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考古学并不擅长的族属国别问题，仅从文化面貌上看，设若二里冈文化是商王朝的早期阶段，那么二里头文化就应当是最大、最主要的“先商文化”了。换言之，二里头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直接前身，二者在礼制文化的内涵与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上都一脉相承，且续有发展。 二里冈期和殷墟期商王朝继承发展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统驭方式，吸纳了更广大的区域内的宗教祭祀形式，从而确立了具有华夏文明特色的礼制。这包括宫室制度、墓葬制度和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整合，因祭祀祖先而盛行的动物殉牲和人殉人牲，王权在神的名义下实施的占卜行为，以及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的出现，等等。仅就青铜礼器而言，器物组合所标示的等级制度进一步明确，占有鼎和其他青铜礼器与否以及数量的多寡，成为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鉴于此，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的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礼器模仿的背景，是社会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趋同，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之所在。而二里头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是“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 我们还可以陶器生产为例，窥见国家对手工业管理力度的不断增强。经过对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炊煮用陶器的口径与容量等指标的比较研究，可知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相比，二里冈文化陶器的尺寸较为均一，表明当时的陶器制作已存在着一定的标准化要求。就器类而言，也有减少和统一的趋势。鉴于此，有学者推测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可能还是业余工匠各自烧制而成；到了二里冈文化时期，应当已是越来越少的生产者掌控日益固定化的陶器类型，有专业工匠对陶器进行“标准化”的批量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的陶器生产可能是肇始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 到了这一阶段，超越了地域社会架构的国家组织，在政治上的统合度进一步增强，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商王朝在畿内地区二里头时代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增筑城垣，在畿外修筑城址作为资源集散据点，派驻人员进行管理控制。 研究表明，商王朝资源物资向王都集中的模式，可以概括为纳贡和再分配的互酬制度。即资源和物资向王纳贡，而由王将作为身份地位标志的青铜礼器向下再分配，从而确立了对王朝的一元化的纳贡制度。然而，在青铜礼器集中于王都的二里头时代，它是居于王都的王及统治阶层所独占的宝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而以赐予的形式扩散到各地的应是陶礼器。不过赐予青铜礼器的制度或可上溯至二里头时代。进入二里头文化末期，在二里头遗址以外也发现有青铜礼器。例如河南郑州、荥阳西史村、高村寺、新郑望京楼，以及河南洛宁和安徽肥西（采集）所见。这表明青铜礼器的使用阶层在空间上有所扩大。以二里头为中心的畿内地区以外的地域集团，可能也被纳入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等级秩序范围内，从而形成更广阔的统治结构。 要之，相当于商王朝的二里冈期和殷墟期，以商文明为主干，在东亚大两河流域形成更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的交流网。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构成此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可以说，二里头时代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扩展与分封达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