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著作研究系列第二卷。不久会有第三卷，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五年的生活。在那个较短的时期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产量丰富，而且他关心俄国历史激荡时刻的所有突变。因此，对关键时期的他需要单卷描述。第三卷正处于最后的润色阶段，本卷出版不久即可面世。 让人开心的是，第一卷受到了好评，我感谢所有的赞誉，无论是公开刊文还是私下来函。对一个投身宏伟事业的作者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要竣工，我还需要更多辛劳的岁月。 这种反应也让我确信，我所选择的方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他们因为喜欢伟大的作家进而喜欢其传记。如果传记家一味叙述日常生活事件，如果作品被简单分解为一连串的经验描述，这些经验可以（或不可以）作为那些作品的来源，读者的兴趣就无法满足。要尽可能地把握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创造过程，对生活经验的理解与组织就不能违反任何历史记录，以便阐明这种神秘的突变。只有始终通过专注于作品、从作品出发来看待生活，而不是像更为寻常的那样，将作品视为生活之多少有些偶然的副产品，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知道，第一卷保持这样的专注并不十分困难，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叙述大体上可以依从他与一八四〇年代多种文学及社会政治圈的关联。但本卷却面临全然不同的问题，因为在这十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在孤独的监禁之中度过，接着去了西伯利亚的劳役营，后来则成为俄军西伯利亚兵团的一个士兵。他与俄国文学活动中心相隔数千里，有四年甚至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一切通信联系。 因此，与早先的做法相比，我需要从更为孤立的状态（当然不是社会的，而是文化的）来描绘他，这给了我许多麻烦。我很难根据我选择的视角来谋划那些涉及劳役营生活的章节，尤其很难根据这些方法去解释这些岁月中那个最关键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我信仰的重生”。大多数早先的作者只是满足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寻章摘句，却什么也解释不了；要么就照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尽管明显无能），根据各种仔细的检查加以推断，试图切合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的只是针对人民而不是沙皇父亲的罪恶感）。因此我得重新探究问题；这让我关注到那些多少被忽略的方面，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波兰狱友关系的催化作用等。我的叙述始终留意于这些经验对他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在导致他放弃过去某些东西、为未来思想观念及艺术演进准备道路方面的决定作用。 此外，无论是在这个阶段之前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都表明，他极不愿意失去与正在发展着的俄国文化的联系；因此，我将他生平的这一特征置于我全部描述的前景，甚至忽略了对手头文献进行更全面生动的调遣。我可以补充的是，这种努力带来了喜出望外的结果，使我能比以前更深入地探究某些宁可被忽略的材料（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的通信，只有普列谢耶夫一方的信件留存下来）。这些文本对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五十年代中期俄国文化景象的反应明显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有助于廓清他生平的这段模糊图景。 不过，他第一次认真的恋爱、婚姻等事件都发生在本卷描述的年代里，比起第一卷对他私生活的处理来，就不可避免要从传记角度给予更多的对待。但我不想陷入与鲍里斯·艾亨鲍姆一样的荒谬境地。对这位评论家我十分景仰，他关于托尔斯泰的三卷本著作（遗憾的是，他去世之前未能完篇）对我是一种激励。他是俄国形式主义创始人之一，与该学派所有成员一样，他激烈反对混淆艺术与生活，后来他着手对托尔斯泰进行宏大的历史研究——但如他谨慎解释的那样，只限于“文学习俗”层面（亦即那个时代的文学及社会文化史）。他在第二卷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托尔斯泰在为农民的孩子开办学校时所作的努力以及他的教育理论，最后艾亨鲍姆得出结论说：“托尔斯泰没有移居国外，而是关闭了学校，结了婚，盘踞在亚斯纳亚·ⅹⅲ波良纳——像城堡里的封建主一样。”关于婚姻就这么多！尽管我对艾亨鲍姆无限尊敬，这番得意洋洋的偶像破坏行为也让人精神一新，可我总觉得，在“真实生活”方面他可以写得更多，这并不妨碍对“文学习俗”的主要兴趣，后者让他的苦行走向了极端。 在第一卷的前言中，我曾说：“我所写的这本书……不是一部传记。”写作本卷时，我无论如何都相信，我的那句话作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区分；我仍然认为，那些试图在我的作品中寻找“常规传记”的人往往会感到失望。批评界的反应也帮助我改变了想法，因为人们一致认为，第一卷并非试图与传记彻底决裂，而是可喜地着意拓展这一文类的界限。是的，现在我也欣然接纳一个优秀评论家的观点，他大度地谈到了我的承诺：“融合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的实验。”此刻我认识到，这种融合正是我孜孜以求的。本卷是否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应让读者诸君评判。 许多年来我数易其稿，这个任务漫长而艰辛。在前一卷的前言中，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达了谢意。我仍感激鲁弗斯·马修森，他的故世于我是损失，我的题献记录的就是这种感受。关于这第二卷，我尤其要再次感谢罗伯特·L.杰克逊和勒内·韦勒克，他们阅读了手稿，给我批评建议，为本书增色。尼娜·别尔别罗娃也好意阅读，并以其对俄罗斯生活与文学的精通给我帮助。她帮我避免了几处惊人的错误，并让我瞬间与我的传主亲近起来。我曾提到外省城市特维尔的地区委员会，她无意间说，她的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开明地主，曾见过逗留其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朱利安·杰恩斯给了我有关癫痫病的材料，并大力帮助我与耶鲁医学院的吉尔伯特·H.格拉泽博士取得联系，后者抽时间对我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的描述进行专业性审读。他们的帮助都是巨大的。 我还要感谢戴维·戈尔茨坦，他核对了我的脚注，纠正了转写错误。我感谢丽贝卡·巴林斯基太太和珍妮特·米尔斯基太太，她们一丝不苟地阅读校样，让我很受益。我的文字编辑格雷岑眼光犀利，各种错漏都逃不脱他的眼睛，他还在文体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的打字员卡罗尔·西曼斯基无限耐心，她对我正在展示的故事的兴趣让我相信，我在文本中设法做到了ⅹⅳ保持叙事的节奏。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斯拉夫目录学家奥雷斯特·佩列奇始终见闻广博，对我有求必应。盖洛德·布赖诺尔弗森也是该馆图书馆员，像在第一卷中一样，他自愿为我编写本卷的索引，不顾自身责任在不断增加。 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的间隙，古根海姆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我支持，让我有时间摆脱教务。没有他们的资助，谁知道这一卷会拖多久！对他们无限的帮助，我惟有深深地感谢，我衷心赞赏他们无比宝贵的帮助。在支付研究及打印开支方面，普林斯顿研究会一直都很及时。 最后，作为惯例，我必须把最后的话留给我的妻子玛格丽特。不过，我向她致意的责任远非出于恪守某种职业礼仪。尽管她自己的学术工作也面临许多要求，她还是做了我的第一读者和编辑，在材料组织和文体风格方面，我绝对仰仗她的判断。她在编辑方面的建议让我释然，文本能够不断推进。我的工作若没有她的引导将会负担很重，这一点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真正理解。 约瑟夫·弗兰克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8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