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5岁的雷•查尔斯•鲁宾逊，和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和美国，一起跨入了二战后的新纪元。杰克逊维尔是圣约翰河流的一个深水港口城市，拥有20万人口，是全州最大的城市。它在20年代极尽繁华，30年代渐渐衰败。二战期间又重新繁华了起来，有82艘自由轮、12辆坦克、数不胜数的小艇，在城里的造船厂下了水。现在战争结束了，市府领导开始担心和平会终止现有的繁荣。然而，对于各处的美国民众来说，8月胜利的欢乐并没有褪色，它演变为大面积的乐观情绪。归国的士兵们脱去军装，参加工作，找人结婚。年轻夫妇们以新生儿、新家、新车来体现自己对未来的信心。跟别的很多城市一样，杰克逊维尔市的扩张速度惊人，十年间规模就翻了一倍。 对于战后的这种乐观风潮，杰克逊维尔市的7.47万名黑人，比白人更多地持怀疑态度。好时光当然胜于坏时光，但吉姆•克劳法译者注：JimCrow，吉姆•克劳法，对黑人进行隔离、压制的一套种族歧视做法。仍然在执行，所有的前景都指向同样的旧时光景、旧时光景。《临界》——全美有色人种进步联盟（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旗下的一本杂志，刊载了一篇专题文章，评述1942年的杰克逊维尔市。尽管有那些荣耀、显赫的黑人家庭的照片，全美有色人种进步联盟（NAACP）青年会的主席还是写道：“那些高耸的写字楼里，没有一个速记员、职员、秘书或者商人，是我们黑人。那些现代的商店里面，也没有一个售货员是黑人。”杰克逊维尔市社会事务局委员会 1948年的一份报告披露：“没有对有色人种开放的海滩。”唯一一座对黑人开放的公园“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椅子”。黑人区唯一一条铺得像样点的街道也是 “原本属于白人的……其中一条街”。 佛瑞德和莉娜•梅•汤普森住在教堂西街752号，一栋两层高的木结构洋楼里。这里是市区的西部，房屋建筑简朴，街上种着参天大树，整个地区被称作“别墅区”（LaVilla）。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城市姓名地址录上，“别墅区”居民名址后面都标有一个小“（c）”译者注：c为 colored一词打头字母。，意为“有色人种”。佛瑞德和莉娜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高兴接纳RC这个阳光大男孩。他回应了他们的爱，很快，跟他们相处得就像跟在塔拉哈西的“小山羊布”和“洋娃娃多莉”相处一样舒服自在了。吃过晚饭后，大家很欢迎他留在厨房里度过夜晚。周六晚上，全家围在收音机前收听格兰德•奥利•奥普莱(GrandOleOpry)的节目；而周日晚上，他们则看艾莫斯和安迪（AmosandAndy）的滑稽剧，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莉娜想给RC买些衣服，佛瑞德则给他补贴公共汽车费。但无论如何，RC都已下决心要尽快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来养活自己。佛瑞德说第一步是参加音乐家协会，他马上陪RC出发，朝北步行了一个街区，来到座落在艾士利西街(WestAshleyStreet)的协会大厅。 90年代中期，艾士利西街上杂草丛生的空地已远远多于建筑物了。住在残存的旧建筑里的居民们，伛偻着身子，神情倦怠地在街上溜达着。然而在1945年，从布罗德（Broad）到戴维斯大街间的四个街区却是熙熙攘攘的，按老居民的说法是“杰克逊维尔的哈勒姆译者注：Harlem，哈勒姆，纽约的黑人住宅区。”。佛瑞德牵着RC在人行道上走着，到处都是购物或等公车的人。他们经过咖啡馆、美容院、皮西厄斯骑士大厅 (KnightsofPythiasHall)、斯特兰德剧院(theStrandTheatre)、曼纽尔踢踏舞厅(ManuelTapRoom)和德拉瓦台球厅(LenapeBilliardHall)。高高的瑞奇蒙德酒店(RichmondHotel)耸立在布罗德大街的街角，对面角落就是斯坦顿中学(theStantonSchool)，这是全城唯一一所黑人高中。詹姆士•威尔登•约翰逊(JamesWeldonJohnson)曾在那里任教，并为它写了校歌《高声歌唱》(LiftEveryVoiceandSing)，一首激动人心的赞美诗，后来就成为非正式的“黑人国歌”了。 西艾士利街的老板，人称“查理•艾德”的詹姆士•克赖德多克(James“CharlieEdd”Craddock)，经常站在他的典当行门口，向行人点头致意。查理•艾德还拥有一家舞厅，名字叫做“两个圆点”（TwoSpot），根据《临界》的介绍，那是“黑人开的最好的舞厅”，他还拥有数量超过一打的路边小酒馆。查理•艾德雇请音乐家在他的俱乐部表演，把他商店的乐队制服卖给他们。为帮他们赎回典当出去的喇叭等乐器，他还做些文书工作，并出资创建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全美音乐家协会杰克逊维尔632分部（有色人种部）。1945年，632分部共有成员150名成员之多，在克拉拉•怀特救济会（ClaraWhiteMission）大楼设有办公室，那是建在西艾士利街613号的一栋外观抢眼的建筑物，外墙是灰泥粉刷的，共三层楼。奴隶出身的克拉拉•怀特创建了这个救济会，作为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下面这段话是她的座右铭：力所能及 奉行众善 不分人等 随力行善克拉拉•怀特的女儿娥莎(Eartha)接手管理救济会，使它成为大萧条和战争时期黑人社团的枢纽。救济会的入口处的两侧，分别是窗明几净的理发店和好莱坞音乐书店(HollywoodMusicStore)。632分部的办公室在三楼，不过成员们喜欢聚坐在楼下一架老旧的竖式钢琴边闲聊，钢琴在救济会大厅的角落里，大厅的墙被刷得雪白雪白的。 去过几次之后，对于一路上那些路边石的高度，以及人行道的哪几处被树根撑裂了，RC已经了如指掌。每天下午他都会去救济会大楼，逮着人就跟人说他是RC•鲁宾逊，是钢琴手和歌手，随时都有能力应付一场爵士乐演出。老乐手们盯着这个肩膀宽宽、好动的、长得过于高大的盲少年，咧嘴直乐。哈，整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 亚历山大•佩利（AlexanderPerry），瘦高，35岁上下，是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本地人。1945 年至1946年期间，他是632分部成员之一。50年后，他依然音乐不止，在北杰克逊维尔教堂演出。他对RC印象深刻，也记得RC每天去救济会的艰难行程。“我刚从部队退役，就参加曼纽尔踢踏舞厅的阿尔文•唐宁的乐队(AlvinDowningband)演出。RC那时还是个孩子——眼睛瞎了，不过性格很好。” 佩利的音乐生涯与他同时代的黑人流行音乐家们（也包括白人）多有相似，他的生活折射了整整一个时代。1920年代，他还是个少年,就随两个音乐家哥哥北上来到纽约。在朱丽叶音乐学院夜校学习音乐的基础知识和技巧后，整个30年代到40年代，他随一些已湮没了的乐队四处巡演，从阿斯伯里公园(AsburyPark)到大西洋城(AtlanticCity)，从费城（Philadelphia）到匹兹堡（Pittsburgh），从克利夫兰（Cleveland）到芝加哥（Chicago），然后经布法罗回纽约。“有时会在路上耽搁好几个礼拜，直到经理人安排好了下一站的巡演。”佩利回忆道，“不管去到哪个城市，我们都去音乐家协会大厅的椅子上坐着，等有人来请我们去演出。我拿手的乐器是小号，不过人家也常要我演奏萨克斯管、长号、钢琴，还有鼓。如果不是经理人安排好下一个新的活计的话，我就得一直那样混下去了。”在杰克逊维尔发展得不顺，佩利就回佛罗里达去了。那年冬天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632分部坐冷板凳的人。“埃灵顿公爵(DukeEllington)的乐团来过‘两个圆点’”佩利回忆说，“阿姆斯壮(Armstrong)和吉米•兰斯佛德（JimmyLunceford)也来过。即便是埃灵顿公爵也未必马上找得到演出的活干，大伙就在这里呆个十天半个月的，四处找活干。整个乐团不一定有活，但一些团员就有人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