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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于所有商人及众多渴望引起轰动效应的个人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何引爆流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书《引爆点》（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因此在美国得以大卖，成为一个流行热点，便毫不值得奇怪。作者本人凭借这本书被TIME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
这本书一度非常吸引我的眼光。它的魔力对我而言不言而喻。因为看似这本书能够告诉我如何引爆流行的秘密。只要吃透了本书，简直就掌握了魔法。
是的，它介绍的流行三大法则，看来的确是那么回事。一件事物要想变得流行，首先得要有关键的人物进行富有渲染力的推销，这就是三大法则之一的个别人物法则，这些关键个别人物大致分为三类：联系人——热衷于人际交往并具有广泛关系网络的人，内行——对待要引爆的对象事物非常熟悉，完全可称为内行人士，可从极内行的角度为别人提供解答，推销员——常常是发自本能热情地向他身边的人推荐他所欣赏和热爱的事物，并认为这些事物对他们有利。
我想个别人物法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为邀请代言人、让媒体上的舆论领袖推广自己的产品、向一些知名人士免费提供产品试用机会，早已成为一些行业推广产品的通行做法。
第二大法则是附着力因素法则，就是说，一则广告也好，一个节目也好，要有致命的吸引点，天然地能够吸引受众的目光，一件产品也好，要有令消费者不能割舍的卖点。这就象一句平庸的表达，和一句生动的表达，后者更具有吸引人注意的附着力一样。
这个法则也不新鲜。它其实也是广告业的一条基本共识。广告创意者们正是通过种种方法在提高广告的附着力因素。
第三大法则是环境威力法则。一个充满犯罪事件的城市突然有一天犯罪率大大减少了，原因可能很简单——只是因为犯罪环境大为改善，比如街道墙面上的涂鸦大大减少，街道变得更为清洁，体现出了一种秩序的力量，让潜在的犯罪者的犯罪冲动减小。这便是环境威力法则的一种典型表现。要想治理一个城市的犯罪，有时可能比想象得要简单得多：将这个城市的公共环境予以改善，犯罪的流行潮便可能得以扼制。
这个法则当然也并不新鲜，它只是“破窗理论”的另一种解释。当一个窗子保持着被破坏掉的样子时，人们便认为别的窗子也可以被破坏掉，于是纷纷将它们也破坏掉，而如果这一扇破窗得到及时的修理，人们便没有破坏其余窗子的理由了。
这本书还专门辟有一章讲述150这个数字的神奇之处。150人以内的团体或公司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它能保持着人和人之间交流的紧密性，互相之间的熟悉。超过了150人，团队内部交流沟通的效率便会变差。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发现。缔造小型化组织，以保持管理效率最大化，早已是一些管理类书籍的主题。
这本书将艾滋病毒的爆发，犯罪潮，和一种运动鞋的流行，甚至美国独立战争中美国抗英力量的有效组织，都当作流行现象加以分析，这是一种新颖的视角。除此之外，本书总结的几大法则，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甚至本书大量援引的一些实验分析，也只不过是看似普通的心理学实验或其他实验。
看起来这是一部拼凑痕迹颇浓的书。作者针对流行现象，总结了几个规律，然后上天入地地寻找了一些例证和实验室中的观察成果，加以分析，论证自己的结论。
我甚至认为，作者的几大发现其实非常具有片面性，根本无法解释广大的流行现象。它只能解释有限的几种流行现象。比如用三大法则怎么来解释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易中天和于丹的流行引爆呢？易中天的《品三国》据说卖了500万册，易中天通过卖书已经拥有800万元以上的收入，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才刚刚开始引爆流行，可已经狂销了100万册以上，在2006年低迷的书市上，这两个人简直成为超级偶像。
这三大法则显然对易中天和于丹流行现象解释不通。为什么那么多个“百家讲坛”的讲主，最走红的是易中天和于丹，而不是别人。易中天和于丹并不是百家讲坛中讲得最精彩的。讲明清历史的阎崇年和讲红楼梦的刘心武比这两位讲主要更加精彩，甚至在我个人看来，易中天最初在百家讲坛讲的“汉代风云人物之死”，比后来的“品三国”，要更见水准。至于于丹，她板着一张脸讲孔圣人的大道理对于今天日常生活的借鉴意义和价值，看起来它的附着力因素绝不是她的讲述的精彩程度。在孔圣人大道理的基础上，她大量援引显然是来自《读者》一类刊物上的小故事，使得她的讲述在通俗之余，至少可以说缺乏独创性。
而易中天自从一句“我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火了之后，便开始频频卖丑，讲到三国历史时又扯出什么“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三国主要人物中并没有姓黎的），甚至讲到宽衣解带的情节时，将自己的中山装扣子一粒粒往下解开，用“讲坛小丑”来形容易老师，毫不为过，而他的卖丑行径，也绝非多么具有智慧含量，或者多么具有幽默细胞。你甚至会感觉到不和谐，别扭。
这这两位并不是最优秀的讲主，却获得了百家讲坛开办以来最集中的的眼球关注。同样借助央视大平台，同样站在百家讲坛这一方讲台上，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人成为超级明星呢？
我想在其他条件（同在百家讲坛开讲，面对亿万观众，同时得到央视造星运动的大力推广配合）相同的基础上，这两位讲主还多了一点点附着力因素（只有这一条法则勉强用得上）：易中天讲的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题材（大家熟悉的其实是小说《三国演义》，他的讲述又着重分析小说和历史的不同，用现代视角总结出一些结论，不管熟不熟三国故事的人，都有关注的理由），然后他用小丑风格拉近历史和观众的距离，当对真正的历史不甚了了的观众听到用“就象老鼠爱大米”这样的话形容刘备对诸葛亮的爱时，便很兴奋，觉得新颖；而于丹讲的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人物和道理，孔子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直到现在，于丹如果是讲老子或庄子，可以想象也不可能如此火爆，而真正让观众接受的原因，可能也是她的《读者》视角的孔子讲述方式。可以说，是《读者》使孔子在当今读者眼中具有了附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