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见过一个男人用高压水枪洗内衣，你就永远不会理解新旧大陆之间在文化方面有多大差异。 那是初冬时节，一个清冷、安静的早晨，某种有节奏的声响在整个村子的上空响起。那正是高压水枪的声音。 我悄悄地向声音起处走去，透过花园的围栏，看见一条晾衣绳上搭满了各色各样的男式内衣。另有一些衣服还在经历洗礼，被水柱冲打得剧烈抖动着，就像射击场里悬浮的标靶。 洗衣服的男人站得远远的，因为那里溅不到水珠。他戴着帽子和手套，脚蹬一双几乎包住踝骨的绒拖鞋，像战场上的战士那样雄赳赳地屹立在那里，双脚叉开，水管经过胯下握在手中。强劲的水柱像冷酷无情的子弹一样扫射出来，内衣纷纷中弹颤抖。 我和我的夫人回到普罗旺斯才几天。我们离开这里已经四年了，其间基本上是在美国度过的。那里的语言环境令我们感到亲切而舒适，非常容易适应，毫无拘束之感。虽然在运用上还不算浑然自如，但至少不用考虑什么礼仪、性别方面的用词等繁文缛节，也不用揣摩用“您”和“你”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用翻遍字典去查从桃子到阿司匹林的每个词是阴性还是阳性。即使我们的耳朵对那些曾经熟悉的事物感到了些陌生，即使有些新兴的词汇需要逐渐去适应，可我们终究说的是英语。 一位矮个儿朋友告诉我，没有人再认为他身材矮小，而是认为他跟地面垂直方面有些问题；以前，一小时就是普普通通的六十分钟，现在，却跌宕起伏情趣倍增；没人会琢磨你离开房间，而注意到的只是你在退出；经济波动不定，就像一颗时常发作的智齿；靠直觉就能知道，天才的想像补充了伟大思想中的哪个部分；那些褒义词变得越来越夸张，虽然这对人们有百益而无一害。大人物们煞费苦心，想用貌似庄重的筹划包装出自己的观点。 许多法律术语在平时的聊天中被胡乱运用，体育界的诉讼案件在不断增多，这些都是令人厌烦的。商品过剩也在那些可怕问题之列。我还注意到，那些具有影响力并老于世故的美国人——也就是传媒中的那些热点人物——他们不仅满足于将事情完成，而更在乎实现某种结果。 于是我总是隐隐有一种忧虑，生怕这越来越糟的情绪甚至会感染那些餐馆的服务员，因为我现在已能经常听到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这样的问话：“你吃完沙拉了吗？”（哦当然，这要在你看了一会儿菜单后，他才会说。） 我们这是头一回遇到外人，尽管我们此前从未感到某种幸运的迹象。据说全神贯注已经是过时的习惯，注意力集中才是当今首选。具有冲击力的新词汇越来越多，但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情境中，无论遭遇多么别具一格的语言，我们似乎都应处乱不惊、心安理得。 可总是有些不对的地方，这当然不是因为不受欢迎，事实上，我们遇到的每个美国人，都没有给热情友好、慷慨宽容的美国人形象抹黑。 在长岛（Long Island）尽头东汉普顿（East Hampton）的一幢房子里，我们曾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这地方一年里有九个月都非常安静。我们陶醉在美国的便利、高效和数不清的机遇、挑战以及选择中，渐渐被当地的风俗习惯所同化。 我们开始品尝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采取电话购物，没事悠闲地开车闲逛，只吃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时不常地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紧张地关注着胆固醇的升降，观看充满肥皂剧的电视，在餐馆里绝不抽烟，只有到没人的地方才过把瘾…… 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严格按照生活小百科的建议，对每天的饮水进行定量。总之，我们尽了我们的全力去适应我们面对的一切。 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还是有什么不对头，这令我们茫然不解，怅然若失。 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是在为遗失了在普罗旺斯的那种温馨、清纯的感觉而烦恼。从田野里席香草的芬芳，到周日早市的繁华和嘈杂，这所有的喧嚣和浮躁，都让我非常怀念。没有哪一个星期、没有哪一天，我没有经受思乡的折磨。 对许多人来说，故地重游，重温那陈旧的生活，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记忆就像一个编辑，带有明显的偏见和倾向，他只按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保留，对其他事情则不予理会。经过这番剪辑，往事便变得如玫瑰般的悦目，所有美好的时光像被注入了魔力般清晰，不快的日子却日渐模糊，直至消失。最后留下来的，便只有一段光辉的日子，盛满了我们的欢乐。难道真是这样吗？往日真能重现吗？ 哦，或许有一种办法能找到它。 对从美国直接来到法国的人来说，首先碰到的头痛事就是混乱的交通。一出机场，那万舸争流的景象就会映入眼帘，像一股迎面扑来的海浪。我们瞬间就会被卷入高速奔驰的漩涡之中，陷入汽车的重围。随处都可以看到车辆超速行驶，就像刚抢完银行的罪犯正夺路而逃。很快有人就告诉我们，法国司机喜欢将他前面的每辆车都视作一个挑战，他会奋起直追迎接这种挑战，而不会注意到红绿灯的存在，对路边警示的路牌更视若无睹。高速公路每小时限速八十英里，这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无理约束，事实上它只能约束外来的旅游者，而法国人却绝不买账。 如果人的反应更快一些，或车辆的性能更好一些，事情也许不会令人如此不安。但当一辆雷诺轿车几乎是飞行而过时，你肯定又有这种疑问：干吗不把小汽车设计成能突破安全障碍的？要是你再看那开车人的姿势，那就该更震惊了。要知道，法国人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两只手臂不交叉在一起，就不会说话。他们表示强调时，手指会不停上下摆动；表达沮丧时，胳膊就会抬得高高的，这是这个民族的语言的伴奏。你要是在酒吧里，看到两个人争论时那手舞足蹈的样子，倒是蛮有趣的。但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而且是一辆车速为每小时九十英里的小车司机，他要将手臂交叉抱在胸前开车的话，我想你的心脏说不定会突然停止跳动。 所以，你应能理解我此时的感受。我喜欢在偏僻的道路上，像开拖拉机一样缓慢地开车，经常地停下来欣赏一下周围迷人的景色，这才惬意。从我第一次来到普罗旺斯，我就爱上了那些画在陈旧粮仓和孤零零的石砌小屋上的褪色广告。那是些早已无名的开胃酒、巧克力或出卖肥料的广告。七八十年里，经过多少个夏日强烈阳光的照射，那些天蓝、深褐和奶黄色都已褪得淡淡地发白，有些地方的油漆已经脱落，越发显得斑驳质朴。 这些年来，各种奇异的新式广告已越来越多，让这些陈旧简陋的乡村广告黯然失色。在这里，城镇和村庄现在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原来的普罗旺斯拼法，一个是新的，比如，Menerbes写成Menerbo，Avignon写成Avignoun，Aix写成Aix-en-Prouvenco。而这一切，可能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普罗旺斯路标工人一直健在，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看到Frequent Radar Controls（繁忙的雷达控制台）或Low-Flying Aircraft（低空飞行的飞机），甚至能看到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ederic Mistral）用诗歌语言改编的《大麦克之家》（The Home of the Big Mac）。 标牌像野草一样随处生长，标示着各种信息，有建议，有教诲，还有所有权等等。牌子有的钉在树上，有的挂在田边的柱子上，有的在栅栏上，有的在混凝土里，大多是些葡萄酒吧、蜂蜜、薰香精和橄榄油、餐馆和不动产代理的标牌，式样新奇，光鲜耀眼。 也有提醒人们“当心野狗”的标牌。最令我喜爱，或者说最令我沮丧的是下面的这块牌子。我在普罗旺斯山上看到的它，挂在野外的一棵树干上，上面写着：Tout contrevenant sera abattu，les survivants poursuivis。意思是：擅入者将被打死，幸存者将被指控。我倒宁愿相信写标牌的人只是为了幽默一下。 另一类独特的警告，我想在法国以外绝不会见到。在圣特劳普的竞技场中，这类警告随处可见。那里每周都有集市，警告一般写在瓷牌子上，而瓷牌子钉在栅栏上。警告的文字风格狂放不羁，语气严厉，不断提醒每一位路人：严禁在附近大小便！ 对于东汉普顿这样一个以法纪严明而骄傲的城镇，这种警告似乎是有点多余了。但这种警告在法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法国人有随地即时小便的爱好。不管什么时间、地点，只要生理上有要求，他们就会立即行动。 各个小镇、城市有数不清的僻静角落；乡村里更是沃野千里，无数的灌木丛是天然的隐蔽方便之处。但法国人似乎无意进行选择，因为隐蔽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了。 他们有时站在突出的岩石上，在天空背景的衬托下，像海湾里的牡鹿。有时又紧靠路边，你只好转过头去避开他。而他却从容不迫地做着他需要做的事，毫无尴尬和不安。你走过他身边时要是碰巧目光相遇，他还会礼貌地冲你点点头。但大多数情况是，他两眼朝天，悠哉悠哉地欣赏着天上的白云。 幸好禁令布告并不是大多数公共场所规范的打招呼样本。 在法国，对陌生人表示礼貌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虽不见得非常友好，但总是彬彬有礼。早上出去办事，每个停留地都会有小小的招呼令你愉快，表明注意到了你的存在。这在别的国家并不常见。 比如英国，许多店主就常表现得目中无人，也许因为你没有被正式介绍过。而在美国，一块极其忽略规则的土地上，却常常会看到另一种极端：当面对有关身体状况和生活细节的殷勤询问，如果顾客对这些问题事先没有想到，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一连串无微不至的关怀，包括痛陈利害，详细地了解家世、衣着、生长发育和相貌等情况这一系列。 所以我以为，法国人在亲疏关系上的尺度掌握，还是比较合适的。 有些问题则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哪怕是最基本的小问题，也必须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不，先生，你吃饭一点也不像很馋的样子，你只是经受了一场危机。那是角落里的先生发出的肠胃胀气声吗？当然不是。它是穷人的钢琴发出的杂音，穷人的钢琴嘛。说到胃口，我们看衬衫钮扣有被撑开的趋势——好啦，只有女佣做的奶油蛋卷。上面的名称配的是一部西部片的著名解说。牛仔：给我一点红色素字幕：Un Dubonnet，s’il vous plait。毫无疑问，法语是近年来最得体、最动听的语言了。 还有烹饪语言。在一个人们经常因交通的混乱而错过午饭或正餐时间的国家里，你总是会希望看到这个民族有关美食的那些真实的证据。更多的精肉，更多的男人，从上顿吃到下顿。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普罗旺斯不是这样。 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是餐桌上的巨人，可这毕竟是少数。 我每天看到的大多数男男女女，真令人沮丧，他们比他们应该拥有的体形苗条许多。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对这种状况的解释是，遗传基因的某种良性合成物，或者说是过量的咖啡和法国政治引起的亢奋的新陈代谢导致的结果，但真正的答案则在于他们的饮食对象以及吃喝的方式。 法国人不吃快餐。他们总是随手从长面包一端撕下一块（如果面包刚刚出炉，那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然后边吃边离开面包房。 在法国街头，你经常能看见这种饮食方式。如果把它跟美国公众的食谱对照一下：比萨饼、热狗、玉米片、煎玉米卷、小面包、炸土豆片、三明治、五加仑咖啡和半加仑桶装可乐（这还是节食者的量），天知道还有哪些该吃的东西。而法国人的这顿午餐，还经常被安排在去有氧健身课的路上。 但当一个法国人真正坐在了餐桌前，两餐之间的亏损立刻就会被弥补，这是其他民族颇为不解的地方。就一般人而言，如果每天两顿饭都吃得饱饱的，怎么可能不发展成一个大肉球，或者因胆固醇食入过多导致动脉硬化而突然昏倒在地呢？ 当然，法国人的饭菜摄入量应该算是适中的，只是其中包含了许多令美国医生恐惧的食物。比如加奶油的猪肉酱、配着阿马尼亚克酒的肉末饼、包裹在黄油酥馅饼里的蘑菇、肥鸭油烤的土豆，而这些还只是主食之前的开胃小点。当然，接下来还有奶酪，不过不会很多的，因为甜食还没上来呢。 如果不是为了饥饿，谁会对那种连一两瓶葡萄酒都没有的午餐感兴趣呢？几年前，美食家们研究出了一个许多法国人多年前就坚信的结论，就是红葡萄酒对人的身体非常有益。某些美食家们在钻研一个被称为是“法国悖论”的理念时，无意中发现法国人喝的葡萄酒比美国人多十倍。哦，这就对了！悖论有了更明确的解释：是葡萄酒使法国人变得那么健康苗条。 我真愿意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可其他的一些毕竟不能排除，这些原因对法国人的胃的强烈刺激相对小些。虽然没有什么科学的证据，但我相信，这里的食物原料中被掺入的添加剂、防腐剂、颜料和化学新元素比美国要少得多。我也相信，好好坐在餐桌前吃的食物，要比趴在桌子上、站在柜台前或边开车边吃的食品营养要多一些。我还相信，不管在哪儿吃饭，狼吞虎咽、速战速决对消化系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脂肪肝。 前些时候，纽约一些餐馆兴起了一种时尚，即努力将午饭时间压缩在三十分钟以内，以保证尊贵而忙碌的经理们能在一小时之内分别对两批受害者下手。我敢打赌，如果那不是导致紧张和消化不良的原因的话，我就把自己的手机电池吃了。 是的，在普罗旺斯，时间不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受到崇拜。向那些最终无法避免的事情低头，摘下手表将时间锁在抽屉里，这花了我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单从准时上看，时间已没有任何重要意义，而瞬间倒有了独特的意味。 显然，去餐馆吃东西；在街上闲聊；玩玩滚球；挑一束鲜花；在咖啡馆里小坐；每个小小的快乐都让人感到了收获。在这里看不到步履匆匆的人流，或许有时令人生恼，但大多数时候让人感到愉快，这是种非常有魅力的状态。 我进城办事只需十五分钟，然而来回却用了两个半小时。这事让我意识到了，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我去做，倒是应该尽情享受每一分钟的时间。 也许是舒缓的生活节奏，塑造了当地人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开朗、快乐。法国人并不以此而闻名，而是恰恰相反。许多外国人总是根据他们与巴黎侍者的初次接触，来判断法国人的性格，不知道那些侍者是否像对待自己的同胞，包括对待自己的妻子和猫那样冷淡地对待远方的来客。 但在南方，事情却有了本质的变化，反差极为鲜明。尽管那里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失业率一年高过一年，还有法国收入税造成的经济疲软，但总有一种轻松偷快的气氛在那里飘荡。 对这些难题的普遍反应是把它们抛在脑后，不去理睬。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年轻的法国商人离开巴黎赴英国取经的长篇报道。即使普罗旺斯还存有涓埃的雄心壮志，也是日趋式微。大家都认为时代会更好，大家也希望时代会更好。同时，他们还善于运用“耸肩”哲学。 让来访者入乡随俗是个好主意，因为普罗旺斯的生活从不缺乏引人好奇的事物，善解难题的民族天才距此也不远。可能某些地方通行着一些莫名其妙的逻辑，很多时候让我们难以理解。就拿村子的废料垃圾场来说吧，它处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经常有人来清理，在没有垃圾车的情况下用来堆放各种垃圾，坦率地说，这是个很好的设施。垃圾箱上显著位置有一纸通知，上面写着：大物件应在每月最后一周周三过后的两天抛弃。 一天早上，我对这份通知进行了好一番认真研读，开始我还以为误解了它的意思，或者我的法语再次令人失望了。但并不是这样。上面说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过后的两天。为什么不说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呢？莫非有些什么计划——那肯定是布鲁塞尔的官僚们的一些疯话——已经开始启动，准备变更星期五的名称，使之更充满活力、政治上更鼓动人心吗？ 我正琢磨这是否是给2000年的献礼，一辆运货车到了，司机下车也来看通知。他看看我，我望望他，随后他又看看通知，摇了摇头，耸了耸肩。 不久，通知就不见了。我被告知什么时候想扔垃圾都行，别管是电冰箱、自行车，还是电视机，完全不必顾忌那个通知。法国人忽略招牌的快乐，能顶得上对招牌的热爱。 如果把这个特点和另一个综合起来考虑，也就是如何从你手里拿钱那种特性，你就会理解停车的问题。 现在，普罗旺斯的每个城镇都辟有停车位，这些位置还用符号清晰地标示出来，所以很容易找到，可人们总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街道上却充满想像力地挤满了非法停泊的车辆。两只轮子架在人行道上，或挤进胡同里，每边只余下六英寸的空间，这都是很常见的。司机们倒车时显露的良好车技，令人钦佩。不过也会发生一些争吵，两个人怒目而视，咆哮不止，喇叭也趁机长鸣——为什么呢？就因为官方停车场过于贪婪，一小时就要收五法郎。 我的朋友玛蒂娜让我放心，她经常把车停在别人不敢停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金钱，还有原则问题。停车收费是对法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公开玷污，必须予以抵制，哪怕是要绕城半个小时才能找个车位。毕竟时间不费钱。 抛开道德和经济的原因，找到一个真正绝妙的位置还会有一种极大的成就感。我曾见过某人将车倒进新建的时装店的院子里。走出几步后，他还颇为自得地回头去欣赏他那辆宝马整洁漂亮的外观，将那里想像成一个汽车展示窗，最后满意地点点头。这时，人和车在一瞬间形成一种默契，好像他们共同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对我来说，瞬间的感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听觉、视觉和嗅觉，帮助我认识了普罗旺斯的特色、历史以及风景。如果问美国什么最令我怀念，那就是乡村集市。其实那儿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是从阿普特到络曼尼的每个城镇每周摆出来的货摊。 这些市场看上去很诱人。色彩斑斓的花儿和蔬菜，手写的招牌，货摊摆在古老的悬铃木树阴下，有的靠着更古老的石墙。也许这般摆设是专为名信片摄影师安排的，充满艺术气息。这情景只会出现在旅游旺季，那些货摊夏天一过就会被拆掉，随后被人遗忘。不过，在一月份和八月份，你会看到这样的货摊，因为那里卖的面包和黄油是当地居民自己制作的。旅游者只不过是一团果酱，虽然非常受欢迎，但并不是必需的。 这种购物过程非常缓慢，摊主和顾客通常熟识，购物同时也是社交。 老让·克洛德挑选奶酪时，脸上露出让人羡慕的笑容。他刚装了一副假牙，还拿不定哪种奶酪最合适自己。布里干酪太软，米姆赖特奶酪又太硬，也许波弗特奶酪比较适合，剩下的就等着新牙来适应了。 达尔马佐太太站在番茄摊位旁边，面带疑惑。当地的番茄应该还没成熟，而这些番茄来自哪里呢？标签上为什么没有产地？她看了一会儿，捏了捏番茄，然后摸摸鼻子，噘着嘴唇，最后决定抛开谨慎，先来半公斤尝尝。 一位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在自己的摊位前踱着步，一只手里擎着杯玫瑰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婴儿的奶瓶。那是用来喂他收养的一个野猪崽的。闻到奶香，猪崽的小黑鼻子贪婪地抽动着。 卖花的妇女把找好的零钱交给我妻子，然后就忙着探下身去，从她的摊位下面拿出两个刚下的蛋，用报纸包装出好看的样子。 广场另一边，咖啡馆外的桌子周围都坐满了人。来自蒙特卡罗（Monte Carlo）电台的声音掩盖了煮咖啡发出的嘶嘶声，播音员正热情洋溢地播报着本周的赛事。他们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些从来不用休息的人呢？ 四个老年人并排坐在一堵低矮的石墙上面，等着收档后打扫广场，那时他们就能玩滚球游戏了。 一条狗蹲在他们旁边的墙上。若戴上顶无檐帽，它看上去就像一位颇具耐心、满脸皱纹的老人。 摊贩们开始收拾货物，准备闭市，几乎有种伸手可触的预感。吃饭的时间快到了，今天阳光明媚，午餐可以设在室外。 在大西洋这边，我们经常遇到两个出乎我们意料的问题，而我们却无法回答。第一个是，美国人常被看作万事通，总是被问及发生在华盛顿和好莱坞的偶然事件（现在这几乎是同一位置），好像我们非常了解政治家和电影明星。第二个是，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为传播美国民族风俗习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把法瑞苟勒先生的指责钉在耻辱柱上。 法瑞苟勒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自诩为法国文化和法语纯洁性的捍卫者。他对从快餐到棒球的所有东西都深感焦虑，因为这些东西已开始影响那些头脑简单的法国人。但在这个特别的秋日，他的头脑想的却是更严肃的东西。当他从酒吧凳子上站起经过我身旁时，他的担心更加明显了。 “这事真令人愤慨。”他是这样开场的，紧跟着就对环绕大西洋出口对法国人乡村生活结构造成的危害，进行了一连串的轻蔑评论。 法瑞苟勒身材矮小，几乎跟小人国的人差不多。说到激动之处，为了加强语气，他不停地跳起，就像一只愤怒的皮球。如果他是狗，我想肯定是猎犬。 我问是什么令他不安，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脑袋也开始随着他的动作而左右摇摆。 “万圣节，”他说，“我们需要这个吗？这是一片产生过伏尔泰、拉辛、莫里哀的土地，我们把路易斯安娜白白送给了美国人的美国。可他们给了我们什么回报？”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从他的语调和下垂的嘴角观察，这显然是一场严重的灾难，能和葡萄架上出现根瘤蚜或巴黎外的欧洲迪斯尼的到来不相上下。 “我倒不这么看。”我说。 “你怎能视而无睹？到处都是——变了样的南瓜——阿普特，卡瓦隆，到处都是。” 变了样的南瓜说明了一件事，就像米老鼠和番茄酱在法国已经家喻户晓一样，万圣节也来到了法国，这是文化的又一个催命符。 在略作解释之后，我决定亲身去阿普特看看。法瑞苟勒有些危言耸听，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不过，在普罗旺斯，万圣节的饰品确实已经装点了一两个橱窗。我想知道，在正式印发的年历上，万圣节是否也已经登堂入室，他们是否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在阿普特的大街上，我随意问了几个行人，他们一脸困惑。看来，南瓜只意味着南瓜汤。 将万圣节移植到普罗旺斯，这到底是谁的主意？如果允许孩子们晚上在农庄外玩“不请吃就捣蛋”的游戏，是否曾提醒他们要注意健康？他们肯定会被狗咬的。还算万幸，地方报纸上没发现有关流血事件的报道。我想至少在今年，万圣节只能是一次无人出席的聚会了。 无论如何，法国已拥有很多自己的传统节日，我们每月都有新发现。 五月初有一个公众假日，接下来还有好几个，似乎在为八月的节日做准备。那时全国都会休假，文件堆积如山，标志着官僚机构的永久性节日。每个圣徒都有自己的节日，每个村庄都有各自村庄的节日。应大众的要求，每星期都有普通人的节日，也就是周日的午餐。 周日是不同寻常的一天，是你即使没一周都在办公室里度过，也会感到不同的日子。连周围的声音都变了，工作日里有的只是鸟叫和隆隆的拖拉机声，周日早上，这一切却变成了猎狗们的狂吠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普罗旺斯的猎人们喜欢行使他们保卫乡村的权力，绝不容许野兔和画眉的入侵。 今年，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这来自于变异了的野猪。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野猪的数量却越来越多。理论界目前的说法是，太过稳定的生活方式导致了野猪的迅速繁衍，它们每年固定会产一窝小野猪。野猪还一直与更为多产的家猪交配，它们的后代对葡萄园和果园造成了严重威胁。它们劣迹遍布：为了寻找食物，它们把土地挖得伤痕累累，菜园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甚至还撞歪了一些石头墙。 一个周日，我们房子附近的地区被封锁起来，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驱赶野猪的行动。沿着漫长而肮脏的土路，每隔一段就有猎人们守候在那里，他们把自己的货车停在灌木丛中。猎人们都穿着绿色迷彩服，手拿武器，耐心等待着。猎狗们围着圈子，一个个气势汹汹，项圈上的铃铛丁当作响，因兴奋发出的叫声显得很嘶哑。我觉得好像置身于一场大搜捕或者是战争之中。 在我走回房子时，出现了第一个伤员。一个猎人朝我走来，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只能看到他的轮廓。依稀能辨认的，是他的肩上斜挎着来复枪的枪筒，胳膊上还抱着一个毛绒绒、长着腿的什么东西。随着他的走动，那条耷拉下来的腿也在晃动着。 他来到我面前停下来，我才看清楚那只长着腿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黑色的猎犬。它朝我们的狗翻着眼睛，一脸阴郁和哀伤，它的主人更是以一副悲痛的神情向我问早安。 我问他爱犬是怎么伤的，莫非在灌木丛里受到了一只凶悍的野猪的攻击？ “唉，”猎人叹了口气说，“它整个夏天都在养狗场待着，爪子不利了。所以今天稍微跑得远了点，脚就受了伤。” 待到十一点半，道路上变得空无一人。大队人马撤回去休整了，需要进行重新组织，更换衣服和武器。迷彩服和枪支换成了干净的衬衣和刀叉，猎人们的下一个战场将在餐桌上。 无论什么时候，周日的午餐都是我最感兴趣的。早上不会被工作困扰，午睡也不必内疚。我感到餐馆周围洋溢着一种轻松愉快的幽默气氛，那几乎近似于一种节日的情绪了。我想这时候厨师们工作起来一定更有激情，因为他们知道客人们今天是来享用厨艺而不是来谈生意的。毫无疑问，周日的饭菜味道总会更好一些。 在我们住房周边大约二十分钟车程的范围内，有十好几家相当不错的餐馆。众多的选择宠坏了我们的胃口，我们认真挑选着，准备找一个这种天气里最适合的去处。 麦斯·托特伦餐馆有宽大的院落，浓荫蔽天，酒店还有各种不同的草帽供顾客挑选用以遮挡阳光，在这里就餐，那感觉就像置身于九十度的高温里在天堂吃饭。 冬天有埃格布伦客栈，它简直像一个户外的火炉，宽敞明亮，挂着雪白的窗帘，甚至可以远远地欣赏到私人河谷的风景。 这两家与当地其他餐馆——当然还有大多数别的法国餐馆——不同的是，厨师都是女人。传统的分工模式是男人掌勺，女人负责针线。现在时代不同了，至少这两家餐馆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女厨师还没有赢得像阿兰·迪卡斯那样的国际声誉。阿兰·迪卡斯确实不简单，她得的勋章完全可以挂满一整棵圣诞树。法国妇女在医药、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地位，肯定要比在餐饮业高得多。这跟美国很不一样，我感到大为费解，莫非这与大男子主义有关？我不得而知。 关于这个问题，要想有一个富有挑衅性的答案，那么只有我的朋友罗杰斯能办得到。其实，我一直就坚信他是法国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烹饪和大男子主义方面他都非常出众，而且也愿意同整个世界分享他的观点。因此，他对女厨师的激烈态度毫不令我意外。我问他法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厨师，话音未落，他的回答已像出膛的子弹般飞出来。 “你必须明白，”他说，“在法国，有些事情由于太重要了，因而不会交给妇女们去做的。” 女医生、女法官和女内阁成员虽然少见，但对罗杰斯来说，她们勉强还可以被接受。女厨师们和女餐饮总管则令他深感怀疑同时极不舒服。他认为，这些事情违反了事物的正常规律，专业化烹饪是男人的工作。 经过这个冬日埃格布伦客栈的周日午餐，我们想他应该有所改变了。一开始时，他对待瑞士牛肉奶汁的态度还相当谨慎，而对后来的炖羊肉则毫无戒心了，最后，他大刀阔斧地干掉了堆得像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块黑色三味巧克力。要知道所有这些都出自一位妇女之手。 走出餐馆时，我想他该承认自己也许错了。可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变通了一下他的大男子主义，用以化解此刻的尴尬。 “只有在法国，”他说，“你才能在这样不知名的地方尝到如此的烹调绝技。”他向绵延不绝的远山和普照河谷的太阳挥了挥手臂，“回来真好，是吧？” 是的，回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