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天，科技的发展、资讯的发达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换融合，各个思想流派都在主动和被动地改变、适应。从古至今，文化的演变从未停止，在全球化冲击之下，文化的演变从未如今日般剧烈迅速。我们渐渐可以在任何文化中看到任何文化的影子，我们渐渐难以找到这些影子的主人，这些影子渐渐成为真正的主人，并且渐渐拥有自己的影子。这就是文化的演进。考察文化的演进是一项艰苦卓绝且永无止境的工作，绝非散碎文章可做到。本文从一本论集入手，欲循思想演进之只鳞片羽而不果，但求抛砖引玉，诸位上眼。
1923年，中国知识界打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战争。这场战争牵涉广泛，新儒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此确定了今后的基本发展方向，亚东出版社以《科学与人生观》为名出版了此论战的文集，在1923到1926年间四次重版，影响可见一斑。但是战争本身却是混乱不堪——今天看来，或许正是因其混乱不堪，才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深远影响。
此时的欧洲，人们刚刚从战争的惨痛中恢复过来，纷纷反思西方文化，试图从中找到问题所在，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在黑格尔和孟德斯鸠的偏见之后，他们开始重新理解东方。而这时的中国知识菁英们也已结束或即将结束西方世界的旅程，带着全新的观念回国重新扛起沉重的传统。
倭铿门人张君劢在北大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首先提出即使西洋文化强势，亦不可荒废我国正心诚意传统的观点。张君劢一生不得志（硬说起来比较像主持足球栏目的球王贝利），他自称“徘徊于学术、政治之间”，但在学术上，他反对的白话文运动势如破竹，反对的唯科学论遭众人非议，提倡的新儒学思想直至90年代才有了较具规模的呼应；在政治上，他反对的国民党独裁变本加厉，反对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反对的社会主义最终建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先生拥有一张很大的乌鸦嘴……
但是新儒学的根毕竟经历过千锤百炼。在那个国弱民乱的大时代，一切表象皆指向“国学不足取”，时代不需要温柔的心境，不需要高尚的圣人，时代需要强横的力量和坚硬的枭雄，这些是儒家思想给不了的，即使新儒学一直不懈改进，仍不可能适合治理内忧外患的乱世。直到90年代末，经济稳固，物质丰富，资讯发达，就业紧张，风气浮躁，心灵空虚，才由远在宝岛的蒋庆发起了一轮“读经运动”，企图复兴国学。此举通过互联网渐渐散入大陆，获得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的同时，也遭到意料之内的强烈抵制，“学以致用”反而成为反对新儒学的有力武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实在无法让中国人立足于激烈竞争之上，除了《菜根谭》仿佛有点不可言说的妙用，但去读一本拗口文言的时间，足以读十本《孙悟空是一个好员工》了。
张君劢的讲演后不足一月，其挚友丁文江撰文大批特批，斥之“玄学鬼”，指责其误导学子，不从科学中寻求救国强国之道，却倒行逆施搞虚无缥缈的精神意志。作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的科学家，跟文科系的同学就人文社会学问题吵架稍微有点不务正业，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工科教授尤其有留洋经历的工科教授谈社会问题是很有市场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观点极明确，批判性极强，修辞极激烈，整体极经不起推敲。作为前辈，丁文江先生做的很好，终于落入唯科学论的滥斛。之后的胡适、任鸿隽、唐钺等人固然精通西典，虽知道科学不万能，认为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但本质同“玄学派”不同，生怕助长了张梁等人气焰，投鼠忌器之余，发挥难免失常。
此次论战对于深受严复影响、接受《天演论》等思潮、师从杜威、推动白话文运动并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胡适来说，简直如同天造地设般，但令人遗憾的是，胡适此次发言极少，除为论集作序外，仅有一个游戏小品《孙行者与张君劢》。尽管如此，论战局面仍稍稍倾斜于科学派。正如胡适所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任务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即使梁启超的《欧洲心影录》，也特地注明“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但是这样崇高的科学，如此尊贵的科学，被救国心切的国人视为救命稻草的科学，却在30年后被一本《单面人》打破了偶像的幻影——工业技术固然孔武有力，其投映出的人心却渺小得几不可见。物质富足固然是精神追求的基础，但二者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的正比或反比，更遑论依存，科学派相较“玄学派”的优势，无非在于科学创造的物质成绩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罢了，无论一个弱势的民族或一个弱势的政府，对物质的需求和依赖都是绝对一致的，所以无论存在怎样的弊病，科学和工业都是首选的发展。
论战后期，陈独秀、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先后介入。陈独秀运用一元论的唯物史观，既驳斥张君劢等人，也批评胡适的多元论自由主义，不过他们仍将更多的支持给了科学派，宣传唯物史观，“提示了建立人生观的又一新方向”。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一举夺下政权，他们的一元论唯物主义统治中国大陆直到今天，影响波及全世界，甚至元首所犯的错误也在60年代掀起全球性的红色浪潮，论著数量之巨，学界无出其右者。随着第一代元首的去世，后遗症之剧烈之复杂之难解决，亦无出其右者。信仰缺失、权威破灭、庞大的官僚体系及其衍生物……直至今日大陆青年几无人生观可谈。
不得不承认公权力对思想的决定性作用。这个现象的有趣之处在于，思想史对公权力在思想进程中的作用，几乎总是持否定态度。当我们谈到宗教裁判所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们而非髑髅地的基督；谈到秦朝霸业，总是首先想到焚书坑儒而非五马分尸的商鞅。既然真理总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么当它为多数人接受之后，是否就一定会变质为邪恶和黑暗而丧失其原本的进步性呢？当（一时的）真理掌握公权力后，究竟是来自何处的力量让它的进步性不断丧失，最终不得不被新的真理取代呢？
马克思主义深刻、广泛而功过参半的影响，由于其特殊政治地位，不仅在其内部，对前面提过的自由主义和新儒学同样作用明显。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昙花一现，正是权威破灭的结果，新儒学的抬头，更是群体为弥补信仰真空所做的自我补救。马克思主义政权在思想演进中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确立过最高的权威（政权笼罩下的意识形态），也破坏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权威。它可以解释科技发展导致的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方面的进步，却无力阻止第二种进步对其阳奉阴违。
当十年浩劫结束，60年代末于欧洲诞生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获得空前热烈响应，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权威虚无论和极端多元论对此时中国大陆的思想现状做出了完美解释。正如尼采的悲歌：“上帝死了！”后现代主义者们怒吼：“权威死了！”但死亡只是创造的开端，死亡无法提供创造所需的材料，姗姗来迟的权威破灭让中国接受了后现代主义，也最终抛弃了后现代主义。
结语：90年代末，网络开始普及。2000年到2004年，是中国网络言论的黄金时期，无数时政论坛人气鼎盛，中国知识分子在科技的鼓舞下获得空前力量，各种学说纷纷挣脱政治束缚，大量经典资源和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现存体制的大讨论持续不断，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鲁迅左派各抒己见，颇有百花争鸣的气派。值得注意的是，阅读经典之后，所有由此延伸的观点无不紧扣社会现状，门户之见几不可见，但讨论局面依旧是参与者乐在其中，旁观者却反应冷淡，没有主流学说，只有从讨论中抽取的共识——多数民众仍视之为空中楼阁。
经过八十年积淀，此次大讨论的规模固非当年可比，主题也由之前的“何谓正确的人生观”变成“何谓适用的人生观”，只有强国的目的不变。从正确到适用，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确实不好说——思想演进问题，根本无法断言是非，因为就连此标准也在思想史研究范围之内，也在不断演进。思想在演进中可确定的，大概只有无限膨胀的经验纪录。人类一日不绝，思想一日不绝，膨胀一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