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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曾以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而横遭一些人的口诛笔伐，被他们指责为富人阶级的喉舌，既得利益的代言人。
如你所知，对基本概念的精准定义是一切讨论的基础。不然，双方都貌似雄辩滔滔，口水飞溅地对同一话题激烈争辩，但其实只是自说自话，言不及义。既无助于辨明真理，也享受不了智力交锋的乐趣。
在《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下）》（收录于《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茅于轼将他的富人定义为“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的人。这种人其实越多越好——这证明了一个人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勇于创新、慧眼识商机而非旁门左道、投机钻营而成为有钱人。这种人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
但中国人仇富心理根深蒂固，已经积淀成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提起富人，就马上联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词。这种情绪稍加挑动，就成为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的政治资本。
茅于轼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事实上，我们有过几乎完全消灭贫富差别的历史。几十年前尚在计划经济中的中国，时髦的口号是“兴无灭资”，国家一穷二白，国民一贫如洗（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仗义疏财，去慷慨资助其它的社会主义小弟弟，扯远了）。貌似是公平的天堂，实则是人间的地狱。现在没有人再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鬼话了。让众人都受苦的社会正义是邪恶的。
事实上，只要我们还坚持按劳分配的，贫富差距就不可能消除——勤劳聪明而有胆识的人总会比懒散愚昧且不思进取的人更富足。这才是社会的常态。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不法致富总会越来越少，诚实致富总会越来越多。这才是一般人的出路。何怀宏是一篇访谈中提出：“我主张法治，法治应该优先于民主，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肯定也要走向民主之路，通过法治来训练民主的观念、民主的民情。”一群穷人如果三餐不继，他们将更多地考虑如何果腹，而不是天赋人权这些形而上的东西。用法治保证他们拥有依靠自食其力而出人头地的机会，或许这比其它更为重要。
我一直都坚持认为，富足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