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说“铁本”

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但是放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中来看，它就像发生在眼前。可以说，宏观调控和一个刚好奔波在苏州-南京列车上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几乎毫无瓜葛，可是朋友口中却不断提及，那时GDP开始成为普通民众都会挂在口头的词，而苏州作为GDP的绝对明星，几个异常关心城建和区域经济的苏州朋友又常谈及轨道交通、机场选址之类的事，那年头又出现了新一轮高校新校区扩建的苗头，所以，中央领导视察如火如荼的长三角是必然。然后，“铁本事件”成了标志，政府的一声喝令，让一个人的钢铁梦就此终止，而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却就此开始，“两只手”中的“一只手”狠狠地紧抓了一下。

    今天，它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成为记载在书中的案例。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有种历史和现实交错的感觉，想来，08年的很多事马上也就将成为日后书里的记载。然而，之所以还是想写点什么，却是因为另一种情绪，同情。

    两册《大败局》读下来，只有《铁本：钢铁之死》给我的这种感觉最深。这十九个案例里，有的是视民众为蠢蛋、一意孤行、无视商业规则的投机分子，也有的是胆识过人、谋略深远甚至能力挽狂澜的企业家，虽也有为李经纬离开健力宝的悲怆、潘宁离开科龙的可惜而扼腕，却没有看完“铁本”一文的深深叹息，这里面还有为那只手也许因“法不责众”而“挑软柿子捏”的一丝忿闷。

    新华社记者徐寿松在《铁本调查》一书中十分感概地写道：“同一产业，同一时间，同一省份，铁本和博思格，一土、一洋两家钢铁公司的命运何以相隔生死两重门？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这句话给我印象尤其深刻。同样深刻的是，铁本老板戴国芳身为一个资产近百亿的企业老总，竟然住在钢铁厂里的一幢普通小楼里，而他年迈的父母，竟然还在农村，事发之后记者去实地调查，发现他的母亲还在农田里挑水浇菜，最后他家被查封，只有八万元。而他给几乎所有人的印象就是话少、憨厚和干劲十足，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也证明，这位学历很低的农民企业家对政治环境之于经济发展、企业成长的影响，也并没有吃透。这一切，甚至能从书中他的那张照片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可是，铁本死了，戴国芳的梦断了。而最后的决断，竟然“法罪错位”，犯事于东，获罪于西。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的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面对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所以，一个企业家，仅有商业智慧、经营才能，纵有雄韬伟略，如果在政商博弈中不能真正运筹帷幄，怕终难逃被吃的命运。《大败局‖》里败走麦城的企业家，有两三位也都是因为最后在产权问题上采取了不合作甚至对着干的方式而被驱逐，致使本来的金字招牌被分而食之最终轰然倒塌。

    铁本不是没有罪，这背后错综复杂的层层因由不是读者读几本书可以搞清，甚至也不是从事调查的记者可以搞清，可是，它炼出来的钢是那么硬，而自己却那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