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薛涌长期关注着中美两国的教育问题。最近，他结合自己的家长经验现身说法，推出《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下文简称《常青藤》）。从播放古典音乐哄孩子入睡，到防止互联网让青少年变傻，薛涌的笔锋触及当前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笔者虽没有孩子，不过我的同学朋友大都刚刚为人父母，向他们介绍薛涌的育儿心得正是时候。
智商能改变吗？
记得九岁那年，一天我爬到爸爸的书架上，看到本黄皮书，名叫《早期教育和天才》。据说“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妈妈也读过这本书，看来她和爸爸当年都想把孩子培养成天才。让人遗憾的是，住满六十亿人的地球上，每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就十来个人；成为爱因斯坦那一级的人物，比中六合彩的概率还小几个数量级。在薛涌看来，“天才” 是老天爷的恩赐，家长一味“开发”孩子智力，反倒会偃苗助长。
和人的许多特性一样，智力由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共同决定。不过这两种成分各占多少，学者们就各持己见了。有些学者关注父代与子代智商的相似程度，看看是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薛涌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学者查墨瑞（Charles Murray）的著作《钟型曲线》（Bell Curve），该书综合各种智商研究，指出父母和孩子智商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4到0.8之间。通俗地说，我们大概有四成到八成把握，生一个和自己差不多聪明的宝宝。可是，这并没有完全解决智商成因的问题，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代际差异到底是遗传导致的，还是环境造成的。社会科学不能拿人做实验，有些学者就去观察同卵双生子。这些人两两基因完全一样，碰巧会被不同的家庭抚养，就相当于控制住先天条件的实验。研究人员最后发现，后天环境的确会让双生子的智商产生显著差异。
这似乎意味着，孩子的智力可以任由父母开发，其实不然。人类虽是万物之灵，但每个人的智商水平都有不可超越的上限。不良环境会损伤智力，可达到上限后，更好的条件并不能强化智力。父母可以提供给孩子充足的营养和基本的锻炼，保证宝宝茁壮成长，但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训练方法，能让幼儿智力产生质的飞跃。拿计算机打个比方，受病毒干扰，电脑的运行速度会变得缓慢。用杀毒工具清除病毒后，运行速度恢复正常，但要想再快就得升级芯片了。在生物科技没有发达到更换大脑零件的水平之前，笔者建议家长们不要轻信那些“开发智力”的产品。像国内某些营养保健品一样，它们不仅不提高智商，反而可能对孩子的智力产生副作用。
智商有多重要？
智商像身高一样，可以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能改变了。有读者会发问：为什么老天爷如此不公，非要分配给人不同的智商？其实，人的天赋各个不同，老天爷并没有偏待谁。人类诞生以来的大部分社会中，高智商群体并不占多少优势。在采集狩猎社会，我这种文弱书生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到了农业社会，种田放牧也无需高智商；即使进入工业社会，大部分制造业工作的技术要求也不是很复杂。只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个世界上的技术工作才变得越来越多，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聪明人吸收知识的能力强，从事技术工作也更出色，所以他们会在教育和工作体系中脱颖而出。换句话说，人类现代化的脚步太快，可进化的状态还停留在采集狩猎社会，一小撮聪明人就冒尖了。
有些父母会想，我孩子虽然不那么聪明，可他有文体特长，将来要走上星光大道。不错，王菲和姚明的智商可能不如笔者高，可这两位大明星的收入和我的工资有天壤之别。问题在于，娱乐界和体育界属于“赢家通吃”的市场，只能容纳数量极为有限的明星人物。众多文体人才比王菲姚明水平差一点，就落到酒吧歌手或省队球员的处境。查墨瑞在他的近著《真实的教育》（Real Education）中引用了劳工部的统计数字：2005年，美国共有12230名职业运动员和16240位舞蹈演员，也就是说，每4600个有工作的美国人中，才有一位有幸从事这两种文体工作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尽管女儿拥有芭蕾天赋，薛涌也不想让她走这条充满风险的职业道路。相反，需要较高智商的工作机会却千倍于此，从英语教师到大学教授，从会计师到法律顾问，从工业设计师到核导弹专家，雇主们情愿要个高分考生，也不要中学班级里的文体委员。
有些学者认为智力不重要，是受他们的日常经验所限。一次，我和一位社会学教授吃饭，席间聊起了《钟型曲线》。教授谈道：“我长这么大，见过太多没有作为的聪明人了；不少笨鸟先飞的人反倒靠恒心制胜”。的确，成功的法宝多种多样，很难说智商是唯一或主要的因素，可我们的观察范围常常受限于自己熟悉的人群。那位教授身边的朋友恐怕都是高智商者，想找个笨人都不容易，智力因素自然不会受到他的重视。这就好比体重并不决定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的表现，可没有300磅左右的体重，他们根本不可能吃上这碗饭。如果我们审视所有阶层构成的社会金字塔，智商的分化作用就会凸现出来。
薛涌育女三原则
既然智力这么重要，智商又难以改变，家长们是不是可以听天由命，无所作为了？薛涌的建议恰恰相反——为人父母，从一岁开始就要抓起孩子的“常青藤教育”。“常青藤”是美国东北部八所传统大学的通称，薛涌用来指一套美式育儿方法。笔者读完薛著，总结出薛涌夫妇教育女儿的三条成功法则。其中每一条都不会硬性“开发”智力，只是尽可能帮助孩子，将他们潜能发挥出来。
第一条法则是循循善诱。薛涌主张父母不应体罚孩子，而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亚圣”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归来，说上学太郁闷了，不如丢开书本。他妈妈正在织布，听完马上把织机上的布剪断，然后告诫儿子：“你要停止学习，就好比我把这幅正织着的布剪断了”。薛涌生在工业化时代，自然无织布可剪，不过他也像孟母一样教育女儿：“弹钢琴每天都要练。一日不练，自己知道；两日不练，同行知道；三日不练，观众知道。”孩子明白了这些浅显的道理，也就容易听从父母的教导。
中国古话说“见贤思齐”，许多父母开导孩子，喜欢拿大人物作榜样，其实言传身教更有效果。我有一年到澳大利亚开会，曾顺道拜访住在悉尼的书评家易丹尼（Danny Yee）。此人不过三十出头，已经写过近千篇书评。闲聊中他对我讲，父母必须亲自读书，孩子才会模仿大人。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文盲家庭出状元的事例，不过这往往是因为孩子的邻居或亲戚中有读书人。
第二条是循序渐近。大家中学都读过古文《伤仲永》。王安石记述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诫天下父母，不可急功近利。14岁以前，儿童的可塑性非常强，有些父母就让孩子学这学那，夸于人前。人类的认识过程有其规律，过早让孩子学习文化知识，他们只会死记住一些抽象概念，并不理解概念对应的具体事物。薛涌不主张父母教孩子尽早识字，道理即在此。不过，中文与英文比较起来，却有象形的长处。笔者幼时看过一个动画片，该片用三十六个象形字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小朋友看完，很轻松就记住了这些汉字的形状。如果您家孩子生有慧根，识文断字长进很快，我觉得早点识字也无妨。
最后一条是循环前进。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上有个男生比其他孩子稍高一截，老师就选他作了班干部。第二年换了班主任，她一来先问谁当过干部，结果这个男生又被选入“领导班子”。过了两年，另一位新班主任搞民主选举，这个男生已经在同学中建立了威信，再次顺利当选。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孩子最初的一点优势，往往会被环境不断放大，最后就有可能争取到难得的成功机会。薛涌在书中谈到，美国有些家长宁可让孩子在高中复读一年，也要争取个好成绩，以便今后申请到名牌大学。看来，西方的家长很懂得利用“马太效应”，为孩子提供正向循环的“第一推动力”。
薛涌当然也深明此理。他甚至认为，让孩子“自以为聪明”，比真的聪明更重要。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俄底浦斯效应”，即自我预言导致预言应验。宋朝政治家文彦博出道前，曾在一位学者门下攻读。这位学者的母亲略懂相术，说文彦博能当大官。他听到这话后，越发用功读书，日后果然官至宰相。其实相术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它只是树立了文彦博的信心。家长应该明白，只有让孩子相信未来，他们才会拥有未来。
中产阶级的模范品格
为人父母，无不希望自己的宝宝冰雪聪明，其实聪明人不见得幸福。有些经验研究表明，其他条件相同，平均智商高的地区自杀率也比较高。欧美犹太人是举世公认的聪明一族，不过他们也是两种精神疾病的高发群体。高智商者的神经敏感而脆弱，对精神生活也非常挑剔，往往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许多哲人都是独身者，已婚思想家可能遭遇更大的不幸——比如苏格拉底的泼妇老婆。笔者猜想，人类智力的演化必然伴随着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代价，这种代价对于某些高智商者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他们失去了智慧带来的繁衍优势。
有鉴有此，读者如果抱怨自己才智平庸，也能找到一点心理平衡。薛涌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更值得探讨的问题：父母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还是人格意义上的成功者？如果是前者，才智平庸的确让人失望；如果是后者，父母还大有可为。世俗成功是否真的那么重要？笔者阅历虽浅，也经历过成败悬殊的境遇。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职位与其能力相称，既不高也不低，才会过得幸福。有人怀才不遇，自然郁郁不得志；有人名负其实，也是一种折磨。我上人民大学时，班里有个保送生。他人很友善，可成绩不及其他同学。因为是保送生，他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总有种自卑感，怕别人笑话他。最后这个学生干脆自暴自弃，差点没能毕业。如果他爸爸当时把他送入省级重点大学，或许这个学生反而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成就一番事业。
世人多追求地位，而不追求品格，因为地位的好处看得见，品格的力量却不可见。殊不知地位取决于诸般外在因素，品格却可经由自身努力获得。所以，家长不见要把孩子送到名牌大学才算大功告成；给孩子提供适当环境，让他养成良好的人格，自由而有节制地发展自己的特长，才是正道。每个人的才具都有其限度，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他也可以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这样不仅自己舒心，也能获得周围其他人的承认。不像高智商，好品格是家长能够培养，而且应当培养的。
更何况，人格成功和世俗成功并不矛盾。在现实世界中，智力只是成功的要素之一。有项经济学研究发现，智商只能解释美国10%的收入差距，在中国智商对收入的影响恐怕更小。薛涌书中提到一系列中产阶级的模范品格，如诚信、勤俭、负责、审慎等，都有助于成就个人事业。尽管知识经济偏爱智力甚于其他资质，这些品格却是任何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都重视的。公司老板宁愿要个诚实而平庸的人，也不想要聪明的下属欺骗他吧？即使对于高智商者，也需要长年的训练才能成才；而养成这些品格，恰恰是坚持长年训练的前提条件。
笔者在前文强调智商的重要性，是从宏观角度作出的观察。具体到微观层面的个人，不管禀赋境遇如何，我都建议大家勇猛精进。就这点而言，我很欣赏薛涌先生的提法：外在的自由派，内心的保守派。也就是说，社会政策应当扶助弱势群体，可处于弱势的个体却不应怨天尤人，而要积极奋进，改善自己的境况。人如果总觉得自己的不幸是由天生资质或环境造成的，就会陷入宿命论式的“贫困文化”，从此再也无法摆脱困境。南朝时期的史学家沈约，年少时家道中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颓废，而是立志振兴家门，后来终于完成《宋书》，青史留名。如果真有所谓“亚洲价值观”，这种与逆境搏斗的精神就是其精华部分。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长期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的未来走向。薛涌在《常青藤》一书中记述了许多他与女儿互动的小故事，他将其称为“讨论班”式的教育方法。读者不必机械模仿薛氏夫妇的做法，而应当用心体会“常青藤教育”的原理，再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为了教女儿弹钢琴，薛涌先后换过三四位老师。家长朋友们也需要遵循这种“经验主义”的原则，在与孩子的互动中慢慢摸索适当的育儿法。笔者在文中多举中国古人的例子，就是想提醒读者，“常青藤教育”是一种普世法则，薛涌先生灵活掌握了，您也可以从中获得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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