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6 月18 日，星期天，早上8 点45 分左右，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办公室前，杨铨和他的长子坐进他们的汽车。四五个持枪者对着他们开火，杨铨当场死亡。报道称：“警察在现场将其中一名刺客击倒，刺客名叫郭德宗，随后自杀死亡。”让我突然想起了李• 哈维• 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刺杀林肯的主凶）在刺杀行动之后自杀这件事。显然，警察也参与其中。民权保障同盟谴责刺杀杨铨的凶手是政府所指使，但是已无法证实。 回顾这些历史事件大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包括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一些信件的内容。回顾这些情节，中国政治的深不可测令我震惊，在当时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甚至超出了我能注意到的范围。但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有一个显著的主题：将存有潜在麻烦的反对派领袖抓起来，以此来作为一种警示作用，或称之为杀一儆百。当年轻的宋教仁将国民党整合起来并通过了1913 年的国会选举时，总统袁世凯将其暗杀。而前国民党政治家，《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在1960年试图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时，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急匆匆地宣判入狱10年。由此得出一个公式，即引诱一个公认的领导者出现——随后将其击倒——这也适用于杨铨遭暗杀的行动。随后他的良师益友蔡元培很快从政治生活中引退。这个事件代表了蒋介石的态度，就像突然决定解雇美国国会图书馆或是史密森（Smithsonian，美国博物馆）的馆长，需要华盛顿的总统作出决定一样。 在北京对杨铨遭暗杀流传一种解释，说与一位女性有关系。这引出了古老的模式：道德取代了法律；法律不应该保护不道德；不道德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因此（无风不起浪原则）惩罚表明先前存在不道德行为。在1960 年雷震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之后，一位受人尊重的中国学者对我说：“但是你知道吗，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和图书管理员的妻子有染。”显然，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图书管理员的妻子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们生活在法治国家，而不是道德至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