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教授希望我把过去写的一些散文集起来，加以选编，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我受宠若惊，很快地花了一点时间，完成任务，向他交差。他却又交给我一个困难的任务，那就是找一位文界名流为这个集子写一篇评介，让大陆的读者对我多些了解。我说困难，是因为我实在拙于求人，何况我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要到哪里去找一位能手为我写评介呢？我实在是文学界的边缘人！后来找到一位年轻的朋友，喜欢读我的文章的黄怡小姐，写了一篇介绍，又太过捧我了，想想还是写一篇自白放在后面吧！ 最近几年，台湾的建筑界出了几位写文章的年轻人。在我年轻时的几十年前，写文章的建筑人确实不多。即使今天，像我当年一方面从事建筑实务，一方面教书，同时又在报刊上写文章的人还是少见的。我说这话并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不免心头落寞！ 十几岁读中学的时候，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直想当文人，在国文课下了些功夫。可是虽有老师的鼓励，却因为在贫困的岁月，写文章是一种奢侈，为了脱困，我毅然弃文就工，选了略有文味的建筑学。我对工程图实在没有兴趣，所幸，因病在家休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缺口，就是建筑的理论与评论，使我终于决定把一生放在建筑上，再也不回头了。我并没有懊悔，因为这个缺口满足了我思辨并使用文字论辩的愿望。 我在中学国文课喜欢的是论说文，休学时期曾接触到感性的文学，但并不成气候，只能用来软化论说文中的生硬感觉。由于建筑论说是一种艺术评论，必须兼有理性与感性，因此当我写建筑论评时，文字的训练帮我不少忙，使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办杂志、写文章，让老师们另眼相看。我的功课并不很好，却被留校为助教，而且不久就被系主任派去为海军机校上建筑史课，相信也是这个原因。为此，我开始编写讲义。 我写文章的程度究竟如何呢？ 在以表达感情为主，又能呈现文字之美的文学家看来，我的文章是很粗浅的。我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有些长辈给我鼓励，总不忘加一句话，"又不是学文学的"，表示我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已经不容易了，不要太挑剔。一九七二年，应台湾《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之邀，开始以"也行"的笔名写专栏，而且发表几篇生硬的介绍建筑的文章，文学界不得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而且接受我。若干年后，《联合报》副刊的痖弦兄约我写专栏，我知道有人不赞成，还故意推辞一番。若干年后，为了出一个集子请痖弦写序，他在序文中提到我是用平实的文字写文章的人。这句话点明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文人，不会使用华丽的文字，也少引经据典。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我应蔡文甫兄之邀在中华副刊写专栏，使用的是女儿的名字"可凡"，有时也写些散文。这些专栏直到这个世纪才因副刊改版的潮流全面停止。但是内容以艺术与文物欣赏为主的散文，一直到今天仍按月在华副刊出，亦曾结集出书。《民生报》是惟一具有文化性质的报纸，自创刊开始，邀我写文化短评，直到不久前因经营困难而停刊。 其实我在为"人间"副刊写专栏不久就开始为《联合报》副刊写游记。那是在一九七四年，我有机会在英国与西欧各国游历数月，看到欧洲古文明之遗迹及先进的文化，颇多感触，就写了些以介绍建筑为主要内容的游记，寄到联副发表。这些文章后来经痖弦介绍，在一个纯文学的出版社出版，题为《域外抒情》。用"抒情"为题，略有夸张，是暗示读者这是文艺创作。可是我的文章，虽朋友们都鼓励我多写，但读者是有限的。读者要看激情的创作，以建筑游记为基调的文章，对他们来说太理性，太平淡了。 自时代背景上说，我是胡适之的信徒，相信理性、自由、民主的价值；在文学上，主张文字简明易懂，说理清楚明白，抒情平淡而有普遍性。所以有些年纪大的朋友，比较能接受我的文章。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文章也许太阳春了，不够刺激。可是我自以为，作为建筑人执笔为文，也只能做到这些。否则就要下功夫，全心全意地做文学家了。 这个集子大体上分三部分，包括了我所写文字的主要领域。排除在外的，其一是建筑的介绍与评论，因为目标读者差异太大；其二是艺术家介绍与评论，因为丛书的体例不宜于刊印彩色图片。关于第二个理由，对我选文的限制实在远甚于此。我每选一文，就要想到图片的必要性。谈到建筑与绘画的文字，没有照片相配就不免失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为此，我只好选了几篇讨论观念的文章取代。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这本集子的主要部分是游记。这样选是为了一般读者，多少有点文学的意味。前文提到，我在中年时期喜欢旅游，写些建筑与生活的游记，多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那时候台湾尚十分贫穷、封闭，出国旅游的人很少，政府也不发给旅游护照，到外国的签证很难拿到。在当时，我手上有美国的绿卡，是在美读书、工作时申请到的。回台后，用绿卡转换为华侨身份，因此比较可以随时出国。有些国家签证困难，我就用绿卡换来"白皮书"，以美国居民的身份申请。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是少数可以自由旅游的台湾居民。因为那时大家都没有到过欧洲，我的游记就对读者有些价值。所以我选在这个集子中的文章都是三十年前的旅游经验。今天的欧洲已经大幅地改变了，旅游方便，到处都是海峡两岸的游客。大家读读三十年前的欧洲游记，也许另有一番风味吧！ 在贫乏时代的旅游与今天的游客在导游带领下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单枪匹马，身上带了几百美金，在欧洲到处闯荡，那种体验已经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可体会的了。 游记分成两类，一是伦敦，一是欧洲，其中包括了一篇美西的教堂，是欧洲文化的延伸。这样分，是因为我在伦敦停留的时间比较久。当时参加伦大的研习会有三个月，后来又去了几次，所以感触较多。伦敦是西方世界的核心城市，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引起我很多观察与感叹。早时的游记中记录的仍然可以供读者参考。 欧洲的部分涵盖的国家较多，我选了几篇过去没有在大陆发表的游记，因为我曾在天津出版过一本《欧洲建筑漫步》。欧洲是我再三访问，百看不厌，文化各有特色的国家紧密地集在一起的地区。已经在《漫步》一书中发表的，由于需要配大量的图，并没有就我喜欢的游记的内容来选择。这次再选，以文字为主，不受图片来源的限制，所选就自由得多了。反过来说，我也受不能有彩色图片的限制。 我的游记内容都与建筑有关，但我是自文化的角度来介绍，假想的读者不是建筑师，相信对一般的读者理解欧洲的建筑文化应有一定的帮助，也希望对大陆喜欢文化旅游的年轻朋友有些参考的价值。 第二部分是我的环境文化观。建筑是一个专业，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建筑是生活的工具，因此是文化。建筑界也许太投注于专业工作，常常忘记文化面向的存在。上等的建筑家把建筑当成艺术，讲究一些抽象的价值，下焉者则在商场上随波逐流，成为民间居住文化的无意识的推手。我看到这些现象，觉得建筑师与大众之间需要沟通，需要互相了解，就写些桥梁性的文章。由于目的是沟通，文字中少用专业语汇，希望读者们当散文看，可以视为说理的散文。由于这些文字是以我个人的体验为基础写成的，多少带一些人生的感喟，希望通过细微的感动来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兴趣，走进我的思想脉络之中。 对环境文化的理解不是很容易的，要掌握人的生命的本质，又要对民族文化的背景有深入的观察。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些造诣来引导大家。但是举目世上，居然没有人愿意或曾经做过这类的思考，我谈这些，也算是抛砖引玉吧！而到今天，距我在东海大学的演讲与出版已三十多年了，仍没有看到有学者对此发生兴趣。我听到的反应只有刚刊出不久，戏剧界大老俞大纲先生看了我的文章，表示对于舞台空间的设计与了解，也应该自文化的角度观察与评判。这点鼓励还是经第三者传述的。 读我这一部分文章的读者，一定要关心民族文化特质才成。文化传统铸成我们的价值观，也打造了我们的行为模式，因而影响了我们对环境的看法与经营方法。这个观点听上去好像很艰涩，其实是很浅显的，只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去体会，就很容易明白了，不一定需要高深的民族学的知识。我就是通过环境特色的体验开始思考，才发现文化的潜在力量的。 试想台湾的高密度居住建筑为甚么总是充满了屋顶违建，门窗上安装的铁栅，甚至突出墙外的违章阳台呢？这样的集居环境呈现紊乱而富于生命力的感觉，除了台湾之外只有香港才有。建筑为广告所覆盖的情形，似乎更为普遍。除了台湾、香港地区外，世界上所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如此。做为一个建筑人，很希望看到建筑师所设计的造型，欣赏其美感，然而居住其中的中国人却完全无视建筑原有造型的存在。这是在日本、韩国与东南亚所看不到的情形。做为中国人，我当然会希望找出这种现象的文化来源。要解决环境设计的问题，不认识文化传统的建造行为是做不到的。反过来说，认识了中国人的环境观念，会觉得有一种文化的亲切感，逐渐接受紊乱的中国城市环境。 这种环境文化观使我在中年以后以大众的观点来理解建筑的艺术。富裕的社会来临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逐渐摆脱严峻的理性的功能主义，追求轻松、愉快的生活，因此对建筑转而要求娱乐性，使大众认识建筑己经是很重要的目标。进入老年，我写了很多轻松的文章，甚至在《人间》写了一年的建筑专栏，后来又有专书出版，都是希望用文字沟通的力量，帮助大众自己去思索他所需要的建筑。因为丢弃了功能主义的建筑观，建筑真正成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了。 进入老年，我开始把美感的大众化视为重要课题。这是我在中年以前就很重视的问题，因为我感觉到国人没有美感的传统，精神生活过于物质化，很难在逐渐全球化的世界上与先进国家竞争。自艺大校长任上退休后，我觉得把我的余年奉献在国民美育上，未始不是一个贡献于社会的方法。为此，我在《明道文艺》写了几年的《谈美》专栏，后来并出了专书，得到一定的回响。这些文章大都是辟解一些观念。国人对于美感与美育有相当严重的偏见，因此使得美感教育无法顺利推行。 我写谈美，几乎不能罢手，是因为社会上、学术界谈美的人很多，可是只能增加美的神秘性，对大众美育没有一点帮助。我要花很多口舌去一一辨明。我认为文化建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的审美能力，因此不惮其烦地自各种角度来剖析，特别是一般大众误将艺术与美混为一谈的现况。可是谈了那么久的美，出了两本书，还是没有看出有任何影响。文建会推动公民美学，实际上就是我所说的全民美育，因不得法，成果非常有限。 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不重视艺术。我曾写过一些艺术评论的文章，早年出版的《化外的灵手》到近年出版的《论艺术》收集了我所写的评介文字。但我不是艺术理论家，我所写的，大多是艺术家作品的介绍，除了与何怀硕讨论抽象艺术之外，都是应要求而写的。中国的社会并不作兴负面的评论，要写就写好听的，不好听的放在心里；即使写出来，除非受评者是敌人，否则也没有媒体为你发表，因为他们不想得罪人，或做你攻击他人的工具。这就是台湾的艺术评论一片沉寂的原因。在我们的心目中并没有平心静气的评论这回事。 要求我写的，有的是主编，他们发觉有特殊的艺术家，问我的看法，并要我写评介。早年我推荐的洪通与朱铭等乡土画家就是这样被邀稿的。有的是应艺术家友人的要求，他们要开画展，须要向大众介绍，托我为文推荐。这一类有点近乎人情，但我的原则是，只介绍我觉得好的作品，而且要有话说，并非有求必应。但有一种情形是我主动要写的，如陈其宽的绘画。我因此文得了第一届帝门基金会艺术评论奖。也因为这个机缘，后来被邀担任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坦白地说，我对盖房子的兴趣仍然大过写文章。可是建筑是一种很复杂的艺术，自构思到完成，不但耗时而且费力，常常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做得好的，而且牵连到很多相关的因素，诸如工程、法规、业主的要求等，不若写文章，一个人在书房里静下心就可写完，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作品完成的成就感。进入老年后，我索性丢弃了建筑设计的工作，闲下来，多写些文章，反而觉得生命比较充实。我非常感谢文艺界的朋友们热心帮忙，使我写的文章可以出版与读者们见面。在台湾写了三十几年，到了老年，居然有机会与大陆的读者们见面。希望在彼岸的朋友不吝指教，虽然我知道在电子支配一切的时代，阅读纸本的人已经很少了。 汉宝德 2008年10月 周志文教授希望我把过去写的一些散文集起来，加以选编，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我受宠若惊，很快地花了一点时间，完成任务，向他交差。他却又交给我一个困难的任务，那就是找一位文界名流为这个集子写一篇评介，让大陆的读者对我多些了解。我说困难，是因为我实在拙于求人，何况我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要到哪里去找一位能手为我写评介呢？我实在是文学界的边缘人！后来找到一位年轻的朋友，喜欢读我的文章的黄怡小姐，写了一篇介绍，又太过捧我了，想想还是写一篇自白放在后面吧！ 最近几年，台湾的建筑界出了几位写文章的年轻人。在我年轻时的几十年前，写文章的建筑人确实不多。即使今天，像我当年一方面从事建筑实务，一方面教书，同时又在报刊上写文章的人还是少见的。我说这话并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不免心头落寞！ 十几岁读中学的时候，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直想当文人，在国文课下了些功夫。可是虽有老师的鼓励，却因为在贫困的岁月，写文章是一种奢侈，为了脱困，我毅然弃文就工，选了略有文味的建筑学。我对工程图实在没有兴趣，所幸，因病在家休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缺口，就是建筑的理论与评论，使我终于决定把一生放在建筑上，再也不回头了。我并没有懊悔，因为这个缺口满足了我思辨并使用文字论辩的愿望。 我在中学国文课喜欢的是论说文，休学时期曾接触到感性的文学，但并不成气候，只能用来软化论说文中的生硬感觉。由于建筑论说是一种艺术评论，必须兼有理性与感性，因此当我写建筑论评时，文字的训练帮我不少忙，使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办杂志、写文章，让老师们另眼相看。我的功课并不很好，却被留校为助教，而且不久就被系主任派去为海军机校上建筑史课，相信也是这个原因。为此，我开始编写讲义。 我写文章的程度究竟如何呢？ 在以表达感情为主，又能呈现文字之美的文学家看来，我的文章是很粗浅的。我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有些长辈给我鼓励，总不忘加一句话，"又不是学文学的"，表示我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已经不容易了，不要太挑剔。一九七二年，应台湾《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之邀，开始以"也行"的笔名写专栏，而且发表几篇生硬的介绍建筑的文章，文学界不得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而且接受我。若干年后，《联合报》副刊的痖弦兄约我写专栏，我知道有人不赞成，还故意推辞一番。若干年后，为了出一个集子请痖弦写序，他在序文中提到我是用平实的文字写文章的人。这句话点明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文人，不会使用华丽的文字，也少引经据典。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我应蔡文甫兄之邀在中华副刊写专栏，使用的是女儿的名字"可凡"，有时也写些散文。这些专栏直到这个世纪才因副刊改版的潮流全面停止。但是内容以艺术与文物欣赏为主的散文，一直到今天仍按月在华副刊出，亦曾结集出书。《民生报》是惟一具有文化性质的报纸，自创刊开始，邀我写文化短评，直到不久前因经营困难而停刊。 其实我在为"人间"副刊写专栏不久就开始为《联合报》副刊写游记。那是在一九七四年，我有机会在英国与西欧各国游历数月，看到欧洲古文明之遗迹及先进的文化，颇多感触，就写了些以介绍建筑为主要内容的游记，寄到联副发表。这些文章后来经痖弦介绍，在一个纯文学的出版社出版，题为《域外抒情》。用"抒情"为题，略有夸张，是暗示读者这是文艺创作。可是我的文章，虽朋友们都鼓励我多写，但读者是有限的。读者要看激情的创作，以建筑游记为基调的文章，对他们来说太理性，太平淡了。 自时代背景上说，我是胡适之的信徒，相信理性、自由、民主的价值；在文学上，主张文字简明易懂，说理清楚明白，抒情平淡而有普遍性。所以有些年纪大的朋友，比较能接受我的文章。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文章也许太阳春了，不够刺激。可是我自以为，作为建筑人执笔为文，也只能做到这些。否则就要下功夫，全心全意地做文学家了。 这个集子大体上分三部分，包括了我所写文字的主要领域。排除在外的，其一是建筑的介绍与评论，因为目标读者差异太大；其二是艺术家介绍与评论，因为丛书的体例不宜于刊印彩色图片。关于第二个理由，对我选文的限制实在远甚于此。我每选一文，就要想到图片的必要性。谈到建筑与绘画的文字，没有照片相配就不免失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为此，我只好选了几篇讨论观念的文章取代。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这本集子的主要部分是游记。这样选是为了一般读者，多少有点文学的意味。前文提到，我在中年时期喜欢旅游，写些建筑与生活的游记，多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那时候台湾尚十分贫穷、封闭，出国旅游的人很少，政府也不发给旅游护照，到外国的签证很难拿到。在当时，我手上有美国的绿卡，是在美读书、工作时申请到的。回台后，用绿卡转换为华侨身份，因此比较可以随时出国。有些国家签证困难，我就用绿卡换来"白皮书"，以美国居民的身份申请。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是少数可以自由旅游的台湾居民。因为那时大家都没有到过欧洲，我的游记就对读者有些价值。所以我选在这个集子中的文章都是三十年前的旅游经验。今天的欧洲已经大幅地改变了，旅游方便，到处都是海峡两岸的游客。大家读读三十年前的欧洲游记，也许另有一番风味吧！ 在贫乏时代的旅游与今天的游客在导游带领下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单枪匹马，身上带了几百美金，在欧洲到处闯荡，那种体验已经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可体会的了。 游记分成两类，一是伦敦，一是欧洲，其中包括了一篇美西的教堂，是欧洲文化的延伸。这样分，是因为我在伦敦停留的时间比较久。当时参加伦大的研习会有三个月，后来又去了几次，所以感触较多。伦敦是西方世界的核心城市，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引起我很多观察与感叹。早时的游记中记录的仍然可以供读者参考。 欧洲的部分涵盖的国家较多，我选了几篇过去没有在大陆发表的游记，因为我曾在天津出版过一本《欧洲建筑漫步》。欧洲是我再三访问，百看不厌，文化各有特色的国家紧密地集在一起的地区。已经在《漫步》一书中发表的，由于需要配大量的图，并没有就我喜欢的游记的内容来选择。这次再选，以文字为主，不受图片来源的限制，所选就自由得多了。反过来说，我也受不能有彩色图片的限制。 我的游记内容都与建筑有关，但我是自文化的角度来介绍，假想的读者不是建筑师，相信对一般的读者理解欧洲的建筑文化应有一定的帮助，也希望对大陆喜欢文化旅游的年轻朋友有些参考的价值。 第二部分是我的环境文化观。建筑是一个专业，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建筑是生活的工具，因此是文化。建筑界也许太投注于专业工作，常常忘记文化面向的存在。上等的建筑家把建筑当成艺术，讲究一些抽象的价值，下焉者则在商场上随波逐流，成为民间居住文化的无意识的推手。我看到这些现象，觉得建筑师与大众之间需要沟通，需要互相了解，就写些桥梁性的文章。由于目的是沟通，文字中少用专业语汇，希望读者们当散文看，可以视为说理的散文。由于这些文字是以我个人的体验为基础写成的，多少带一些人生的感喟，希望通过细微的感动来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兴趣，走进我的思想脉络之中。 对环境文化的理解不是很容易的，要掌握人的生命的本质，又要对民族文化的背景有深入的观察。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些造诣来引导大家。但是举目世上，居然没有人愿意或曾经做过这类的思考，我谈这些，也算是抛砖引玉吧！而到今天，距我在东海大学的演讲与出版已三十多年了，仍没有看到有学者对此发生兴趣。我听到的反应只有刚刊出不久，戏剧界大老俞大纲先生看了我的文章，表示对于舞台空间的设计与了解，也应该自文化的角度观察与评判。这点鼓励还是经第三者传述的。 读我这一部分文章的读者，一定要关心民族文化特质才成。文化传统铸成我们的价值观，也打造了我们的行为模式，因而影响了我们对环境的看法与经营方法。这个观点听上去好像很艰涩，其实是很浅显的，只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去体会，就很容易明白了，不一定需要高深的民族学的知识。我就是通过环境特色的体验开始思考，才发现文化的潜在力量的。 试想台湾的高密度居住建筑为甚么总是充满了屋顶违建，门窗上安装的铁栅，甚至突出墙外的违章阳台呢？这样的集居环境呈现紊乱而富于生命力的感觉，除了台湾之外只有香港才有。建筑为广告所覆盖的情形，似乎更为普遍。除了台湾、香港地区外，世界上所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如此。做为一个建筑人，很希望看到建筑师所设计的造型，欣赏其美感，然而居住其中的中国人却完全无视建筑原有造型的存在。这是在日本、韩国与东南亚所看不到的情形。做为中国人，我当然会希望找出这种现象的文化来源。要解决环境设计的问题，不认识文化传统的建造行为是做不到的。反过来说，认识了中国人的环境观念，会觉得有一种文化的亲切感，逐渐接受紊乱的中国城市环境。 这种环境文化观使我在中年以后以大众的观点来理解建筑的艺术。富裕的社会来临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逐渐摆脱严峻的理性的功能主义，追求轻松、愉快的生活，因此对建筑转而要求娱乐性，使大众认识建筑己经是很重要的目标。进入老年，我写了很多轻松的文章，甚至在《人间》写了一年的建筑专栏，后来又有专书出版，都是希望用文字沟通的力量，帮助大众自己去思索他所需要的建筑。因为丢弃了功能主义的建筑观，建筑真正成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了。 进入老年，我开始把美感的大众化视为重要课题。这是我在中年以前就很重视的问题，因为我感觉到国人没有美感的传统，精神生活过于物质化，很难在逐渐全球化的世界上与先进国家竞争。自艺大校长任上退休后，我觉得把我的余年奉献在国民美育上，未始不是一个贡献于社会的方法。为此，我在《明道文艺》写了几年的《谈美》专栏，后来并出了专书，得到一定的回响。这些文章大都是辟解一些观念。国人对于美感与美育有相当严重的偏见，因此使得美感教育无法顺利推行。 我写谈美，几乎不能罢手，是因为社会上、学术界谈美的人很多，可是只能增加美的神秘性，对大众美育没有一点帮助。我要花很多口舌去一一辨明。我认为文化建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的审美能力，因此不惮其烦地自各种角度来剖析，特别是一般大众误将艺术与美混为一谈的现况。可是谈了那么久的美，出了两本书，还是没有看出有任何影响。文建会推动公民美学，实际上就是我所说的全民美育，因不得法，成果非常有限。 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不重视艺术。我曾写过一些艺术评论的文章，早年出版的《化外的灵手》到近年出版的《论艺术》收集了我所写的评介文字。但我不是艺术理论家，我所写的，大多是艺术家作品的介绍，除了与何怀硕讨论抽象艺术之外，都是应要求而写的。中国的社会并不作兴负面的评论，要写就写好听的，不好听的放在心里；即使写出来，除非受评者是敌人，否则也没有媒体为你发表，因为他们不想得罪人，或做你攻击他人的工具。这就是台湾的艺术评论一片沉寂的原因。在我们的心目中并没有平心静气的评论这回事。 要求我写的，有的是主编，他们发觉有特殊的艺术家，问我的看法，并要我写评介。早年我推荐的洪通与朱铭等乡土画家就是这样被邀稿的。有的是应艺术家友人的要求，他们要开画展，须要向大众介绍，托我为文推荐。这一类有点近乎人情，但我的原则是，只介绍我觉得好的作品，而且要有话说，并非有求必应。但有一种情形是我主动要写的，如陈其宽的绘画。我因此文得了第一届帝门基金会艺术评论奖。也因为这个机缘，后来被邀担任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坦白地说，我对盖房子的兴趣仍然大过写文章。可是建筑是一种很复杂的艺术，自构思到完成，不但耗时而且费力，常常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做得好的，而且牵连到很多相关的因素，诸如工程、法规、业主的要求等，不若写文章，一个人在书房里静下心就可写完，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作品完成的成就感。进入老年后，我索性丢弃了建筑设计的工作，闲下来，多写些文章，反而觉得生命比较充实。我非常感谢文艺界的朋友们热心帮忙，使我写的文章可以出版与读者们见面。在台湾写了三十几年，到了老年，居然有机会与大陆的读者们见面。希望在彼岸的朋友不吝指教，虽然我知道在电子支配一切的时代，阅读纸本的人已经很少了。 汉宝德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