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是一定要挨打的

“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原书摘录

首先此书50%属于商业化的产物，源于激荡三十年的极大成功（确实是这样，吴晓波用一种全新的视角串联了激荡的三十年，理性而犀利，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商业书籍之一），但比起激荡，跌荡逊色了许多：1、晓波先生是个记者，并不是史学家，记者注重时效性，超越100年去记录当事人的所思所想确实有点强人所难；2、在激荡的牛市中要找出100个牛，斯非难事，但在跌荡的熊市中要想找出一个牛，实非易事。

当然它比起身边走马灯似的《中国通史》和枯燥的《中国近现代史》要精彩的多。

说点正题，不论是激荡的三十年还是跌荡的一百年都离不开一个话题“官商关系”。官商，政府官员和社会商人，严格意义上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职能分工，但也可能一人同时身负两种社会职能，比如中国历史上诸多集官商为一体的巨擘，胡雪岩，盛宣怀、孔宋家族等等。

在我国现有的商业环境下提这个话题，老百姓大多讳言莫深。即便是商人，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没有人正面定义应该保持怎样的一种官商关系，以至于“官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黑名词”，提到官商必想到“官商勾结”。这里，我试着结合吴晓波在激荡和跌荡里面的案例来阐述我个人的官商观点，我用我的智力写，你用你的智力读。

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存在阶层的，阶层的存在是源于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掌控，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稀缺资源就是“财富”和“权利”，而前者莫如商人，后者莫如官员。

用一个大众话的例子来做个比喻，基金。基金的功能在于集合社会的闲散财富来集中投资从而达到社会财富的优化配置和重新分配。在一个基金的募集中涉及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通俗讲就是收集上来的老百姓的钱保管在哪里？基金管理人就是谁来使得这些钱增值？（说谁来花这些钱更合适，因为未必能增的了值）

这里基金托管人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官员的职能角色；基金管理人类似于社会商人的职能角色。

一方面，两者必须是相互独立、各为一体的。

假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为一人，也就是管钱和花钱的同为一人，这不仅会导致低效无能更容易滋生腐败，最坏的结果自然是官商勾结，他们的责任不再是“完成社会财富的优化配置和重新分配”而恶化为“如何从老百姓的手里搜刮钱财从而中饱私囊”。

这是官商之大忌。

官即是官，商即是商。官不能行驶商的职责，商也不能越过官的权责。一个基金的托管人他不能告诉基金管理人如何去或者必须去怎样投资，一个基金的管理人更不能漫天过海的去欺骗官。

前者最大的例子莫过于吴晓波在《激荡》中例举的三水市政府和健力宝。

当年的三水市政府过多的行驶了不属于自己的“基金托管人”的权利，过多的干预了健力宝的商业运作，以致于作为健力宝创始人的李经纬被挤出了健力宝，眼睁睁的看着健力宝被人空手套白狼。

如今的健力宝已经半死不活，李经纬也廉颇老矣，三水市政府也早已不是当年的三水市政府。

谁应该对健力宝之死负责？当年的三水市政府吗？不。基金的托管人是不必为基金管理人的失败投资负法律意义上的责任的。李经纬吗？可是这背后又有多少无奈。

后者的例子就更多了。

当年托普系的孙如华，可谓代表。打着幌子，到处圈地，最后把自己圈出了中国。时至2009年，依然可见托普的烂尾楼矗立在全国各地，在风中诉说着自己当年的鸿鹄大志。

另一方面、两者是相互依存，互相支撑的。

在两者独立的基础上，两者又必须以信任为基础，相互依托。基金托管人必须给予基金管理人足够的信任度，简言之，基金托管人不能和基金管理人对着干，你看中的项目，我偏偏以各种理由拒绝，又或者背后插你一刀。

这让我想到了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老年三次入狱，如果不是小平同志貌似不经意的一句钦点，别说老年四个老婆，一个老婆估计都没（年广久不同时期的四个老婆寓意着老年四段不同的奋斗史）。

在这其中又包括重要的三点：

1）任何时候，官不能与民争利。

基金托管人不能看着基金管理人的收成好，就随意要求提高托管费用。

2）谁都不是后妈养的孩子。

改革三十年，民营经济一度处在一个特殊的境地。宏观调控，国退民进是大趋势，也是不可逆转之潮流。但只有这种意识真正上升到行动的层面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才可能有真正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官是后勤是服务机构，民是冲锋陷阵之士。

基金托管人必须保证资金的安全托管，以不负老百姓的托付，而应该让基金管理人完全暴露在充分的市场厮杀中，优胜劣汰。可以允许一波一波的基金管理人倒下，但资金的本质性安全却不能出任何差错。

改革开放了三十年，摸索中的三十年，这只是一个开始，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这样说吧，国内很多看似“强大的经济体”其实在别人的眼里都还只不过是一个不曾经历风雨的稚嫩的孩子，就比如今日之三鹿，今日之蒙牛，今日之中投……

田文华在她68岁的时候看着她一手带大的三鹿一去不复返，蒙牛在“大摩秃鹫”盘旋在上空的时候，牛根生声泪俱下“万言书”，香港金融保卫战一个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出洞了一个国家的力量……

再看开头摘录的那段感人肺腑的话，今天依然受用，“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落后是一定要挨打的。加油，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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