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看来，这样的判定给各大学提高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凭数据而非名气说话，也给以下弱势大学创造了提升自己的机会：比如华盛顿大学和西北大学，本来都名不见经传，但这几年常常排在10名上下，甚至有时成为十大名校。 高等教育要不要产业化？这个问题，一直拷问着中国教育界。但在美国，高等教育的精英已经非常产业化了。用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执行编辑萨诺夫（Alvin Sanoff）的话说：“现在的精英大学，如同正在打商业战的软件公司，你死我活，都想击败对方。” 竞争一激烈，就会有犯规的事情。2002年春天，普林斯顿录取办公室的几个雇员，竟不惜当“骇客”，进入耶鲁新生录取的网页，偷看11位被两个学校都录取的学生的档案。这些学生中，包括时装模特、布什的侄女劳伦·布什（Lauren Bush）。这一偷鸡摸狗的行为，无非是想偷看耶鲁方面给了这些学生什么条件，自己可以决定用什么筹码把这些学生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是美国顶尖的三所大学。如此精英名校卷入这等勾当，当然就成了一大丑闻。 然而，如果考虑到美国大学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在意料之中。虽然各大学口口声声反对市场的排名，声称这些排名是不懂教育的人在衡量教育，但是在行动上，大家都不遗余力地要提升自己在排名榜上的名次。实际上，各种排名，都是私人机构操作，大学完全没有与之配合的义务。只要各大学拒绝提供有关资料，大学排名就做不成。可惜，如今的排名，已经成了高等教育市场上最有影响的“消费者指南”。根据1995年的一个研究，SAT考分在1300以上的精英大学新生，79％在决定去哪个学校时受了排名的重大影响。分数在1001到1300之间的，有59％考虑排名因素。考到700分以下的，只有27％考虑排名。看来，越有竞争力的学生，把排名看得越重。所以，越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越不敢得罪排名。 最有名的排名，当然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年一度的大学评价。批评者对这个排名的弱点讲得很清楚：该排名只看投入，不看产出。排名的依据，是一些硬碰硬的数据：学校的财政资源、校友捐助、毕业率、SAT平均成绩、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课堂规模，等等。至于学生如何在学校接受教育，则几乎没有评价。 但是，为了对付这样一个片面的排名，各校可谓挖空心思。据《华尔街日报》1995年的报道，20％的学校提交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录取学生的SAT分数资料不实。纽约大学没有把100个穷学生的考试成绩包括进去。波士顿大学把国际学生的英语成绩略去。哈佛大学无法解释所提交的成绩为什么比实际高15分。 提前录取又是一招。因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非常重视各学校的“选择率”。这个“选择率”话分两头：一个大学在申请者中录取的比例低，就说明这个学校难进、有竞争性。所以，再好的学校，即使知道你不够格，也希望你申请，以求用被拒绝的学生人数压低自己的录取率。录取以后，多少学生决定来，这个比率也同样反映了学校的竞争力。为了提高录取接受率，一些学校就对学生提出交易：你把我们列为“第一志愿”，录取后不能去别的地方，我们则在录取上给予优惠。这样就等于录取一个来一个，大大提高了录取接受率。在2001年，哥伦比亚和耶鲁这样录取的学生几乎占了新生的一半。2003年的一个研究表明，选择提前录取的学生，被录取的机会要提高50％。但也正是这样，提前录取的学生的学术记录明显比正常录取的学生弱。耶鲁后来决定取消提前录取的方式，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像Emory University等紧跟在一流大学之后的院校，常常拒绝录取最优秀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大部分只会去一流大学，把自己当候选，录取了也不会来。结果，学校的录取接收率大大提高。 批评者指出，这样的市场竞争，把大家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包装自己上，忘了教育的本分，使商业化侵蚀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传统。但是，整体看来，这样的判定给各大学提高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凭数据而非名气说话，也给以下弱势大学创造了提升自己的机会：比如华盛顿大学和西北大学，本来都名不见经传，但这几年常常排在10名上下，甚至有时成为十大名校。伯克利大名鼎鼎，但本科教育不佳，大课太多，常常排在20名以后。我有个朋友的孩子被芝加哥、伯克利等名校录取，但最后决定去西北，就是因为亲身的校园访问使他们认定西北比这些大名校更好。看来排名还是颇有准的。 美国大学，有私立、州立，还有所谓营利性大学。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大学是产业。但是，大部分大学，不得不按产业的方式经营、在市场上竞争。一个学生可以被几个大学同时录取，大学选择学生，学生也选择大学。这样，就不仅有学生之间的竞争，大学之间也必须竞争。这一点，实在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学习的。 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 美国大学由于有雄厚的实力和教育质量，又有灵活的体制，使各个层级的大学都有增长的空间，所以在全球化中的竞争中有望全方位地征服世界：既把全球的精英招揽到其一流名校之中，其低层次的大学也全线出击，抢占大学经济的市场份额。有些人甚至称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对此，我们是爱也好，恨也好，都必须直面这个严峻的现实：在全球化的高等教育中，落后的教育体制得到的国界的保护将会越来越少。一个国家很难强迫自己的老百姓接受其指定的教育制度。如果你的教育僵化落后，最好的学生、教授就会一走了之。世界的高等教育，将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 类似这样的故事已经没有什么新奇感了：清华某系1989级的毕业生在美国聚会，大家屈指一算，大部分同学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反而是凤毛麟角。这一现象不仅限于清华。北大、科大、复旦，中国名校不知有多少班，同学聚会在美国要比在中国更方便。 这反映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高等教育正在全球化，美国的大学又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带头羊，中国则是跟在后面的羊群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请看几个简单的事实：美国吸引着最多的外国留学生；外国留学生给美国的GDP每年增添130亿美元；2002-2003学年，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近60万。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0％，远远高出排在第二的印度（4％）；据说北大的有些系，有1／3的教授有美国的博士学位。 “9·11”后美国施行新的签证政策，草木皆兵，致使留美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人数锐减。在2003-2004学年，留美学生人数下降24％，申请研究院的外国学生下降了28％，实际注册人数下降了6％。这是自1971-1972学年以来30多年里的第一次下跌。不过，此一局面已经引起美国教育界、企业界、政治界人士的警醒。签证制度正在酝酿重大改革。据美国高等教育权威杂志《高等教育编年》（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报道，联邦政府正和各州、大学协调，要制定一个吸引外国学生的“国策”，其中不仅包括改革签证制度和政策，而且还在考虑放松对外国学生在校外打工的限制，使外国学生更容易在美国生存。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大学对中国的影响将更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将有更多的机会到美国读书。讨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无法把美国的高等教育置之度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中国学生要在美国的大学拿到学位，许多美国的博士要到中国的大学拿到教职。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许多美国的学位包含着中国教育的初期训练，许多中国大学的毕业生要在美国教书。特别是未来几十年，留学将从极少数精英的特权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中美高等教育的交互影响将愈来愈大。了解在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也就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界和大学生们的必修课。 毫无疑问，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大学会主宰全球化的世界高等教育。这种主宰建立在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的基础之上：美国大学的优异及其高等教育体制的灵活性。 美国大学的优异，不仅在于我反复强调的一些基本事实：美国大学占据了大部分世界名校的位置，生产着世界大部分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着最有质量的教育，拥有无与伦比的财政实力，等等。其优异还体现在其不可取代性，即没有别的地方的大学能够与之竞争。在美国之外，大学最有实力的当属欧洲。欧洲大学曾经是美国大学的范本。但是看看现在的欧洲大学如何呢？仅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1900-1909年，该校出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1910-1919年出了6位，1920-1929年4位，1930-1939年6位，1940-1949年1位，1950-1956年4位。蒙森、普朗克、爱因斯坦、海森堡都曾是这个学校的骄子。但是，1956年后，诺贝尔奖得主在此校就消失了。如今，在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该校排在第九十五位，与美国的犹他大学并列。当然，如此戏剧性的下跌，和希特勒时代迫害犹太学者以及冷战时代该校在民主德国治下有关。但是，即使纵观今天的德国大学，也几乎没有一所能够在世界上列入一流。整个欧洲，只有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可以和美国的精英大学相提并论。但这两所大学也是赤字累累、危机重重。 反观美国，仅以芝加哥大学为例：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55位获奖者中有9位在芝加哥大学教书，14位接受过芝加哥大学的训练或曾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而美国这种重量级的大学，还有许多家。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竞争，美国大学自然是主宰。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有两个层次。第一是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学生、教授都会进行跨国界的迁徙，哪里的条件好就在哪里落脚。第二是课程、校园跨越国界：一些大学利用自己的品牌，到处建立校园，成为高等教育的全球连锁店。 在这样的格局中，人才跨国流动的方式显然属于高层次的全球化。因为高等教育不能仅仅靠牌子，还要靠真正的教学。你受哈佛的教育，是因为你住在哈佛，与哈佛的学生做同学，上哈佛教授的课。如果在北京听北大教授的课，即使在毕业文凭上写个哈佛的名字，也根本不能算受了哈佛的训练。所以，世界一流名校，不管自己的牌子有多硬，也不愿意轻易在海外建分校，而是要把海外精英吸引到自己的校园里来。也就是说，工厂原地不动，产品遍布全球。 在这种高层次的全球化中，其实还可以再分两个等级：高等级的竞争是争夺人才，低等级的竞争是争夺学费。 所谓争夺人才，就是不惜工本地把第一流学者抢到手，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在这方面，美国基本上一手遮天。而这也是美国建立其对世界统治的基础。要知道，当年罗马帝国的繁盛，一大原因就是被罗马征服地区的许多精英，都服膺于罗马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精通希腊、拉丁的语文和学术，成为帝国的黏合剂。如今同样的业绩正在美国重复。哈佛有些系的博士生，40％是来自国外。美国吸引外国博士生的能力，超过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其他成员国吸引外国博士生的总和。1998-2001年，2／3在美国拿到博士的外国理工科学生表示希望留下。美国大学坚持在全球范围招聘教授。在主要大学的新聘教授中，只有7％是由本校培养的。就连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奋斗的萨义德，也在美国大学教书，并对之赞不绝口。相比之下，法国的新聘教授有50％是本校培养，在西班牙则是95％，基本是近亲繁殖。法国的学术界人士，只有2％是外国出生！这种中世纪式的狭隘，进一步映衬出美国大学兼容并包的气魄。 这种人才竞争，纯属豪门斗富，没钱玩不起，也没有人玩得过美国。几年前曾碰到一位剑桥来的教授，他对美国不仅不喜欢，而且一肚子怒气，研究的也是英国的问题。对他而言，剑桥无疑是最好的地方。但是，美国的名校一出手，工资比在剑桥多一倍，他马上欢天喜地地跨过了大西洋。许多欧洲的教授，也是这样竞相往美国跑。大约10年前，我还接待过一个研究古希腊的英国教授，著述响当当，但来游耶鲁时竟要在我们研究生夫妇寒酸得进不去人的家里打地铺，等到了芝加哥一位同行的家里一看，目瞪口呆，发誓一定要来美国教书，可惜至今未见“得逞”。研究生也是一样。我10多年前开始耶鲁的博士课程时，奖学金中的生活费是一万美元出头。如今的后辈，一年的生活费几乎是两万，外加医疗保险等，等于是一笔工作收入了。世界各地的学生，能不来美国吗？ 19世纪的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产物。比如美国的大学，目标是培养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以古典训练为主干，常青藤的学生来源基本是东北部的上流社会子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美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向西部扩张。哈佛、耶鲁等名校，就面临着一个把自己从地域性、单一阶层的大学变成全国性、多种阶层的大学的挑战，扩展大学的社会代表性。这一转型的顺利完成，为美国大学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来应付当今的挑战：把全国性、西方文化的大学变成世界性、包容多种非西方文化的大学，以适应美国的全球责任。美国大学在“二战”前后吸引了爱因斯坦等大量欧洲学者，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为提高外国学生在本科生中的比率上展开竞争，为此增设奖学金，把世界各地的秀异之士网罗进自己的校园。其实，不仅是大学，就是美国一些财大气粗的精英寄宿高中，也给外国高中生提供慷慨的奖学金，在非常早的阶段就开始包容世界。可以想见，这样做的目标，就是使世界各地的精英都能够参与以美国为主宰的世界秩序的建设。 烧不起钱的大学，自然无力承担太多这样的环球使命。不过，这些学校由于数量众多，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比哈佛、耶鲁这些帝国式的大学逊色。它们所争夺的，是“大学经济”中的学费。欧洲大学被政府控制，学生的学费基本是象征性的，教育费用要国家埋单。但国家又埋不起单，只好瞎凑合。比如英国的大学在欧洲是以高学费著称，水平也是最高的。但是，牛津大学每年的赤字达200亿英镑，累积的教学与研究赤字为950亿英镑。原因是牛津培养一个本科生费用为18600英镑，英国财政部只付一半。连英国都如此，其他国家就更糟糕了。没有钱，国家又不许大学收超过标准的学费，各大学就大闹经济危机。但是，收外国学生，学费是可以超标的。外国学生的学费往往数倍于本国学生。教一个外国学生，学校不仅不赔钱，而且会赚钱。所以大家竭尽全力抢外国学生，用外国学生的学费资助本国学生读大学。 美国的一般大学，财政并不像欧洲那样糟糕，但外国学生依然是一笔宝贵的来源。比如，一些州立大学，收本州学生的学费不仅很低，而且一部分需要交给州里。收一个外州学生，学费高出一倍不说，而且都进自己的腰包。外国学生自然更不在话下。所以美国的许多学校也来中国招生。 大部分外国学生没有优异到能进哈佛、耶鲁，留学还是要到这样的学校去，在欧洲、美国之间就必须有所选择。欧洲各大学处于财政破产状态，常常让一个教30个学生的教授教300个学生，班大得吓人，教室、图书馆拥挤，教育质量难以保证。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一流学生纷纷到美国读书的原因。美国的大学，一般财政状况良好，许多州立大学虽然靠外国学生赚钱，但也不过是按外州学生的标准收费，只是外国学生享受不到许多针对本国学生的奖学金而已。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即使是州立大学，质量常常也非常好，而学费也就几千美元。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生活费用低的州立大学读书，经济负担不至于太重。所以，在这个层次上的竞争中，还是美国的大学占优。 除此之外，有些大学不满足于“工厂不动，产品出口”的状态，企图把教育的“车间”、“厂房”都扩张到国外，在世界各地建分校。不过，建分校是低层次的教育全球化。名校不可能全球建分校。因为世界一流的教授、图书馆、研究设施就那么几个，都集中在几个固定的地方，怎么全球化也是不可能流动的。只有低档次的学校可以繁殖分校。这种繁殖，实际上就是卖品牌。比如某个国外的大学，利用自己的名气（有时就是个外国名字而已），在中国建了个分校。教书的大部分是本地教授，水平不见得比其他本土学校的教授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给个有该校名字的文凭，让中国学生有个留学的幻觉。所以，这种全球化的教育，常常容易流于有名无实。大牌学校建的分校太多，就等于砸自己的牌子。 不过，这样的全球化也并非一无是处。那些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全球连锁店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有效的管理体系。就如麦当劳一样，卖的东西大部分是本地出产的，但标准化的管理保证了其服务的质量。在这方面，未来最可注意的是美国的所谓“营利大学”的表现。美国传统的大学都是非营利机构，享受免税的待遇。即使私立大学赚了钱也必须重新投入教育本身，不能私分。所谓“营利大学”则是上市公司的经营方式，赚了钱给股东。这样的大学不少是企业办的，如同麦当劳连锁店一般地经营。而且确实有所谓“麦当劳汉堡包大学”。微软、嘉信（Charles Schwarb）等大企业也建大学培养自己的职工。 这样的大学没有“终身轨”（tenure-track）的制度，教授可以随时解雇，学科可以随时更新，一切老板说了算，无所谓教授治校，以低成本高产出为底线，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效率非常高。10年前，美国高等教育有3950亿美元的规模，营利大学占了5％的份额。如今美国教育扩张到6500亿美元的规模，营利大学占了7.5％的份额，行情看涨。到2015年，预计10％的美国大学生将就读于营利大学。 这些大学不可能用明星教授教学。许多教授没有博士学位，并且大量运用网上课程。其定位是为有工作、年龄大的非传统学生服务，教给他们一些实际的技能，从护理、计算机、教育到法律，无所不包。这些大学往往根据市场调查，锁定未来最短缺的几大行业，然后针对性地开课，保证学生毕业后找得到工作。 营利大学虽然近年招致了许多批评，但由于其市场效率，已经有几家创出了品牌。如菲尼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有28万学生，全球239个校园，已经开始侵入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市场。拥有这所大学的企业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2004年投资将近4亿美元开拓市场。另外一个斯特雷耶大学（strayer Uniersity），以商务管理和电讯技术为主攻，成为菲尼克斯的主要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旗下的卡普兰公司（Kaplan Inc.），如同中国的新东方等学校一样，主要经营考试产业，其GRE、SAT补习班全美闻名。如今又拥有协和法学院（Concord Law School），是全美最大的法学院之一。 这些营利大学，由于采取连锁店的经营方式，其企业结构如同麦当劳、沃尔玛一样，具有极大的扩张性，不久可能大举进军中国，收购、兼并像新东方这样的类似企业。如果中国的教育成本仍然不断上升，这类大学国际连锁店就会在中国大展拳脚。 总之，美国大学由于有雄厚的实力和教育质量，又有灵活的体制，使各个层级的大学都有增长的空间，所以在全球化中的竞争中有望全方位地征服世界：既把全球的精英招揽到其一流名校之中，其低层次的大学也全线出击，抢占大学经济的市场份额。有些人甚至称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对此，我们是爱也好，恨也好，都必须直面这个严峻的现实：在全球化的高等教育中，落后的教育体制得到的国界的保护将会越来越少。一个国家很难强迫自己的老百姓接受其指定的教育制度。如果你的教育僵化落后，最好的学生、教授就会一走了之。世界的高等教育，将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