在脑海里回旋个不停。在这个社会中，公民除基本生存外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不允许吃上优质的事物，不允许闲逛，不允许性爱，甚至不允许独立地思考。唯一被允许的就是对元首的崇拜，国家的一切行为都成为了权力的附庸。
极权主义是令人胆寒和厌恶的，而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多变性。除了奥威尔的可怕预言外，还有另外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些，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我是在读完《一九八四》之后才听说的这本书，读罢之后略有失望。这本书并不如《一九八四》那般好看，人物苍白无力，情节不够曲折。而这本书让人细思恐极之处正在于此，不是因为作者的写作功力差，而是在这个人人皆“幸福”的新世界中，每个人就是如此的符号般的苍白，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的单调以至于根本没有机会发生冲突，作者只不过是对这个未来世界中的众生百态进行了真实的白描。
之所以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只有把它们在放一起，才能碰撞出最奇妙的火花。
《美丽新世界》成书早于《一九八四》，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在赫胥黎给奥威尔的信中，他阐述道，《一九八四》所写的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的意义。而如今的现状也似乎正在印证着赫胥黎的预言。一个老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出了比年轻人在十多年之后更久远的预言，不得不赞叹赫胥黎的真知灼见。
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奥威尔和赫胥黎描绘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却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极权主义的末路。
两个世界都是极权社会，统治者构建它们的原因却不同。“一九八四”中的极权是源于对权力的贪恋。核心党员为了永远保有权力，故意保持着低下的生产效率，并且通过战争消耗着多余的资源，以便让平民们永远处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让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接受教育、去觉醒、去造反。奥威尔在书中借用奥勃良之口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而“美丽新世界”产生的原因却是因为对效率的盲目崇拜。科技的进步催生了人工繁育和睡眠教育，以保证让不同等级的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嗦吗”迷幻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重新回到愉悦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发人类最大的生产力。“人们只顾追求着高效，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八四”中，我们还能看到善恶斗争，而在“美丽新世界”中这种斗争却已无从谈起，因为“一九八四”中人尚且为人，人的本性尚且存在，只不过是被统治者所蒙蔽和压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科技的产物，效率的奴仆。我一直都觉得“美丽新世界”是“一九八四”矫枉过正的产物，人们惧怕“一九八四”中自己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造成的无知与被压迫，于是开始拼命地发展经济，却陷入了另一个怪圈——效率高于一切。人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一九八四”的恐惧造就了“美丽新世界”。
极权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了两者极权手段的不同。“一九八四”的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简单粗暴却见效快，他们依赖着棍棒、酷刑和集中营给庶民带来的痛苦与恐惧保护着自己的权力。“美丽新世界”中的统治者却不屑于这种效率低下且充满危险的方式，他们依赖科技带来的快感以让人们自愿服从，而这恰恰是另一种集中营，一种没有痛苦的集中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精辟地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座是赫胥黎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正如文章开篇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找到一千种理由不去上政治课，却找不出一种理由拒绝电脑游戏的诱惑。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让我们认识到，在监狱大门关闭的时候我们要奋起反抗，但是对于一个因为纵欲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明，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有人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信；但如果有人说，多一个人读赫胥黎，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却深表怀疑。对抗奥威尔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激发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即可，对饱暖、性爱和自由的欲望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激发；而对抗赫胥黎的世界，却需要我们用深刻的理性去对抗浅薄的本性，这比前者要痛苦和困难得多。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及时行乐呢？
赫胥黎在写完《美丽新世界》后反思道，“一个社会，如果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着的入侵。”“一九八四”的时代在人们的抗争中即将过去，“美丽新世界”的时代却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正在悄然而至，也许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就是野心家的帮凶。我们不能做什么，除了保持警惕，警惕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衰减；警惕权力对自由的剥夺，哪怕是追求痛苦和不幸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