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e A Rolling Stone

晚饭之后，他站在面前，饶有兴致地试着新到的三双鞋子和裤子，我坐在地上手撑到箱子上。我想他没有注意到我皱起的眉头，还有一个时刻差点涌出来的泪水。《喜福会》读到最后，虽然这本书不在乎有没有一个结局，那时我却是非常地难过，是为一本要读完的书，迟迟不舍得翻开最后那一页，还是因为书里的亲人相逢，花好月圆，总之我只是在看书的间隙里，抬起眼睛对他的鞋子评价，嗯，很好，不错，可以。

亲爱的，请原谅我那一刻的专心致志。

《喜福会》是第二代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正是这书，让她在美国的文学界站住了脚，赢得了许多我记不得的荣誉。甚至某天我在MSN上碰见在华盛顿的小朋友，我说我最近在读Amy Tan，她说她也是。然后我们似乎是一起在屏幕上打出了Joy Luck Club，那刻象是遇到知音。她说当她在书店里买下这书时，路过的陌生人说，That's is a good book，她心里抑制不住的，觉得骄傲。听说这本书也被译成了中文，拍成了电影，连程乃珊对该书的翻译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斟酌。大学里念英文专业，文学课上，我们胖胖的文学老师，肯定也提到过这部小说，可惜的是，那时的我整天整天地逃课，最后只去听了一堂她讲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也是那堂课上的内容，奇妙地成了期末考试里要写的评论，我还似乎得了一个不错的分数。

扯得太远。我在看完书以后，独自走进洗手间梳头，我跟他讲，我恐怕永远做不了一个小说家。

《喜福会》里写到四对不同的母女，站在各自的角度分别叙述各自的生活。母亲都是在战乱时期，从中国逃离去美国的。怎么会是逃离。她们当中，有人要离开战乱的中国，有的是成功地逃出一段荒唐的婚姻，亦有在等到自己丈夫的死讯后，嫁给美国人…总之，在她们终于踏上去往美国的路上时，也是她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通往一条未知的路上。喜福会仅仅是在桂林时，几个女子给麻将聚会取的名字，当然，这喜和福里面，同样也寄托着女子们美好的愿望。所以，喜福会仅仅是一场麻将里的东南西北四个角色，谁输谁赢，结束都是喜乐一场，吃元宵，穿漂亮衣服，在一起聊天回忆，那些她们年轻时的岁月。

故事里的四个女儿都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女子，虽然她们的外表和母亲们非常相像，可她们却似乎从一开始就在同自己的母亲们抗争。女儿们用支离破碎的汉语同母亲们交谈，当母亲开始用同样结巴的英语同她们解释和沟通时，换来的只是她们的耻笑，甚至是商店里，大街上，明目张胆地挑衅。母亲偶尔脱口而出的言辞，被当成是无端的、带有恶意的揣测，在女儿眼里永远都是无休止的挑剔，母亲们永远都在指向她们心灵的痛楚，那些女儿们试图要掩饰，却在西方环境里成长，学不会掩饰的伤疤。母亲们希望女儿们融入美国的社会，却又不想让她们失去中国的性子，那从未来女婿脸上一个一个小小雀斑、从房间的布置，都能看出未来的婚姻是不是幸福，生活会不会完满……这些细微的事件，从女儿看来，就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直到最后成年了，经历许多优柔寡断和人生的患得患失后，女儿们可能懂得了当初母亲竭力要保护自己、不想要自己受到伤害的良苦用心。可惜，那又有什么用呢，那些从别的母亲嘴里了解到的自己的妈妈，那些从父亲口里了解到的母亲，已经年迈，甚至离开人世，那些许久萦绕在心头想要问的问题，永远地没有了答案。

谭恩美一生的灵气，都写在这本书里了，倘若有一本书让我联想起亲情，我恐怕要提及这书了。

我们都有抗拒母亲的时刻，我想我的妈妈到现在都很难理解，我突如其来的爱情，最后成了一场她难以控制的婚姻，把我带到远离她的地方。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拿筷子的方式，她说，你筷子拿得这么远，将来要远嫁。她不经意间说起的话，我不停地盘问她，为什么为什么？她说，以后就知道了。这也象《喜福会》里的女儿，每次问起她们的母亲为什么，母亲们总有自己的道理。后来我想，如果所有的为什么都要有个答案，那么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我是你的母亲。

我都忘了，是从什么时候，我对妈妈的抗拒心理，但是内心却是十分地明白，我同她是那么的好。到上一个月，我托朋友打电话回家同我妈妈商量事情时，妈妈同朋友讲起，说我和她真的是非常地相像，说我将来自然就会明白。我也无意再问起到底我的妈妈跟朋友聊到什么话题，我只知道，在某些我以我的叛逆为荣的时刻里，我伤害到的不仅仅是她，还有我自己。春节时的某一个夜里，我坐在电脑前面，她象一个影子走进我的房间，坐到我的床上，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谈起话来。后来我对着电脑屏幕掉起眼泪来，而她似乎不能停止地讲话，说起我父亲患病以来她心里的苦楚和身体的累，说起她对她自己已经85岁的母亲的担忧，她说，这些倒无所谓。我知道她内心对我的担忧，对我那颗安定不了的心，对我那些看不清楚的未来，对我心里汹涌的感情，一直都担忧，她象我的影子，时时同我一起。她讲起自己的感情，讲起许多年里生活的重担，讲起她的牺牲，我说，我会好好照顾你。她只是笑，或许是那个时候，她对我这样的承诺表示怀疑，但是我却记得那个夜里，她跟我说了许多的话，说起父亲的另一段感情，我只是咬着嘴唇，对着屏幕不敢说话。我害怕自己哽咽的声音让她更加地难受，我害怕自己说不出来一句话。

去年国庆的时候，妈妈来成都看我。我那时独自居住在学校的小公寓里，她来的那个下午，我记得阳光明媚。她带了食物，还有我冬天的衣服。我吃过晚饭，象往常一样去图书馆复习考试。她也独自出门在学校里散步，她后来说她也和公寓楼下的人聊天，她肯定会说起她有一个优秀的女儿，如何的聪明和懂事，如何的努力，但是她却从来不会在我的面前表扬我，这是让我整个童年觉得沮丧的事情。我后来明白，这不仅仅是她的方式，或许许多的中国母亲，都是这样的。那个晚上我在图书馆里，同样和妈妈发着短信。她说，我在图书馆前面那栋楼下等你。我早早地收拾好重重的书，背上书包下了楼，我在图书馆的楼下，远远地看到妈妈坐在那里，那么孤独，她一个人，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

是，这么多年，她还象往年一样地唤我小名，或者叫我狗儿。我们走在街上，也不过是挽挽手。我们一起上街买菜，一起买雪糕，一起在杂货店里讨价还价，一起去看外婆，给外婆洗澡。最后我离开家，去上海坐飞机来美国时，她最终选择了不送我。她说她不能忍受在上海同我分别时，身边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她开着玩笑地跟我说，你怎么舍得把我一个人丢在上海难受？我只记得最后走的那个午夜，妈妈站在送我的人群里，车开动的时候，我同别的人招手，隔着玻璃说再见。妈妈却别过脸去抹眼泪，我忍住眼泪对她做一个鬼脸，那是我小时候习惯性的，希望得到原谅，希望肆无忌惮的鬼脸。她看到的时候，哭得更加厉害。只是那列火车，把我带入群山中的隧道里，把我带到被子里，把我带到哭出了声的黑暗里，把我带到遥远的她没有去过的上海，把我带到这里，跟她相差13个小时的时光里。

回家的路上，同他在车上听到Like A Rolling Stone，多好的歌曲，多奇妙的词。很巧的是，在等车的间隙里，我从学校随手拿的免费报纸上，看到Suzanne Vega会来这个城市的消息，她在采访的最末说，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就是Bob Dylan了。我总是喜欢离题太远，这讲的是《喜福会》，讲的是中国妈妈和美国女儿，最后我就不再讲起西方评论里说到美国背景和中国故事，文化冲突，还有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所以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我无法清楚地讲述。甚至，我也认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能掌握自己笔下的角色，同角色保持距离，但是我做不到。所以，象我在前面说了，我可能做不了一个小说家。

那么，就同我一起，合上《喜福会》，听Bob Dylan，想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