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仲夏，那时画院分“红旗派”和“斩阎王”两派。“斩阎王”要斗丰子恺，“红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当时的美术学校（就是学生曾来抄过我们家的那个学校）里关起来，美其名日“隔离审查”。有时还把他临时转移到对面的电影制片厂去。爸爸犹如他们的猎物，只得任其摆布。 画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关在同一间房里。爸爸去世后，我也访问了邵先生，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1979年6月28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谓“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龙华革命公墓后的7月11日和12日，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连载了邵洛阳先生的一篇长文《挑灯风雨夜，往事从头说》。邵先生在该文中介绍了老院长丰子恺的生平后，提到了他们两人关在一起的情况。今抄录如下： 一九六七年的仲夏，上海布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风，丰老和我都被“隔离”，可还有点自由，可到饭堂吃饭，可至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丰老有一瓶药酒，晚上尚可浅酌。他把自己摘录的鲁迅语录一本给我看。他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他心胸宽荡，从不在意。夜阑人静，虽蜗居斗室，却谈得海阔天空，也不免谈到宗教，谈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佛教的南北宗（顿语与渐悟），慢慢转到丰老的宗教信仰。我说，日本的谷崎说你是现代的陶渊明、王维，看来颇有些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吧？丰老笑着说：“我可没有这样雅，我在二十年前说过，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尖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常在我心中交战。弘一法师一生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再变为教师，三变为道人，四变为和尚，每一变都认真。他的遗训“认真”两字永远使我铭记心头。 后来爸爸又和他谈宗教信仰。爸爸说： “‘无常之恸”是宗教信念的出发点，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点上。古诗中的‘伤彼蕙兰花，含笑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都是借花喻惜人生之无常。诗人对这点最为敏感，而醉心名利的人，是给荣誉和黄金蒙住眼睛的，毫无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余暇。其实‘人生无常’，原是个平凡的道理。但世间‘相逢不知老’的人太多，因此这话成了空言。” 爸爸和他又谈到吃素和戒杀，爸爸对邵先生说： “我是父亲的遗习，除幼年吃过火腿外，平生不知肉味，吃了鲜肉要呕吐。现在偶尔吃点鱼和蛋，基本上吃素食。我戒过酒，现在晚餐时喝一点黄酒，对睡觉有好处。‘戒杀’——他沉吟了一下——是为了‘护生’，内骨子是‘护心’，去掉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乃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理，扩大了就会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戒杀实在是为了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对‘护生戒杀’切勿拘泥字面，一拘泥连水也不能喝了，一滴水中有多多少少微生物啊？” 谈到这里，两人相顾大笑。…… 爸爸被关在美术学校里“隔离审查”一个多月，竟在这“牢房”似的地方和邵先生大谈其宗教和护生。如果让“造反派”们知道了，会被称为“放毒”，受到大批特批。没想到他们在这雨横风狂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给他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使他可以在其中痛快地宣扬宗教思想。 关于邵先生文中所说的“短榻两具”，听邵先生说，造反派把一只抄家得来的全新的钢丝床给爸爸睡了，邵先生只睡一张普通的硬板床。他们对爸爸还算不错，可能是看他年长些吧。 至于邵先生说爸爸在“隔离”室里喝“药酒”，那可是上了爸爸的当！爸爸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还必须喝黄酒，不惯于喝别的酒。为了这个，他离开了没有绍兴酒的台湾。如今被隔离在美术学校，没酒喝，度日如年。坐牢房可以探监，在美术学校当然也应该容许家人探望送物。我和妈妈经常前去送物。 有一次，爸爸悄悄地说： “给我送点酒来！” “让他们知道了会有问题吗？” “就说是治病的药酒。” “噢噢，好好！”就这样，爸爸虽被隔离，却能天天喝到绍兴酒。 还有一件事，也是爸爸开动脑筋对付造反派的策略。爸爸的假牙原本有一颗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掉了。他在隔离期间有一次对造反派说： “我刚才跌了一跤，把牙齿也跌落了。” “能吃东西吗？”看来是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造反派，居然关心爸爸吃东西。 “不方便了啊……”爸爸趁机说。 就这样，爸爸居然赢得了一次回去补牙的机会。 就在这一次，我和弟弟奉命去美术学校接爸爸。我们搀扶着爸爸，高高兴兴地穿过马路，来到电影制片厂门口42路起点站。正好有一辆空车停着。我们连忙上车，巴不得车马上开，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偏偏乘客还少，开车时间还没到。我好像有什么预感，眼睛望着对面的美术学校，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忽然，学校里跑出一个人来。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吧？！我心里怦怦乱跳。弟弟竟也注意到了。如果他们要叫爸爸回去，怎么办呢！ 那人竟直奔42路，而且走上车来了。我连忙站起来笑脸相迎。 “丰子恺！你不能回去！你今天的检查还没交呢。” 弟弟是个烈性子人。脸色已经变得很不好看。我连忙站过去，遮住他一点，对那人说： “爸爸今天很不舒服，大概是不消化吧——”我话音未落，爸爸马上结结巴巴地说： “我回去写，来的时候补交。……我一定好好写，写长一点，深深地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是啊，是啊！我们会监督他写……”我说尽了好话。 幸好在这时，大概开车的时间快到了，司机上来了。那造反派犹豫了一下。在这时要说服我们，由他一人搀扶七旬老人下车，恐怕司机会等不及。司机是工人阶级啊，他才不买造反派的账呢。再说，那造反派可能只是专门管收检讨之类的，而不是那种哼哼呵呵的头头，所以他妥协了，自己赶快走下车去。 车开了！这真是一辆救护车啊！如果车不在这节骨眼上开，如果那造反派是个狼心狗肺，定要把爸爸拖下车，今天的事就不堪设想了！ 不是为了爸爸不能回去和家人团圆，而是弟弟一定会和那人大吵一场甚至打起来。一个“黑八类”的儿子和造反派干起来，会有什么好结果！ 弟弟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所以他很不适宜与造反派周旋。记得有一次为了我劝他在政治上心里一套表面一套，他与我争论得很激烈，终于吵翻了。他怒气冲冲地走掉，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跟我说话。是啊！我们是在爸爸的教育下长大的。爸爸教我们做人要真诚。他歌颂儿童的天真烂漫，讨厌大人的虚伪。可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这种做人的办法行得通吗？！ 虽然那一次逃过了劫难，得以回家团团圆圆地过上几天，但爸爸还是得回去继续接受“隔离审查”。而且有一次在受批斗时被剪掉了一部分胡须。爸爸回家来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这件事。他甚至诙谐地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过几天就会长出来的。” 在1947年出版的《又生画集》的自序中，爸爸说想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能出版画册，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叫当时才九岁的新枚以这两句诗为题，画了一幅画充作扉页。想不到二十年后爸爸又遇到了更厉害的“野火”，可是这一回他终于没能等到春风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