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的一代"、嬉皮运动盛行的时代，您却在巴尔的摩的公立图书馆里沉醉于另一种诗歌。为什么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没有影响到您？ 宇文所安：哈！这是偶然的。在那个年龄，我读金斯伯格的诗和凯鲁亚克的散文，我也同时开始喜欢中国的古典诗歌。西方的现代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诗人站在一个特别的、与人群分离的地方讲话，譬如站在一个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但中国的古典诗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社会的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关系。 另外，艰涩与深刻是两个概念。一首字面上简简单单的诗可以很深刻；艰涩的，不一定是深刻的。 记者：还记得第一批接触到的中国诗是什么吗？为什么会有恋爱的感觉？ 宇文所安：是英文版的中国诗集《白驹》，但不记得第一首诗是什么了。喜欢上一首诗的原因有很多，而不同的年纪会喜欢上不同的诗。可能是因为它的意境、作者的个性、文字之美，有时候也许只有两句美丽的诗行，就足够了。 另一个值得珍视它们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匆匆忙忙，每一个瞬间出现又很快消失。诗歌可以抓住某个瞬间，让人们停顿下来，凝视它。中国古诗里有一些很日常性的东西，它抓住的那个瞬间也许忽然就会变得神奇而魔幻，它让生活值得流连。 记者：您喜欢孟郊的诗，是因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日常性吗？ 宇文所安：我喜欢孟郊，不是因为他展示美，而是丑。他的诗很"丑"呢。 记者：古典诗歌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田晓菲：它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东西，不只是立志研究它们的研究生的事情。哈佛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去做律师，去当医生，但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古典诗歌离今天并不遥远，人们对古典文学是好奇的，渴望了解的，或充满兴趣的；而在通俗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历史的重现。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学活起来，于是就需要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讨。那些沿习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的诗，就是含蓄，说到某某的诗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应该把这些作品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多说出一些什么来。 记者：这一两年来，我们这里比较流行学者在电视上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语言向老百姓讲《论语》、《庄子》、"三国"什么的，不知道算不算"注入了新活力"。在美国、英国或别的地方，学者们上电视给大家讲莎士比亚吗？ 宇文所安：[笑]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田晓菲：确实很少看到有一个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电视上讲……这似乎是不对等的。每一门学问背后要下许多苦功夫，如果学者上电视太多，变成一个大众新闻人物，会占去许多下苦功的时间，我觉得未免有些不值得。而且从长远来讲，要产生文化上的深远影响，不是突击几个月、几年，做几场演讲，卖几百万本畅销书就能奏效的。你要拿出新的观点，也不是拿些最时髦的理论就可以建构的，真的需要很深的学养做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记者：在那篇评论北岛英文版诗集的文章里，您表达了一些观点，人们因此有这样的感觉--您觉得中国的现代诗不如古代诗歌。 宇文所安：[面部表情丰富，似乎很吃惊]我没有此意。你知道，在国外，一篇书评可以讲优点，也可以同时讲缺点；但在中国，似乎只能一个调子，要么好，要么坏。他们只是选取了我讲缺点的那部分。 记者：有人把您、顾彬、马悦然，分别看作对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三个代表性人物，您觉得呢？ 宇文所安：如果从翻译角度来讲，我译得最多的确实是中国古典诗歌。但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对元以后直到民国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有兴趣，我对现代的东西也非常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