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处逻辑基础的失误，导致全盘皆输

我以前曾对民间考古说过一句话：“民间考古有多难，又有多烂！”此话不止一次的被人“好心纠正”，其中就有人举例，让我认真读一下刘钢的这本书。我花了6天时间，边读边做摘记，连带进行一些古地图比对——结果和后面附上的黄时鉴观点相同。我不是古地图专家，也不喜欢整天泡在发霉的纸卷上与历史博弈，我断定此图伪造的原因也不在地图本身——刘钢书中至少有三处逻辑基础完全错误，而这几项文史逻辑恰恰是他推论此图为真的关键环节。其一p162-164，对罗洪先《舆地图》那句话的断句，其二和三碍于其他原因，不在这里谈了。
还是看一下专家的宏论吧


附黄 时 鉴的文章：
《天下全舆总图》膺品内证
  
今年年初《天下全舆总图》出笼。笔者原以为这只是一场独幕戏，因为它是可以一眼看穿的伪作。果不其然，几位历史人同行先后在网上报上视屏上发表看法，予以否定。
不过，现在带有学术意味的秀场又拉开新的一幕。有的人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3月23日，刘钢公布了新西兰维卡托大学实验室对地图纸张的测定结果。据此，“纸张年代为一七三零年至一八一零年期间的可能性最大。”可是这样一个纸张测定结果，刹那间就变成了这幅地图是真品的断定。“地图纸张制造时期与《天下全舆总图》绘制者签署的年代吻合，该实验室宣称此幅图为一件真品。”新西兰人是这样说的吗？
在刘钢公布测定结果以后，有人立刻跟进，说“郑和离发现美洲又近一步”。笔者却想反其道而行之，将郑和拉回来。刘钢和那位美国专家汤普森已经就此图之真做了长篇答辩，列举了不少旁证和佐证。但我还是想先回到地图本身，进行内证。事到如今，这内证依旧是论证此图真伪的关键。好在刘钢本人已有他的内证说法：“有几位教授认为，我们无法根据莫易仝的《天下全舆总图》断定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否真实存在过。”“莫易仝在《天下全舆总图》的落款中写明，他于一七六三年仿绘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图中的注文、地域轮廓和岛屿可以作为这一落款的佐证，证明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为《天下全舆总图》的原本。”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图上落款原文是这样写的：“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 臣莫昜仝绘”。{此引文需用繁体}
图上有一条与落款相呼应的识文是：“一於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廻京”。{此引文需用繁体}
“识贡图”之误，周振鹤等学者已经指出。刘钢辩称，“识贡”也能读得通。但在古代中国，“职贡图”从来就是边地或域外使节的朝贡图而不是地图，你能说“识贡图”就是地图吗？因而我还是认为，这个“识”字实际上是造假者的一个失误，露出了一个破绽。
连带说一下。有评者提出地图注文中屡见“馀”写成简体字“余”，这不应该出现在古地图上。刘钢的答辩是：简体字古已有之，并举“无”字为例。但“无”不是“余”。说我们中国晚近推行简体字以前就有简体字，这是对的，但这不等于说“馀”这个字古人会简写成“余”，此说若要成立，请试举证。

下面讲另一个破绽：上述的落款和识文三见“永乐”，这个“乐”字的笔画，一字模糊难以辨明，二字均在“幺”的下面加了三点。这是写了一个别字，这个字其实是不存在的。“莫昜仝”若是清代士人，他决不会将“乐”字写成这个样子。顺便提一下此地图上的“书法”，刘钢说“《天下全舆总图》中的字体具有明显的‘馆阁体’书风”，这实在沾不上边。这些字显然出自没有真正临帖习写者的手笔，清人写成这样，连秀才也考不上。
写到这里，想起要为这位粗通文墨的人正一下名。现在大家（包括刘钢在内）都称他为“莫易仝”。其实不然，他的大名是“莫昜仝”。中间这个字作“昜”，是“阳”的古字。“仝”也是“同”的古字。这个名字取得似是用了些心计的，如果不是绘者将“易”又误写成“昜”的话。
这位“莫昜仝”现在随便绘制一幅“古地图”似乎问题也不大，但倘若他真是清朝士人，麻烦就大了。他竟然在姓名前堂而皇之地正面写上了“臣”字，而且时在1763年，文字狱大兴之际！在清朝书画作品上落款，若要在姓名前写上这个“臣”字，就必须写得偏右而且小一些，表示臣下的卑微和奉侍。要知道，不这样写就是犯上，哪个“臣”都不会不这样写，也不敢不这样写。“臣”字竟然居中，凭此一条，就可以认定，这幅地图决不可能是什么1763年的作品。这个“莫昜仝”也就只能是地图伪造者的一个化名。
再说一点：识文上的年代和落款上所谓“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年代，也都是无可征信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的起迄年代自伯希和始做考证以来，曾有多位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今已基本上趋于一致。在《辞海》1999年版“三保太监下西洋”条中是这样排列次序的：1405-1407，1407-1409，1409-1411，1413-1415，1417-1419，1421-1422，1431-1433。恕我再赘引一遍，识文称：“一于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落款又称：“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这是与识文相呼应的。它们暗示，永乐十六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正是这永乐十三年至十六年下西洋（当然也可以包括以前的）的地图记录。可是，永乐十三年是1415年，永乐十六年是1418年，在这个时段内并没有一次郑和下西洋，而这1418年又卡在第五次下西洋1417-1419年的中间，郑和船队中的哪位成员能回到中国？所以，地图上的这段“史事”本身就是一种虚构。这又是一个伪作的内证。
落款二十六字，识文四十二字，共六十八字。六十八字中竟出现这么多的破绽和问题，你还能相信这是一件“真品”吗？对这样一幅粗劣伪造的古地图膺品，还有必要再如此这般地炒作下去吗？还有必要动辄去劳驾什么外国专家和实验室吗？
当然，刘钢对前一轮质疑做了答辩，汤普森又从美国赶来做了学术性的解说，都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如果面对此地图纯系伪作的事实，就可以倒转视角，完全给出另一种解释。不过，当前笔者只是想将由简变繁的事情，先由繁变简，也就是通过内证来断定此乃伪作，然后再论其它。
笔者理解一位收藏爱好者总是真诚相信和力图证明自己心爱的藏品是真的而不是假的。但是，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学术研究和藏品鉴定是另一回事。学术的探讨有其规范和方法，收藏的失误也在所难免。史事考据、收藏鉴定和案件侦破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收集和分析证据。人们遇到纷繁复杂的个案，往往难以遽断。但此地图乃一简单明了的膺品，这一点，从它自身的破绽即可做出充分的内证。故笔者以为，秀场至此，就闭幕吧。

（2006年4月2日写毕）

此文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28日第7版，附有该地图的落款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