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

小和尚 2012-11-04 0

从中得悉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

水木清云 2014-10-08 0

刘鸿儒在金融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不过这书有自我吹嘘之嫌~~~

呆呆虎 2012-06-08 0

每次看完这一类老革命沤心谱曲的故事总是后悔轻易责备

莱克 2010-01-11 0

金融老前辈之作值得看看

小和尚 2012-11-04 0

从中得悉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

水木清云 2014-10-08 0

刘鸿儒在金融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不过这书有自我吹嘘之嫌~~~

呆呆虎 2012-06-08 0

每次看完这一类老革命沤心谱曲的故事总是后悔轻易责备

莱克 2010-01-11 0

金融老前辈之作值得看看

不忘二十年前的突破——《突破》书评

watson王 2010-09-01 0赞

不忘二十年前的突破

——《突破》书评

蒋飞文（原文刊登于2010年8月10日出刊的《第一财经日报》A13版）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试运行，即集中交易的市场开始出现时算起，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20年。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而言，2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若从二十年一代人的角度看，这段时间已经太长，对多数亲历者而言，重大事件的进程或许仍历历在目，而细节则已然模糊。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下称《突破》）一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还原历史细节的手段。
  《突破》由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编著，大部分文字来源于他本人的回忆，以及过往发表的讲话、报告和见报文章。作为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金融管理工作者，刘鸿儒参与了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初创的整个过程，该书对这一阶段重要问题作出了细致的回顾和解释，同时也反映了来自基层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如红庙子市场和1992年深圳“8·10”事件等。
   此外，该书还披露了刘鸿儒本人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1955年他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经济系研究生，其中花了一年时间研读《资本论》。这段经历对于刘鸿儒理解计划经济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他此后参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股份制”的论战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内地股份制公司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1989年经济整顿以后，股份制试点得到完善和提高。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推行股份制试验遇到了许多阻力，主要是股份制出现了不规范的问题，许多人反映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等。当时，姓“资”还是姓“社”成为争论的焦点。
   这时，刘鸿儒查阅马列经典，最后在《资本论》中找到了一句话，即“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刘鸿儒说，括弧里面这句话十分重要，因为它明确指出股份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利用的。随即他的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一代人的努力下，股份制的理论问题得以解决，此时股份制企业发展已如一江春水。但新问题接踵而来——老百姓和企业手里的股票，需要一个流转的市场。当时从上海、深圳到全国各地，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自发的股票发行和证券市场在一些地区泛滥起来。其中成都红庙子市场可以说是全国自发市场中最大、最乱的，各种有价证券都在交易，各单位不遵守法规随意发行股权。刘鸿儒曾亲自到那个市场去调研。
   这些现象加上后来的深圳“8·10”事件（因群众误解认购表的发行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引起了高层对证券市场发展热潮的反思，并直接促成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在证券市场建设的问题上，思想也统一到宜先搞好深圳、上海两地的二级市场。
   2000年，当证券市场迎来第一个十年的时候，刘鸿儒撰文对这十年进行了总结，其中的一些建言，现在看来仍颇具洞见。
   他以“8·10”为例说，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透明度是防范风险的要害所在。在刘鸿儒担任证监会主席后，他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敞开供应认购表，还把它印到报纸上，剪下来就能用。这种做法在青岛啤酒的发行中首次应用，结果是万分之六的中签率使群众在透明的市场机制中受到了教育。
   又如对于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和《基金黑幕》等揭露性的新闻报道，他站在市场建设者角度呼吁看到成绩和主流的一面，反对全盘否定。
   我们不妨聆听这位年届八旬的长者，有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的勇气和智慧，才能为我们开创出今天脚下的道路。

大幕拉开之前（连载一）

@二古月 2011-07-28 0赞

股票在中国是一个“骨灰”级名词。李鸿章创立招商局的时候就发行过股票，詹天佑修铁路也发过股票，后来的旧上海十里洋场，股票市场也是风起云涌。

新中国成立以后，金融领域在很长的时间里危机四伏，很多不看好新政府的人，利用证券交易进行资本战争，给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带来了很大麻烦。“银元之战”，对手就是上海证券大楼里的旧社会投机商。结果，解放军出面一举端掉了上海证券大楼，将其中的投机分子逮捕。自此以后，虽然出于融资的需要，天津和北京还办过证券市场，但到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天津和北京的证券交易所被关闭，证券交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中国资本市场的沉寂一晃就是三十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资本市场苏醒了。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20年间中国股市市值扩张了1800余倍，从1990年的103亿元发展到约20万亿元；上市公司家数从1990年的13家发展到1600多家；股票投资者开户数约1.35亿户，为1992年的63倍。

五道口25杰在合肥的叩门行动

谁也没想到，叩开中国证券市场大门的是一批学生。

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坐落在北京西郊五道口的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原东升公社卫生院的旧址上。那是铁道旁一座工字型的二层红砖楼，占地仅16亩，简陋而寒酸。1982年初，它迎来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为了使学生们的学习不与国际金融发展脱轨，人民银行总行专门聘请了北大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人大的黄达担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顾问和教授。研究生部还找到许多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卓有成就的燕京大学校友担任导师或帮忙讲学。如：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赵靖、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林志琦、费近仁，匹兹堡大学教授周舜莘，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

1995年4月9日的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上的一段话，可以证实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价值：“在美国，如果研究生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一张通向商业成功的通行证；而在中国，这个通行证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硕士学位证书。”

由于教学上的成功，研究生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许多国内外报刊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誉为“中国银行家的摇篮”、“中国的哈佛商学院”。1987年，刘志强成为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1993年，夏斌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事实上，如果把视野再放宽，可以发现中国金融领域的很多“第一”都是“五道口人”写就的：刘渝（82级）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廖熙文（82级）担任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戴志康（85级）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王令芬（82级）担任中国第一家外汇经纪交易中心的总经理；万建华（82级）组建了中国银联推出“一卡通”……

在五道口深厚的理论和务实精神滋养下，研究生们投身中国金融改革的激情在燃烧。1984年，研究生部25名研究生在合肥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以蔡重直为代表的一批学生做了“叩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门”的发言，主张以建立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这是1984年最早提出中国要开证券市场。

据北京大学证券与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博士生导师曹凤岐老师回忆，大概是会后第二天，可能是法国报纸报道出这位年轻人提出中国放开证券市场的消息，通栏标题叫做“中国年轻人要用最资本主义的办法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第一股临时决定公开发行

1984年时，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瞄准了一个商机。当时上海街头，开始流行音乐茶座，生意火爆，对音响设备需求很大。飞乐电声总厂主要给电视机厂生产喇叭，当然也可以做成音响。秦其斌就谋划成立一个新厂——飞乐音响。设想汇报上去，主管部门也很支持，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一个萝卜一个坑，早就安排好了。我们这个厂不在计划之列，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

靠着偶然中得到的股票知识，秦其斌向上级请示发行股票。请示报告中还有对股份制的一个时髦说法：“将职工的命运和企业捆绑在一起。”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

电声总厂要发行股票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的耳朵里，他马上采访了秦其斌。

“秦厂长，听说你们要发行股票集资，有没有这回事？”

秦其斌答，有。潘新华紧跟着问：“那你们打算向社会发行吗？”

“是啊，向社会发行。”秦其斌随口回答。

其实，秦其斌和潘新华各自理解的“向社会发行”并不是一个概念。秦其斌的计划，是和那时候多数的股份制企业一样，把股票销售给企业职工、兄弟企业和银行这样的社会法人，现在叫“定向发行”。

而潘新华认为的是“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个人”前原该有个定语“本企业职工”，秦其斌没说，潘新华不知，也就没写进稿子。结果见报时，“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这句话被经验老到的编辑一眼瞄中，放到了副题。

这个无心的理解偏差，却造就了中国第一只面向社会发行的股票。稿件见报后，报社和电声总厂的电话被打爆了，都是询问如何认购飞乐音响的。

秦其斌被逼得没有退路，只能临时决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发行。正是这10%，让飞乐音响区别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冠名为股票的集资凭证，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当时上海市委的两位主管领导吴邦国和黄菊到会祝贺。

秦其斌说，当时与会的人都非常想听听领导能够对股票或股份制说点什么，但领导的讲话只是鼓励飞乐音响要好好经营，对股票只字未提。对此，秦其斌还忐忑了一段时间。

实际上，对股票的前景，领导们看得比秦其斌要高远得多。早在飞乐音响成立之前，1984年8月，上海出台了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证券市场的管理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按此“规矩”，新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迈出了它走向波澜壮阔的第一步。

1984年以后，由于上海飞乐音响等股份制企业的示范作用，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股份制试点热”。那时候最流行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争论不断，股份制改革却在蹒跚前行，并越走越像样子。

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1985年的党代会《“七五”计划建议》中提出了“促进资金市场的形成”。这时候用“资金市场”来指代“资本市场”是因为理论禁区没有突破。事实上，直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第一次提出了“资本市场”这个概念，并明确指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这是重大的理论突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沈阳小胡同里诞生第一个交易柜台

还是在1984年，当“飞乐音响”股票在上海发行时，当时的中信公司执行董事长经叔平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发行股票能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私人购买股票能为重要的计划带来资金，也能减少向西方借款的需要。股票可以买卖，否则就没有人要。因此，开设股票市场的设想与现行的经济政策并不矛盾。”《美国证券周刊》评论道：“从经叔平的讲话中可以预测中国可能开办证券交易所，早一点的话，明年就可以开张。”

这个预言很快就成真了。沈阳是中国国有企业集中的城市。1985年冬，为了筹集企业急需的资金，沈阳许多国有企业采取了发行债券或内部股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企业把钱拿走了，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老百姓手里的证券需要变钱的时候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开始进行债券和企业内部股票的转让业务。时任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罗振忠回忆说：“1986年8月5日开办证券转让时，定价原则本着买卖双方利益兼顾，买的有利可得，卖的少损失一点。当时都是手工操作，柜台还是石灰岩的。”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说：“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始挂牌可以买卖企业债券和股票，这是很大的突破，因为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所以引起了各界的重视。那一阵子它成了参观点，新闻单位都去采访，外国的新闻界也去了，我去的时候还有警察在那儿维持秩序。交易方式很简单，就是在黑板上写一写买价、卖价，交易数量也很少。”

这家证券交易柜台的开业，引起多方面的关注。1987年初，外交部组织了50多个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到沈阳参观。《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国外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日本《朝日新闻》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一个交易柜台，诞生在中国沈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胡同里。

最大交易所主席和最小交易所经理合影

紧跟着开始股票交易的是上海。

飞乐音响发行股票以后，1985年1月份上海又发行了延中实业公司的股票。两只股票加起来,股东总计有将近2万个。但是有了股票不能上市买卖，群众意见很大，有人向当时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副经理胡瑞荃写信反映这一问题。胡瑞荃为此打了两份报告给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但都没有回音。

直到1986年8月中旬，上海体改办的人找到胡瑞荃，说第二天上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市委书记江泽民要听取关于股份制工作的汇报。汇报的时候，胡瑞荃就坐在江泽民的对面。胡瑞荃回忆说：“出席会议的好像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即将搞股份制的企业的负责人。等到我发言时，我就说了几点，其中一点就是有了发行市场，不能没有流通市场。股份制要么不搞，搞了以后两个市场必须一起上。假如只有一级市场，没有二级市场，那股市是不能长久的。”据时任静安证券营业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江泽民在会上说了这样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什么搞改革的人会遇到那么多麻烦？为什么就不能对他们宽松一些？”

1986年9月26日，静安证券营业部正式对外营业。这个小小的柜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来了。他送给静安证券营业部经理黄贵显一幅画，后面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一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尔霖也来了，中国第一张股票和“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照片，挂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

请看下期连载《中国与股市握手》

我在新浪微博：@二古月

中国与股市握手（连载二）

@二古月 2011-08-01 0赞

邓小平接见“华尔街老板”，中国与股市握手

1986年11月14日，北京普通的一天，来往的人们并不知道，一批身份特殊的贵客，已经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之所以说他们身份特殊，是因为这些人在美国被称为资本家。而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提起资本二字。来访的带头人，是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菲尔霖，他专程来探讨中美金融市场的问题。

邓小平接见了他们一行。会见时，邓小平说：“我对菲尔霖先生今天来访表示特别的欢迎。因为很多人都说美国人都有钱, 很多美国人都有股票, 而这些股票主要在美国的市场上交易, 你又担任股票市场的董事长, 所以我特别地欢迎。” 邓小平说：“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在谈话中间，凡尔林拿出纽约交易所的徽章送给邓小平。当时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客人的礼物，是一张绿色的“飞乐音响”股票。这个被称作“中国与股市握手”的历史镜头揭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

“飞乐音响”股票引起了菲尔霖极大的兴趣，巨大的好奇心驱使他想看一看上海的证券交易机构。而恰好他又有了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他惊讶地发现邓小平送给他的那片新中国的“梧桐叶”上，股东的姓名不是他, 而是“周芝石”。“周芝石是谁？我是菲尔霖啊!” 照理，将股票送给别人，应该在股东一栏写上受赠人的名字, 但这张股票填的名字不是菲尔霖而是周芝石，美国客人自然是一脸的迷惑。中国方面解释说, 这是为了保证股票有效才印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就像人民币上签有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名字一样。“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 我要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菲尔霖借此提出参观上海证券机构的要求。面对客人的固执和真诚，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他踏进上海静安寺附近的那间小屋。

菲尔霖一抵上海, 第二天就要去办过户手续, 其实是想借机看中国的证交机构。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 上海方面有些为难，因为按规定国家首脑才能用警车。后来上海警方提出让菲尔霖先生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开道。这样, 菲尔霖于1986年11月24日下午1点, 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 ,“自费”（而且花了大价钱）来到了静安证券营业部。

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原是一家理发店，后被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公司盘下，成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彼时，说它是个证券交易柜台更合适——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不如很多人家的一间客厅大。一个柜台就是其全部交易场所了，柜台旁的黑板上，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交易价格。

时任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随同参观的人员众多，屋子里挤了个满满当当，身材高大的菲尔霖几乎转不开身。20多年过去，送给菲尔霖的飞乐音响这一“原始股”，通过多年的送配，已经变成了3000多股，市值最高时超过10万元，远远超过菲尔霖当年为它“花费”的租车费了。

不过，即便是推动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也没有想到当年50元一股的股票，竟能在十几年后翻了几百倍，更不会想到，自己懵懂中把飞乐音响股票推向社会公众，竟然成了掀动中国资本市场波澜的蝴蝶翅膀。

原始股神话演义，深发展领衔

2007年《南方日报》报道说，深发展银行沙头角支行迎来一桩“奇事”，一位年逾七旬的香港老伯手持其1991年购买的纸质老股票，想趁深发展即将复牌的时候卖出去。老伯面值546元的老股票，按目前市价估算，其市值已经飙升了366倍，至少达到20万元。

据经手此事的银行工作人员卢小姐讲述，当日，她接待了这位姓李的特殊香港老伯，李老伯手持纸色已经发黄的546股深发展老股票，向她咨询卖出事宜。这叠老股票纸面上都标有“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字样，共6张，其中标明股数为100股的5张，标明股数为46股的1张，每股面值为“人民币壹圆整”。

据1987年参与过深发展股票发行运作的陈先生回忆，1991年发行的深发展1元面值股票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面值20元的原始股拆细而来，二是增发形成。当时每股的市价在10元左右，李老伯买546股估计支付了约6000元。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上市公司是中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深发展于1987年5月10日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并于1987年12月22日正式宣告成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深圳市发展银行的“原始股神话”推动了中国“股份制改造”运动大规模地进行。继深发展之后，深圳万科、金田实业、蛇口安达运输、原野实业等四家深圳企业，也在1988年至1990年相继向社会公开发行了股票。这是深圳最早上市交易的“老五股”。在上海则是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会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使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老八股”。

1988年4月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发展股票上市交易，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始交易的股票。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市场上股票巨大的增值功能。

没有钱发工资，就发股票

早期深圳发行股票并不顺利。深发展的股票最初也是以摊派的方式才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勉强发完。据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在1987年深发展发行股票时，因为没人买，当时的深发展银行行长刘自强是他的学生，还动员过他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刘鸿儒在1999年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追溯他和刘自强的谈话说了“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了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了”。

比深发展晚一步发行的万科当时发股票也困难。

广东喜欢逢八开张，1988年12月8日，万科发行2800万股的股票，其中600万股交给了特区证券公司来负责销售。原特区证券公司业务员杨建西回忆说：“那时候万科也不出名，谁也不知道万科，王石也着急，说他家电视机都卖了，买股票什么的，也着急。”

卖股票在当时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证券公司的员工决定，从当时的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开始。杨建西说：“那个国贸，我记得是39层，我们三个人到了国贸底下，我说今天一人13层，把它包了，那个时候那里面，在国人的眼里，在深圳人眼里，那里都是比较有钱的公司，而且有各省的办事处。各省的办事处也有钱，然后到那儿去就说，我们现在发行这个万科的股票，我们是证券公司的，工作证啊，什么的给他看一下，然后名片递上去，然后有的人就说股票是什么东西，有的人也愿意了解了解吧。大部分人还是挺想了解的，我估计那时候要是在北京，都是一脚两脚给你踹出去了。”

财富的效应是惊人的，再加上紧挨着市场发达的香港，深圳市民对股票的热情很快就觉醒了，还没等政府和中央做出反应，深圳的股价已经开始出现大幅度上升。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王建当时是深发展的总经理。他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效益，没有钱，没有钱发工资，就发股票，奖金也发股票，你要想换成钱你外面卖去，外面卖他很高兴啊，20块钱一股嘛，他外面可能卖80块钱，他很高兴，所以说那阵子，我们连扫地的都成百万富翁了。”

杨百万和证券教父的“天才”嗅觉

在上海也出了一个响铛铛的“杨百万”，他的真名叫杨怀定。他是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后来以“杨百万”闻名早年的中国股市。

1988年4月，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管理员杨怀定一气之下辞职了。春节前后，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的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所以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很快案子破了，跟杨怀定没有关系，不过，受了一肚子气的他却决定不干了。杨怀定订了26份报纸，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样文字里。他在报纸上看到，从4月开始，中央相继开放了七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第二天，他就凑了10万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盘是，当时各地的国库券价格都不同，只要有价差就能赚到钱。果然，他在合肥银行的门口吃进10万元国库券，然后倒给上海的银行，前后三天获利2000元。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个开放城市跑了一个遍，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人就占去1/7。

1988年的秋天，杨怀定就已经结识了年长三岁的管金生，对国库券异地套利的共同嗅觉让他们成为上海滩上的“亲密知己”。

管金生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山村的贫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后，在很长时间里他无所事事，被派到上海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等到万国证券创办之际，41岁的管金生总算被挖掘了出来，出任这家拥有3500万元股本金的证券公司总经理。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还有的企业用国库券变相降价，来推销积压产品。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这些行为虽属违法，但却日渐蔓延，已成无法遏制之势。到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

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管金生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

万寿宾馆会议，大幕拉开

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使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成为大势所趋。

1988年中时，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1989年深圳也出现了三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其中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后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国信证券。

此前，1988年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

那次会议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还有数家中字号的信托投资公司。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岐山。在座的，还有诸多后来中国金融业的风云人物，比如现在的人民银行行长、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

不少学者时至今日，都觉得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可以说是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的。那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勾勒出来。

国务院给出了开创中国证券市场的路线图：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万元，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民间推动力量。这也就是后来被中国股市先行者们津津乐道的“联办”。

中国的证券市场最初设想是在北京，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被搁置了。不过，“联办”的设想不久后就在沪、深两地开花结果。

请看下期连载《锣响孔雀厅》

我在新浪围脖：@二古月

锣响孔雀厅（连载三）

@二古月 2011-08-01 0赞

讲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一定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龚浩成。

龚浩成，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前身)银行系，解放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室攻读研究生，然后分配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涉猎东西方经济理论，造诣颇深。

文革后期，龚浩成被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1976年回到上海，先在奉贤县五七干校任理论教员，之后调到《文汇报》理论部工作。不久，上海财经学院复学，院长为经济学家姚耐，为使教学工作尽快走上正轨，急需一批强有力的骨干，姚耐找到了龚浩成。龚浩成当仁不让，于翌年正式调入财经学院，先后任财政金融系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

从大学教授到银行行长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因金融改革的需要，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去。在考虑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班子配备时，总行领导提出了这样一个硬性指标:必须配备一名有相当理论素养的人员。就这样，龚浩成从财经学院的副院长变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副行长。在交通银行重组与南迁时，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均已从中国人民银行剥离，且总行都设在北京。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赵紫阳在考虑恢复交通银行时，权衡上海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把交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弥补了上海没有银行总部的空白。彼时，李祥瑞担任了交通银行行长，龚浩成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把手。

在对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职能的改革中，在筹建上海城市信用社，即如今上海银行的前身的工作中，在打破行业条块分割和四大专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壁垒、地域限制、引进外资银行等方面，龚浩成留下了他策划与调度的痕迹。

远在1980、1981年，龚浩成在财经学院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时候，就花时间给学生讲证券市场。在那个以没有“直接金融”只有“间接金融”为常态的历史背景下，他自然而然地被人视为异类，何况他还是金融系总支书记!尽管没有招来不测，但还是有教师“好心”地提醒他，不要去讲那个东西，讲那个东西风险太大。对此，他只是笑了笑。

不过，龚浩成毕竟是龚浩成。到了管理层真要他办证券公司的时候，他却提出异议了。当然，他不是否定证券交易的本身，而是遵从时间、条件、组建原则，一句话，他遵循的是规律。龚浩成向往证券市场，向往的是完全国际化、规范化的证券市场。

上海市体改办与人民银行的分歧

从许多公开出版的图书情报资料，我们可以查阅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1989年2月2日。那一天，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在龚浩成和金德环编著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记载了当时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交易所的设立方面存在一定分歧。

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认为应该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而人民银行方面则认为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管理。因为当时存在着一个说法，人民银行总行就要设立证券管理局，由此认为交易所由人民银行管理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大金融的模式。在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上，上海市体改办的观点认为交易所应当采取公司制的股份化模式，而人民银行的观点认为应该采取非营利性的会员制模式。在证券交易所设立的时间上，上海体改办认为应该马上设立，而人民银行则认为当前应“积极准备”。

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

1989年5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前市长汪道涵召集体改办、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听取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意见。这次会议的总体意见认为，“当前马上成立交易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要搜集相关资料，了解周边国家交易所得情况以及解放以前我国交易所的资料，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机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上海关于上交所的设立讨论几乎同时，北京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下称北京联办)。现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的王波明回忆，当时，交易所建在北京是主流意见。不过，1989年6月后，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于是就给了上海机会。

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

1989年春夏之交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得国外舆论普遍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执行下去，是不是要把开放的大门关上了，这将导致招商引资的停顿、大量外资的撤出，甚至会使上海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项目面临停工。面对如此的困境，怎样才能让国际舆论、社会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动摇呢？此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正在筹划浦东开发区，开发预算总规模达几千亿人民币。当时上海是新中国的“长子”，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交中央，要做浦东开发如此大手笔的事情，建设资金如何筹措是个大问题。这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向朱基建议：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得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这个建议打动了朱基。

1989年12月，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基召开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引进外资银行；另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

朱基在会议上表示，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在此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

国务院正式批复

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筹建股市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据三人小组成员李祥瑞回忆，朱基曾对他说过：你们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

经过筹备小组成员的努力，历时半年的准备工作之后，1990年6月国务院考虑到上海80年代持续发展，人均生产总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上海早在1984年已向社会发行了股票，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社会对股票市场的有了一定认识，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在这年年底，北京联办正在和计委、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共同调研全国主要城市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应召飞往上海，商讨建立证券交易所。最终“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决定让北京联办协助筹建上交所。两大力量正式汇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金管处。并抽调上海人行金管处处长王定甫、北京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等六人组成办公室，负责调查研究起草可以进行实施的操作性方案。当时确定的方针是：国际上要大力宣传；国内不做宣传、少做宣传，不主动宣传，避免分歧意见产生。筹备工作的有关事宜可以直接向朱基进行“个人对个人”的汇报。

借款500万元筹建上交所

但是就在交易所筹备中，担任组长的王定甫被调回人行工作，难题摆在了筹备小组成员的面前：谁能胜任，让谁去接着干？这个时候，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任职的尉文渊自告奋勇提出愿意去，尉文渊回忆说，他才30多岁，又刚刚来，不如去吃点苦，做一点成绩，让新工作单位的领导考验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

筹备工作进行过程中，尉文渊始终也没想清楚这个交易所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事情太多，时间又太紧，只能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交易所应当有交易的场地，于是冒着酷暑高温先去找房子。尉文渊马不停蹄地到过汉口路解放前的交易所旧址、又到过苏州河边的仓库……最后浦江饭店的一个漂亮的大厅吸引了他的目光。

有了交易的场地，交易时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又成为了难题。尉文渊就从当时不多的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证券交易主要有两种模式：口头竞价和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口头竞价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方式。尉文渊觉得90年代，高科技发展那么多年了，应该引进现代科技。他从人民银行借来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抽出100万元单独搞交易所电脑交易，并且找了当时在上海财经大学基础部任助教的谢玮组成了上证所技术系统的攻关组。

朱镕基批示：请抓紧一些

1990年春，朱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香港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朱基说道：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1990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筹备进展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的四五月间。但1990年2月28日，朱基对此批示是：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两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效率非常之高。10月8日，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批示同意。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35岁的尉文渊敲响中国股市第一锣

1990年12月19日，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孔雀厅，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穹顶，投射在汉白玉的罗马立柱上。两根立柱中间，摆着一面铜锣。尉文渊被一格一格的阳光笼罩着，他站在有80多年历史的弹簧地板上，他站在铜锣面前，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

中国股市第一锣由35岁的尉文渊敲响，他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沉，不是我们想象中很荡气回肠的样子。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响。”尉文渊回忆。

多年以后，龚浩成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想起来，如果地方没有朱基，中央没有刘鸿儒，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搞不起来的，我们也是顶不住的。”

请看下期连载《深圳的黎明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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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黎明静悄悄（连载四）

@二古月 2012-05-29 0赞

在上海向全世界宣告成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深圳已经悄悄起步了。
1980年代末，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钱从哪里来” ？每个特区领导人的心里都画下了大大的问号。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在邓小平这样的讲话背景下，特区政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考察，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欧洲许多互惠基金及信托基金经理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表示愿意向中国特别是深圳等沿海城市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是股票、债券，一般不直接投资于实业。他们建议中国应尽早建立起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为他们提供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场所。李灏备受启发：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
深交所取名，一波三折
离开欧洲后，李灏马不停蹄地赶赴香港，会见了香港新鸿基公司董事长冯永祥先生，并聘请冯永祥为证券业顾问，请新鸿基公司协助起草发展深圳证券市场的总体规划并帮助深圳培训金融证券方面的专业干部。
1988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很快，禹国刚、王健被分别从深圳市中国银行和深发展银行里调出，转而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工作。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筹备组的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人员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人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了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等到做成了，还可以更名啊。”筹备组听从了金建栋的建议。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这个名字又曾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直到开业前夕才最终定名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狂热引发的第一轮调控
然而，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难产”。
1990年，股票已经被深圳市民所认知。深圳的证券交易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居民反响强烈。很多人辞掉了内地国企的工作来深圳炒股。由于仅有的三家证券公司不能满足股民的交易需求，深圳出现了兴旺的股票黑市交易。
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及红岭中路证券部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火爆的股票“黑市”。后来，“黑市”不断蔓延，在深圳车站、大街、菜市场、码头……到处都有“黑市”股票摊。你可以在车站买进，到码头卖出，去街头巷尾炒差价。
这一轮狂热，引发了第一轮政府对市场的调控。1990年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限制缩窄至5%。6月26日，将涨停板限制缩至1%，跌停板限制还是5%。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供需严重失衡，大量技术改造资金、扶贫资金也涌进股市淘金，“黑市”交易猖獗，混乱无序的股市震惊全国。1990年6月，《人民日报》记者王楚写了一篇内参，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报送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那里。
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股票市场的存亡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审计署领导组成中央调查组进驻深圳，开始了专门的调研。
调研结束后，1990年7月，国家审计署和人民银行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问题的报告》，内容既反映了当时深圳股票市场中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同时也就扩大股票发行规模、完善税收制度和规范股票交易行为提出了调查意见，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所。
报告写上去，国务院领导对深圳股市试点未作明确批示，虽然没说“行”，但也没说“不行”，深圳的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点便得以继续进行。
李灏拍板，抢闸开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深圳。
这个消息对于筹备了三年而得不到审批的深交所筹备组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按照当时的国情，一旦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深交所在短时间内就很难得到审批，甚至可能最终得不到审批。因为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试验田很可能只有一个，即上海证券交易所。
此时的深交所筹备组已经被逼上了绝路，想要绝处逢生，就必须具备非凡的胆量和智慧。禹国刚回忆说，1990年11月22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市领导来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筹备工作。李灏同志一进门，还没坐下，便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禹国刚当即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我们明天就开业。”
会上，王健和禹国刚将深圳股市当时的混乱情况再次进行了汇报，重申了事情的严重性。此外，还汇报了深交所的筹备情况，并当场做了演示。筹备组一边做演示，王健和禹国刚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
演示中，电脑显示屏上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滴滴嗒嗒的闪光吸引着李灏等领导的兴趣。最后，筹备组的人解释说，因为实现了自动化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直到此时，李灏心里有了底，随之最后决断：“深交所12月1日开业！今天就拍板定了！”
事隔多年以后，禹国刚还对李灏当时的胆魄和智慧颇为感叹。他说，先斩后奏，深交所在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开业，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最危险的就是有可能被强行关闭，如果那样，深交所从此将不复存在。
但抢先开业又透露出无比的智慧，因为当时的深圳是特区，是试验田，完全可以用实验的名义开业，再不行就说成是试业，这样即使尚未拿到批文，也一样可以说得过去。
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
一次重要的谈话对深交所的正式成立起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1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来到珠海。江泽民与刘鸿儒（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约好在回北京的路上专门谈谈股票市场的情况。
刘鸿儒在后来的回忆录《突破》里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交谈方式是江泽民问，刘鸿儒答。
江泽民问，股票市场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刘鸿儒根据当时的情况回答，现在95％都是散户的钱，是老百姓掏钱买的股票，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所有。
江泽民再问，股票涨价以后，是谁赚了，谁受损失了？刘鸿儒说，只要是股票不停地涨，就都有收入。都是低买高卖。只有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才有人赔钱。谁赔了呢？就是在高价位购买股票的人。但即使股票落到谁手里，问题也不很大，因为可以分红，以后还有机会涨。
江泽民又问，股价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么高？刘鸿儒说，这与当时的市场供求关系有关，主要是5只股票总量太小，而想购买股票的钱过多。
临下飞机的时候，刘鸿儒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否则我们在全国、在世界面前无法交代，改革不能后退。现在在没有获得经验的情况下，股市可以暂不扩大。请相信我们会有办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但股票市场非常敏感，我们又没有经验，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希望不要一出问题就戴政治帽子，那谁也不敢干了。江泽民听后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深交所的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低调开业了。出席开业仪式的人很少，时任深圳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董国良兼任深交所监事长，王健、禹国刚担任副总经理。
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立。事后多年，常有人问到同一个问题：深交所和上交所到底谁先开业？事实是深交所先试业，上交所先拿批文。两者都是第一。
和上交所盛大的开业不同，深交所的试业是在静悄悄中进行的。当天，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开启，出席开业仪式的最高领导是董国良。
江泽民和刘鸿儒在珠海谈话之后，江泽民回北京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还请了周建南来深圳进行调研。周建南一行专门深入地了解了深圳股票市场试点的全过程，并全面、准确地向中央汇报了股市利大于弊的情况。此外，这一年深圳和上海因“股票热”所出现的种种情况也都说明，建立集中统一的交易所和有效的清算系统已刻不容缓。
1990年12月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逐步扩大证券和股票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在这方面，深圳和上海都做了大量积极的筹备工作，条件也成熟。
1991年7月3日，深圳终于为领到了“准生证”的深交所热热闹闹地举行了正式的开业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等均出席了开业庆典。庆典场面盛大，与1990年未取得“准生证”时的开业典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惊心动魄大救市（连载五）

@二古月 2012-05-29 0赞

在上交所与深交所相继开业期间，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股市正潜流暗涌，敏感的人已经嗅到一场席卷整个市场的大风暴就要降临。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400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1990年８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105元，而市面上只卖到80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105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400多元，后来到过480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1500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400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1500万的买卖差价。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000万元。
申银当年的掌舵人阚治东后来回忆说：“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印花税横空出世
1990年，深圳市场的疯狂上涨一点也不逊色于上海市场。深交所成立之前，深圳股市处于柜台交易阶段，股市呈节节拔高之势。到1990年5-6月间，更进入了一个失去理性的狂热阶段。仅在1990年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的20天内，深市5 种股票大幅上扬其增幅分别为：深发展100%；深金田140%；原野210%；深万科380%；深安达380%。
为调控股市，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制定《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拟出台印花税。
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财政困难，统治阶级就采用公开招标办法，以重赏来寻求新税设计方案，谋求敛财之妙策。印花税，就是从千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精选出来的“杰作”。印花税的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连绵不断，所以，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
从1624年世界上第一次在荷兰出现印花税后，由于印花税“取微用宏”，简便易行，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在国际上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1990年中国股市证券交易印花税开征，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的创作和引进，套用了印花税的书据印花，设立了一个实际上具有自己特色的税目。中央政府当时默认了地方政府征收这个税目来抑制股市。于是，1990年7月1日，印花税在深交所率先开始征收，由卖出方按股票成交金额的千分之六单向征收。1990年11月，深圳市对买方也开征千分之六的印花税，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双边征收印花税的历史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的股市调控中，印花税横空出世，成为了调节股市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该手法一用二十年。平均大概每两年调整一次。其间，每一次的税率调整无不与中国股市的牛熊交替有关。一般规律为：在熊市中后期下调；在牛市中后期上调。更准确地讲，如果股市泡沫过大，投机过度，印花税就会上调；相反，如果泡沫破灭，人气涣散，则印花税就会向下调整。
第一轮调控，结局冰火两重天
为抑制股市泡沫，不光深交所频繁出手，上交所也陆续出招。沪深两地联袂祭起打压法宝，中国股市第一轮调控轰轰烈烈地上演。
1990年12月26日和31日，为抑制行情暴涨，上交所股票两次调整涨跌停幅度，先将涨停幅度由5％调低到1％，再从1％调低到0.5％，而跌停幅度始终保持在5％，趋向如此明显，资金也就纷纷反应了，半个月之内，大盘跌幅达15.6％。
股民有句老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下跌了。
深市的调控反应比上海更激烈。1991年4月3日，作为及时地记录和反映股市变化情况的“深圳股价指数”开始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发布。当天的基数为100。过去上市公司的股票属柜台交易，难于计算。4月3日起，5 家上市公司股票全部进入集中交易，标志着深圳股市交易正式按规范化运作的开始。不幸的是，“深圳股价指数”刚编制发布就面临天天下降的趋势。
9月7日深圳股指从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下跌到45点，股市总市值由50亿元下跌到35亿元。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有人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其他几只股价跌得更惨，市场上一片“抛抛抛”的呼声。下跌途中还创造了一个纪录，1991年4月22日，深市零成交！全天没交易，这一天零成交不是因为没人卖，而是压根没人肯买，深圳的股票无人敢进。
出人意料的是调控之后的1991年上海市场居然仍有“狂热”现象。1991年8月，上海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发售认购证和增资扩股的股票，还出现了六万市民扶老携幼排队抢购的风潮。当时国务院研究室修培生处长和人民银行的聂庆平副处长专程到上海专题调查，写成《关于上海部分市民争购股票的情况》报告，李鹏总理批示说：“应积极有效地利用股票债券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深圳酝酿2 亿元绝密救市计划
看着深圳股市一病不起，深圳市政府又着起急来。从1991年5月开始，深圳市政府酝酿救市计划。
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开会商讨救市方案，会上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健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20 天后，缓了过来，从此淡出股市。
1991年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连续9个月下跌的局面，召开有企业家参与的“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场，加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此次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会的企业家并没有出面救市。
深圳市政府于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连续四次召开由各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大型国企等机构参加的救市会议，动员各机构入市，增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是收效甚微，股市继续飞流直下。
市委书记李灏一直非常关注股市下滑情况，他和郑良玉市长交换意见，请市长亲自出马，动员救市，并在9月2日召开最后一次救市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禹国刚找到深国投董事长谢强，力图说服他出资救市。谢强很担心地问了三个问题：股市的底到底在哪里？救市得花多少钱？能否救得起来？禹国刚老实回答说：股市的底在哪里，神仙都不知道；救市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你出一个亿就行。至于能不能救市成功，只有50% 的把握。最终，谢强同意出资。而兼任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也同意出资1个亿救市。
1991年9月2日晚间，禹国刚和董国良当天晚上到李灏家，请示筹资两亿用于救市大决战，李书记拍板同意，并要求行动一定要绝对保密，遵循市场规则，巧妙自然的把股价托起来，唤起广大股民的信心，变熊市为牛市。禹国刚事后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交所当时只是一个刚出生10个月的婴儿，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强。
调节基金入市力挽狂澜
按照李灏书记的指示，禹国刚和董国良二人把筹到的2亿元资金，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由禹国刚和金明以及仍住院的王健秘密指挥救市。当时的策略是：稳住龙头——深发展，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改变局面，稳住大市。
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深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 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
但9月8日，深发展刚刚涨起来，就有人开始抛售。“调节基金”继续入市，于是有人再卖。这样反复两天后，深发展降到13.6元/ 股。
与此同时，禹国刚借接受记者采访的机会放风，呼吁股民勿抛售股票，造成股市继续下跌，否则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
接下来的20多天里，深圳股市“调节基金”每天买进深发展，一直到9月30日国庆节前，深发展涨到14.95 元/ 股，而2 亿元救市资金也用去了1.7 亿元。但一个好的现象是，从9 月14日到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股民们的信心再一次树立起来了。
想起当年的情景，禹国刚到现在还有些后怕：钱已经不多了，很害怕救不起来。禹国刚回忆说：“犹如一个人拉肚子9个月终于止泻了，这个时候股民大概也有人感觉到了，有人在救市，但是这是绝密的，他们不知道谁在救。所以国庆放假了，那时候有一个股市沙龙，他们就跑到深圳的荔枝公园去开会，说我们都笨蛋，互相残杀，把股票价格压的那么低，不知谁买了那么多便宜的股票，国庆一复市咱就杀进去捞回来，这段话传到我耳朵了，正合我意。”
非常幸运的是，国庆后的10月3日复市后，股民重新杀入股市，连续14天止跌，两周后深发展涨到28元/ 股，三个多月后涨到48元/ 股，此时的深圳股指也达到了136点。
至此，救市成功。

东方风来满眼春（连载六）

@二古月 2012-05-29 0赞

1992年南行之前，小平已经退休两年。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1992年春，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电话，谢非讲了一句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回到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其实当时，广东有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陈开枝不这样认为。小平同志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预感到小平同志来广东，将是“一个大动作”！
当时“思想不够解放”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多方博弈的游戏规则中。从那时开始，政府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社论标题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博弈的一方面是政府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化解在萌芽中；另一方面百姓则在社会规则与法律的范畴内，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际，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关注，最终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得以延续。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走出来说：“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小平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陈锡添，当年被允许采访邓小平南巡深圳的惟一记者，如今坦言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在撰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当时看来颇敏感的言词隐去。
李灏见缝插针汇报情况
1992年1月20日那个春意盎然的上午，小平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及其他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登上深圳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观光层，发表了30多分钟的重要谈话，而这些成为举世闻名的南方谈话宝贵篇章，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
时光已逝，记忆弥新。李灏说：“当时我在几天陪同过程中，‘见缝插针’般抓紧时间向小平汇报了深圳改革和发展情况，陪同小平视察让我终生难忘！当年那一幕一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天，小平面窗而坐，目光炯炯，尽情饱览深圳风貌，外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顺着老人家手指的方向一一向他介绍，那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就是香港。”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小平情绪高涨，“我记得小平当时说，8年了，变化太大了，看看，这些都是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讲话讲出来的，也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在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李灏说：“我记忆很深刻的是，当时小平教导我们办特区，首先要敢闯！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挥手之间平息政治争议
很多参加过陪同接待小平1992年南巡深圳的同志至今还记得一幕，1992年1月20日，小平结束谈话后，从国贸大厦观光厅搭乘电梯下楼后，一出大厅的小侧门，就看到大厅里人山人海，从一楼到四楼，站满了闻讯自发赶来的市民，一看到小平走出来，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问好声。“小平，您好！”、“谢谢小平！”很多市民看到小平，都眼含热泪。来到群众当中，小平也非常高兴，他满脸笑容，冲着人群挥手，当时那一幕非常感人。小平面带慈祥微笑挥手的那张照片，就是当年他向群众挥手时的经典画面。
邓小平视察深圳，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小平谈话定调股市生存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种争论中，证券市场背后所隐含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和各类债券、股票的发行，已经将越来越多老百姓的钱圈进了各类企业、国库和市场，于是面对证券市场的所有政府行为，都意味着直接面对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这是中央政府当时踌躇不安、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
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后来长期被证券业奉为护身法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厦门召开会议，请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汇报有关两地证券市场试点的情况。在听取汇报后，朱镕基指出：沪深两个股市试点的决定十分正确。但上海和深圳两地股市的试点工作还远未完成，谈不上推广，现在也不能推广。下一步，我们放手让上海、深圳两个股市试验。两市证券地方法规，凡不影响宏观的一律批准，错了还可以改嘛。上市公司挂牌，由沪深当地批。在这两个股市试点真正取得经验前，现在只能搞一个轮廓设想：一是严禁一切柜台交易，证券从业人员要严格培训，其中包括要有合格的电脑工作人员和严格的操作规程；二是现在，只有上海和深圳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可以进行股票上市交易，便于宏观调控；三是允许有几个大城市、沿海城市、开放城市经批准发行股票。搞多少，不好说。总的原则，也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多，要逐步推广。
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B股的前世今生
小平南巡之前，1991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2年2月21日，真空B股在沪上市(招股时间为1992年1月12日)；1992年2月28日，深南玻B在深上市(招股时间为1991年11月1日)，宣告中国B股市场诞生。
“B股可以说是个早产儿，当时中国为了吸引外资，搞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股票市场建立后，我们就讨论能不能把股票市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来吸引外资流入。基于当时外汇管制的约束，B股是对外开放的最早窗口。92年春天，也就是交易所开业一年多就出来了，那一年大家都很勇敢，只争朝夕、抓住机遇，大胆推进。”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如今回忆起B股市场，当年创业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从1992年到2000年，先后有114家公司发行了B股。然而随着H股、N股等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的步伐加快，境内企业投入B股市场吸引外资的意向越来越少。2000年后B股IPO停止，2004年后未有公司增发。B股似乎成了“弃儿”。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企业所需的外汇资金已经不需要投资者来投入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外汇体制的进步，外汇紧缺的局面早已不再。另一方面，大企业还可以选择在海外上市，没有必要再选择B股上市。
B股市场诞生是中国股市的特殊产物，其曾为企业解决外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但这一贡献随着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的步伐加快，B股市场的意义不断缩小，B股成了鸡肋。
2001年2月19日，证监会宣布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原只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沉寂多年的B股市场，出现了其诞生以来爆发力最强的一轮上涨行情，2月28日对境内居民开放首日，B股全线无量涨停。此后沪深B股继续4天涨停，个股鸡犬升天。而根据有关规定，境内投资者6月1日后才能从事B股交易，这一天也成了上涨行情的终点，机构投资者“胜利大逃亡”，B股2个月累计下跌近九成，继续长达4年的漫漫熊途。近几年B股的走势多跟随A股，2006年—2007年也经历过疯牛式的上涨，现在每每有B股全线上涨的局面出现，市场都会传出B股改革的传言。
就B股指数上市以来的历史表现来看，首日收盘为124.85点，但2001年之前一度跌至21.24点的历史最低点，2007年10月达到历史高点394.21点，最新在300点左右。不过，B股虽然陷入尴尬，但却被认为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仅剩的一块可能产生巨大财富机会的宝地，B股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证监会初试啼声（连载七）

@二古月 2012-05-29 0赞

证监会成立以前，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多头参与、多头监管的，缺少一个统一协调机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案，建议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1992年，深圳“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时隔多年，往事仍像镜鉴一样提醒人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永远不能背离规律。
320万张身份证满天飞
1991年，深圳集中发行过一次股票，认购采用“抽签”的办法，让股民排队买认购表，然后摇号抽签，抽中一张者可买1000股原始股票。主管部门印了300万张表，约60万人在全市292个金融网点取得认购表270余万张，最后将售出的表回收后全部输入电脑查验，以一次性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购买者。这次的新股认购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新股认购场面非常火热，认购方式得到空前的成功，令海内外所叹服，甚至，港澳多家报社争相报道赞扬此次认购办法的成功与先进。此次发行为1992年的又一次新股认购做了铺垫。
1992年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管制，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猛涨104.27%，上证综指当天从616点蹿升至1265点，首度跨越千点。股价随后一飞冲天，仅隔3天，又登顶1420点。股市的火热为深圳“8.10事件”埋下了伏笔。
1992年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一九九二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此次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本次发行公司的股票1000股；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两天，在全市各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经营机构共303个网点同时发售和收回填写后的新股认购抽签表（各证券商售表只限于8月9日一天）；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购表人可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居民身份证到任何一家售表网点排队购表，每一身份证限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张，为减少排队人数，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
于是，大量的身份证涌入深圳，特快专递的蓝皮信封满天飞，在邮局，有的包裹里竟装有重达7公斤的身份证。还有的嫌快递联系不可靠，干脆自己搭火车、坐汽车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租去借甚至干脆去买！有人背着一大麻袋千方百计搜集来的身份证来到深圳排队购表。据当时有关部门的统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深圳。
几十万人露宿街头等来两手空空
1992年8月7日下午，离发售抽签表的时间还有两天，购表的人群就开始行动，排起了蜿蜒的长龙，人们通宵达旦等待着“大好机会”。据当时统计，深圳有40万股民，再加上8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深圳市303个发售网点周围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仍容纳不下如潮水般涌来的人流，致使许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
放眼望向发售网点前，黑压压的人群人头攒动好不壮观。许多人倾家出动，带着小凳、席子、自行车、纸箱、报纸、砖头等排在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之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头碰着头，脚挨着脚，前后拥坐着，防止有人“加塞”。为了维持秩序，深圳市出动了大批公安和武警部队。有的网点人们还自发地发了号定时叫号，如果错过了叫号，只能重新排队。那时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队伍，渴了、饿了、累了都忍着，哪怕是下起倾盆大雨也一直坚持着。在如此坚苦的环境下煎熬了几十个小时。
终于熬到发售当日，一张张抽签表从窗口中流了出来，股民们从口袋中掏出了沾满了辛苦汗水和雨水的钱，兴奋且焦急地准备换取能够实现他们发财梦的抽签表时，谁会料想到，才开始发售一、两小时，售表点却相继打烊，说抽签表已售完。其实大量的抽签表是从后门被那些开着汽车、穿着西装革履的人买走了。人们无法接受发财梦顷刻间成了幻影。8月10日早上，还有可怜的人们仍在排队的时候，深圳各大报纸已宣布9日500万张认购抽签表已发售完毕。
震惊中外的“8•10”事件
8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原定于8月10日下午6时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时。这一通告无疑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广大股民的怒火，因为他们有理由怀疑银行推迟收表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创造方便条件，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以高价卖出那些走后门的抽签表。8月10日傍晚，愤怒的人群，纷纷涌向政府大门，打着“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公平”等横幅游行、示威。数万人围攻在政府周围，阻塞了深南中路的交通，有少数人还使用了暴力与执班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为了安抚愤怒的股民，8月11日，深圳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经请示中央政府，宣布再发售500万张认购抽签表。并通过各大媒体报纸宣布了此消息，如此，才缓解了紧张、混乱的局面。
“8•10”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后来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调查结果是，深圳市在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时，有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犯了营私舞弊的行为。通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清查出最严重的六个发售网点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多达10万多张，平均私分私购达44.6%，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四千多人。然而，如果以这个概率推算，全市何止流失了10万多张？
深圳市政府通过这次事件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并拟订了一个“稳定深圳股市的方案”，分别对原始股的发行方法、扩大股票发行和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证券市场的监管、提高证券业操作效率，以及发展机构投资者等方面提出了管理办法。
这次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的发行。
催生了中国证监会成立
深圳“8•10”之后第三天，沪指猛跌22.2%。此时点位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
几乎是在深圳“8•10”事件发生的同时，国务院召开了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规范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谨慎推进改革的问题；二是沪、深两市以外的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问题。因为在此前，只准许沪、深两市的企业在当地交易所上市。由于刚好发生了深圳“8•10”事件，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加快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进程做出了明确指示。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创建证券监管机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既没有经验，也缺少人力。一切要从头学起，边学边干，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高证券管理权力机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了，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由13个部委和最高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会主席。
“8•10”事件虽然大大伤了深圳股市的元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却促成了一件好事，它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刘鸿儒临危受命
中国证监会成立前夕，刘鸿儒邀请了台湾金融界有经验的专家到北京开座谈会，请他们传授台湾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对于深圳的“8•10事件”，专家说台湾也发生过类似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无限量地发行认购表。他们把认购表直接印在报纸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认购表从报纸上剪下来，拿到证券网点，交纳5块钱办理登记，就可以参加抽签了。这么做既不用排队，也不会有舞弊现象的发生。后来，刘鸿儒将此经验写成了报告提交给国务院，并在今后的新股发行中进行实践，解决了早期股票发行的困难。
此后，刘鸿儒又请来了香港和一些海外的朋友，调动所有的力量收集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近60年来世界上历次股灾的情况，包括发生的问题、解决的措施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最后完成了中国证监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标题是《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
作为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曾在证监会职工大会上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股票市场猛跌，下边有意见；但是猛涨的话，中央政府有意见，怕出事；可是，不涨不跌，股民们会有意见，觉得这不像是股票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第二句话说：“我们是第一代拓荒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基础打好了，后来人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快车了。这是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光荣的职责。换句话说，挨骂是肯定的，挨了骂但给后人打下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好的条件，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发展资本市场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取向有关。中央政府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利益非常小，却要承担证券市场的全部风险。所以，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
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基因，决定了行政控制成为伸手可及的现成工具，成为一种便捷地替代和填补市场缺失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战略选择。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证监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初步介入证券市场，进行大量具体制度设计，原有的市场利益主体的制度供给空间逐渐丧失。向地方收权、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紧建立较完整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成了这段时期中国证监会的主要工作。
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便在北京成立。从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开始“接受中国证监会指导和监督管理”，其高层管理干部大多来自证监会系统。如前任会长庄心一，原在1995年受中国证监会委任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1997年去职后于2002年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2005年初在会长任上提拔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1992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全国人大也开始了有关制定《证券法》的讨论。
《第一财经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总的来说，到1995年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动地针对证券市场的具体问题予以干预。直到1996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证券市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形成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积极主动地全面介入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证券市场从此开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发展轨道。”
这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体系开始构建，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以它的监管机构为代表，正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
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证监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

熊市一千零一夜（连载八）

@二古月 2012-05-29 0赞

1993年两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新名词写进宪法中，标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终结。随着票证这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退出历史舞台、证券公司营业部和投资者数量迅猛增长带来的跑道愈发通畅，股票也因时宜地进入无纸化的柜台交易(次年哈岁宝成为了首家以上网定价发行的股票，标志着认购证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红马甲”作为交易撮合的参与者，也成为了当时投资者最为津津乐道的职业之一。同时，开市集合竞价制度因此于是年8月得以诞生。令无数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年竟是中国股市三年大熊市的第一年。
一年暴跌80%
1992年的股市疯狂，使得包括管理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对股市的判断产生了一定的误差。“五朵金花”以及“老八股”时期股票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使得部分管理者认为，群众对股票的需求如此巨大，因此有必要快马加鞭地发行新股。这种思维的结果，是造成了新股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当时的国家规划。以上海为例，1992年上海共发行了20亿元左右面值的个人股与定向法人股，这超过了国家计划全国额度的20倍！
超发股票的恶果是，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供不应求一下子变成了供大于求。
1994年通货膨胀水平一度超过20%，一年期存款利率全年维持在10.98%的较高水平。奇高的利息水平，令中国股市不再具有吸引力。股市的暴跌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3月14日，证监会宣布四条新规：新股半年内不上市，1994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这四条新规，由于每句话中都有一个“不”字，所以被称为“四不”政策。“四不”政策给市场带来了短暂的利好。政策宣布当天，沪深股市大幅反弹，上证指数涨幅超过9%。
但遗憾的是，反弹并没有持续，匆匆两日后便宣告结束。3月下旬，B股首先破位下行，接着沪指和深成指也持续走低。4月11日，沪深股市双双创出1993年以来的新低，沪指报659点，深成指则跌至164点。几天之后，新低再次被刷新，沪指一路飘摇，从600点区间跌至500，继而是400，最后跌到了300区间去了。市场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便从年初的833点回落到400点下方。上证指数在1994年7月29日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
政府救市的开始
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决策》。紧接着中国证监会在8月1日着手救市，宣布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此后连续上涨，上证综指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中国的投资者再一次领教了“政策市”的威力。但治标未治本，不久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
由于中国证监会1994年8月1日还宣布了两条“建议”，即建立共同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史称“三大政策”。与1991年的深圳救市相比，这一次的救市完全不同。首先，这是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联合行动，其级别之高，为1991年深圳救市所不能比；其二，救市的信息以新华社通稿的方式播发，各大媒体转载，其影响也并非1991年深圳的救市可比。由于以上两点重要区别，1994年的救市往往也被称为是政府救市的开始。
“三大政策”中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的表态也增加了投资者对未来资金面的想象。但它们真正实现要等到20世纪初。中国证券市场对投资基金的渴求，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停留在1993年8月20日第一只上市的投资基金淄博基金发行的美好回忆里。
宝延暗战打响二级市场收购第一枪
市场的低迷，给嗅觉敏锐的产业投资者资本运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国宝安就此盯上了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的延中实业。1993年9月13日，深宝安旗下宝安上海、宝安华东保健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在二级市场上悄悄收购延中实业的股票。9月29日，上述3家公司已经分别持有延中实业4.56%、4.52%和1.657%的股份，合计持有10.6%。由此，延中实业的股票价格从9月13日的8.83元涨至12.05元。9月30日，宝安继续增持延中实业的股票，持股比例达到15.98%。至此宝安才发布举牌公告宣称持有延中5%以上的股票，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向延中实业公开宣战。由此揭开中国收购上市公司第一页。而中国证监会第一次以裁判的身份出现在整场收购风波当中，最终宝安成功入主延中实业，而作为恶意收购(先斩后奏式的举牌)，也付出了罚款100万元的代价。
1993年的宝延事件，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最终购买延中股票达19.8%，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宝延风波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股权转移事件，标志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发展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其后万科参股申华、恒通控股棱光、康恩贝吃掉凤凰、辽国发拨弄爱使、恒丰举牌兴业、一汽买金杯等一系列事件，都可说是宝延事件激起的千层波浪，同时也催生了中国股市挖掘不尽的题材板块——资产重组。后来，1998年，方正入住延中，延中改名为方正科技。
一些资本除了在收购中各显神通外，也抓住机会展开策略性回购。1994年10月30日，陆家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国家股减资的方案，由此陆家嘴成为我国第一家协议回购本公司股票并注销股份的公司。此回购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减资回购从而规范股权结构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国家股减资回购，再增发一定数量的流通股(B股)，进一步增资。股份回购成为一种“策略性“的资本运营工具。
君万之争来如山倒，去如闪电
股市收购的出现，为我国经济走向市场的进程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笔。其中，发生在1994年春的一件非同凡响的新“收购”事件也值得一提，这便是“君（安）万（科）风波”。
当年的3月30日，上午10点半，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和副总经理张汉生走进了王石的办公室。张国庆开门见山，告诉王石：“君安准备下午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提出对万科的意见。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见报，建议改组董事会。”说完，张国庆和张汉生就离开了王石的办公室。整个谈话过程仅仅用了五分钟。而被扔在办公室的王石马上就明白了张国庆的用意：君安这是要夺取万科的领导权啊！
张国庆为何非要获得万科的控制权呢？原来，因承销破发，君安证券手中积压了1000万股万科B，按市场价售出将亏损3000万元。为了避免亏损，君安便想出了一个一箭数雕的招数：制造公司收购概念，夺取万科控制权，从而推动股价上涨，这样就可以拉高出货了。
而万科方面的股权分散也给君安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当时，万科第一大股东持股也不过占总股本的6.5%。所以，谁只要持股超过这个数，谁就可以成为新的万科老大。而君安加上此次联合的四大法人股东，持股数就占到10.73%。
形势显然对王石相当不利。在经历了短暂的思索之后，王石迅速拿起电话，给13名董事打电话。在获取了多数董事的支持后，王石又紧急联系万科管理团队，商量对策。面对险情，王石认为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一是要从内部攻破，瓦解君安和另外四大法人股东的联盟。只要联盟瓦解，只拥有3%股权的君安将成光杆司令。另外，就是要阻止股价上涨，打消股民对于万科的投机情绪，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让万科股票停牌，用拖延战术为自己争取时间。
瓦解君安的联合军团，王石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四大法人股东中最大的一个，“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在接到王石的电话之后，就明确表态，不认可君安开发布会逼宫等做法，并宣布退出君安联盟。让万科停牌却是一件难事。因为如果没有重大事项的话，万科是没有理由要求股票停牌的。怎么办，眼看着万科的股价已经遭到了投机者追捧。
千钧一发的时刻，王石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人知道万科被收购会引起股价大涨，所以提前建仓以牟利？于是，万科迅速查看了近两个月的万科股东变化和新开的户头身份，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去年为万科服务的渣打公司的宁志翔确实新买了2000万元的万科股票，而且户头开在君安证券营业处！看到这些连王石乐了，这条信息足以帮助万科向深交所申请停牌。
最终万科被连续停牌4天，加上星期日，万科停止交易的时间达到5天。在这5天中，王石和万科团队进一步瓦解了君安联盟，获得了更多股东的支持。与此同时，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市场足以消化君安与万科此次争端所造成的影响。4月4日，停牌4天后的万科复牌，没有出现大家担忧的快速上涨，股价表现异常平静。王石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日下午，万科在深圳举行新闻发布会，王石向记者宣布：“君万之争已经结束。” 就这样，1994年的这场权利大争夺，仅仅过了5天，来如山倒，去也如闪电。
国债327惊魂
东边日出西边雨，自从1993年10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起，新生的国债期货市场与同期中国股市的熊途末路截然相反，表现出一派牛气冲天的景象。
国债期货双边交易和杠杆交易等多项交易制度引发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仅在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就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而实际利率高于国债利率的现象，最终导致机构卖空非实物券、买入实物券，国债现货市场进入了供不应求的状态，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恢复对国库券利率保值贴补，国债期货市场也就因此进入前所未有的火爆状态(特别是商品期货于4月6日被暂停交易后)。
此时“327”事件发生了。327国债是指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92(三)，1995年6月到期兑换。1992—1994年中国面临高通涨压力，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不断调高，国家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对已经发行的国债实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根据通涨指数每月公布，因此，对通涨率及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成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主要多空分歧。以上海万国证券为首的机构在“327”国债期货上作空，而以中经开为首的机构在此国债期货品种上作多。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消息证实要对“327”国债进行贴息，此时的万国证券管金生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重仓持有空单，并且是超过规定持仓量很多，万国证券因此面临天文数字的巨额亏损。于是，在下午4：22分，管金生开始出手，短短的7分多钟时间之内，万国证券抛出大量的卖单，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卖单让市场目瞪口呆(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国债期货交易1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的卖单为1460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有240亿元)。当时，国债期货保证金的标准定在2.5%，也就是缴纳250万保证金可以做1亿元市值的交易，但关键是万国证券做空期货交易的保证金根本没有，是透支交易。违规交易造成“327”国债期货收盘时价格被打到147.40元。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60亿元转为巨额盈利40亿元。
最大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
交易结束了，结算要开始了，怎么办？根据规则，国债期货收市后开始清算，交易所根据浮动盈亏计算会员的保证金损失，不足部分需要追缴。此时，工作人员在焦急地等待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的决定。“不能动，今天的交易结果先不要发出去。”尉文渊告诉工作人员。思考了一会儿，尉文渊从桌子上的打印机里随手抽出一张打印纸，是一张少了半边的残缺的打印纸。写下这样一行字：“经初步调查，发现‘327’国债期货出现‘严重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作进一步调查了解，请各会员单位等待通知。”写好后，他告诉工作人员立即将此通知发出去。而“严重蓄意违规”，成为后来调查组对“327”事件的性质认定。当晚11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新通知，决定取消1995年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
“327事件”震憾了中国证券期货界。在仲裁机关的调解下，2月27日、28日进行了协议平仓，但效果不甚理想，3月1日又进行了强行平仓。局面刚刚明朗，又值两会召开，对“327事件”责任的追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后来，中纪委、监察部会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上海市政府配合下进行了4个多月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严肃处理，当事人之一的管金生由此身陷牢狱，另一当事人尉文渊被免掉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327”国债期货事件事后被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称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
1995年3月31日周道炯被任命为证监会新一任主席。周道炯自1995年3月至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他上任时上证指数在600点附近，上海股市日成交量6亿元，离任时上证指数在1200点以上，日成交量100亿元。其间经历了两次上升行情，第一次是因为关闭国债期货引发的1995年5月18日的井喷牛市，以“中国股市上最大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的方式一举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漫漫熊途。第二次为1996年初开始的绩优股长期牛市。1996年的大牛市改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全貌，投资者从以投机为主的跟庄炒作开始向以投资为主的价值投资转变，股市中涌现出了相当多的明星股票，例如四川长虹、深发展等。

券商生死大洗牌（连载十）

@二古月 2012-05-29 0赞

“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发出的存在主义式疑问，几百年来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当中国券商要在资本市场的生存竞争里一开始就直面这个生死存亡的抉择时，多少显得有些迷茫和慌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中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草创阶段，达尔文的丛林法则显得异常野蛮和粗暴，竞争的无序和失范更加剧了券商对于存亡问题的恐慌。
21世纪的最初几年，经过残酷的生存和死亡考验之后，券商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一些昔日的“先驱”已然成为“先烈”，而更多的券商则希望在这场洗礼里实现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
曾经的业界龙头华夏证券在2002年举办了盛大的十周年成立庆典，典礼上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又耐人寻味的感言：“我们经历的所有挫折和痛苦都会变作财富，我们流过的每滴泪水和汗水都会化为珍珠。”这段华丽的文字最后与当年很多叱咤中国资本市场的先行者一起成为中国股市沉浮录上悲壮的一页。
股权分置改革开始试点
2001年6月14日至2005年6月6日，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历史上最漫长的熊市。导致这一轮熊市是诸多因素叠加共振的结果，其中最大的政策利空是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分置改革。随着股市规模逐渐增大，股权分置越来越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阻碍，成为股市必须迈过的一道坎。2001年6月，股权分置改革开始试点，国有股、法人股拟以市价全流通，市场闻风而落，短短七个月的时间便从2245点大跌至1339点。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央行开始清查违规资金，大盘连续大幅急速下跌，展开了一轮更大调整。舆论纷纷开始把熊市的诱因归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分置”，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8月，当时的“超级明星绩优股”银广夏、东方电子业绩“造假”曝光，随后，一贯“绩优高成长”的风华高科、清华同方、环保股份、大唐电信等中报业绩纷纷出现问题，并迅速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加速市场的暴跌和崩溃。大盘随之一泻千里，市场由繁荣落入了死寂，笼罩在一片寒冷的阴霾之中。
尽管监管层在纾缓政策对市场的冲击方面时有动作，但上市公司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市场回暖乏力。深沪股市从2001年开始调整，券商自2002年起陷入整体亏损，各项业务不断创下历史低点。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显示，自2000年至2004年，整个证券行业的潜亏高达2200亿元人民币，131家券商平均每家亏损额近20亿元。2002年初，已有22家证券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风险，其中12家情况较为严重。2003年下半年起，证券行业进入风险集中爆发的阶段。行业连续亏损，资金缺口巨大，挪用客户资产、坐庄、非法融资等违规问题非常普遍。最艰难的时候，全部130多家券商的净资产仅为386亿元，违规负债数以千亿计，而四年熊市中累计亏损额高达831亿元。部分公司面临严重的支付危机和信用危机，证券交易结算潜伏巨大的系统风险。2004年，沪深两市的成交总量基本徘徊在200亿元左右，以此计算，仅仅能够养活约45家券商。在行情最低迷时，有的营业部一天的佣金收入仅有区区几百元。
疯狂的赌徒，疯狂的博弈
2001年初，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对当时资本市场的各种不规范进行了严厉抨击：“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吴敬琏在节目中还表示，中国的股市从一开始就很不规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不可能成为投资者良好的投资场所。这段话后来被归纳成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吴敬琏的观点很快就引发了证券市场的巨大震动，更在经济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中国股市发展状况”的恳谈会上，董辅礽、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吴晓求五位重量级经济学家联手回应吴敬琏的观点。五位学者认为，证券市场中投资、投机皆不可少，投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先导。然而，当人们为中国股市的赌场性质论战正酣的时候，一些在资本游戏中输红了眼的券商依然肆无忌惮地进行疯狂的博弈。
随着股市的低迷，券商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经纪业务利润急剧萎缩，而与之相关的投行业务、自营业务和理财业务也屡遭重创，券商只能勒紧腰带、艰难度日。出于求生本能，部分券商开始剑走偏锋、险中求利。不少业内人士后来指出，这场似乎没有终点的漫漫熊市，把部分证券公司逼上了违约理财的险路，证券公司理财黑洞越挖越深。调查表明，当时透明与不透明的委托理财超过2500亿元，违规理财超过1000亿元，100多家券商或大或小都有委托理财纠纷。加上证券公司没有合法的融资渠道，而他们手中又有一大笔可观的客户保证金，一些铤而走险的券商开始变本加厉地挪用客户的保证金或违规高息融资，再试图通过股票坐庄挣取高额回报。赌徒心理急剧膨胀，暴利幻觉严重扭曲了正常的经营管理，最后一搏的冲动使这些券商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淖之中而无法自拔。据统计，1993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证监会查处的券商违法违规行为中，违规申购（占32.20%）、非法融资融券（占16.42%）和挪用客户保证金（占14.96%）三项相加的比重接近总违规行为的三分之二，在当时被称为券商的“三大原罪”。
在华丽的利润数据与浮躁的理财投资背后，一些嗜赌成瘾的券商正踩着红线生存。
南方证券的倒掉和广为流传的高危名单
2002年8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撤销鞍山证券的公告，鞍山证券因违规发行高息债券达151亿之巨而成为国内第一家被关闭的证券公司，其下属营业部由民族证券接管；
2004年元旦过后，证监会、深圳市政府宣布对中国券商三驾马车之一的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当时的报告显示，南方证券存在的债务超过200亿元，其中仅挪用的客户保证金就超过80亿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透支和国债欠库超过100亿元，委托理财的亏损超过30亿元。
在市场极度低迷的时候，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市场脆弱的神经。从2001年开始，券商被关闭、托管、接管的消息越来越多，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尚存者看着倒下者的身影，似乎鬼影森森，生死茫茫，疑惧与焦虑在不断地积聚、发酵。到2004年9月中旬，券商绷紧的神经最终到了极限，一份所谓的“高危券商名单”在业内和各大媒体疯狂流传，这份属于“高度机密”的名单有23家和63家两个不同版本，最终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一份列出了63家券商的名单。这份名单既有南方、汉唐、闽发等已经被托管的券商，也有一些未被报道过有任何劣迹的券商。神秘名单在传播中又引发各种虚虚实实的判断，比如“12家券商将进入特殊风险处置程序”、“数十家券商将倒闭”、“40%的券商将被淘汰”等等。
神秘名单的疯狂流传最终刺痛了管理层，10月26日，证监会通过三大证券报辟谣，指出高危券商名单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不过，有没有高危券商名单，抑或这份名单是23家还是63家似乎并不重要，问题的症结在于，诸多迹象表明，高危券商的存在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寻找券商综合治理的最佳药方
2003年8月，证监会召开“证券公司规范发展座谈会”，会上对券商提出“三大铁律”：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严禁挪用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严禁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三大铁律”引起业界巨大震动。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给疲弱的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年8月，证监会开始推行证券公司分类监管，分别从资产质量、财务绩效、业务水平、风险管理、合法合规和诚信自律等方面设定了严格的评价标准，其中涵盖20项具体衡量指标。2005年6月30日，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建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长效机制。随后，国务院发布《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正式对券商开展全面的清理整顿。
在强化制度监管的同时，管理层开始对拯救券商的“药方”进行调整。在以往的案例中，券商一旦出事，央行总会以“消防员”的角色出现，其施救的方式无非以下“三板斧”：证监会对有问题的券商实施行政撤消、关闭并进行债务剥离；然后中国人民银行提供再贷款，由地方财政做担保，解决自然人债务；机构债务登记在册，由新设的实业公司或另一券商承担，或者直接清算偿付。然而，用央行再贷款提供救济资金只是权宜之计，从宏观来讲会造成隐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及政府公信力下降，并且容易让金融机构产生道德风险。对深陷困境的券商来说，行政接管、央行再贷款、直接注资等政策上的“宽容”或许只能抚平伤口，而真正的根治需要来自券商的自我救赎和刮骨疗毒。经过再三权衡，监管层决定在适度保留行政救助和政府注资的同时，开始考虑通过供求机制和淘汰机制等市场化手段来调动券商自身的“造血”功能，“扶优汰劣”的基本思路逐渐变得明晰。
在一个日成交量仅为一、二百亿的证券市场，充斥着130多家券商，而且是为数众多的小券商，经营业务雷同，毫无规模经营、竞争优势可言，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要求券商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提高，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也必然会将规模小、质量差、经营无特色的券商驱逐出市场，留下的只能是少数有能力做大做强的券商。中国证券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行业龙头，而此时正是推动证券行业整合的最佳时机。
两股力量改写了证券业发展的原有格局
此次证券业整合的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央汇金、中国建投和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等新设中央企业；二是创新试点券商。这两大力量在证券业综合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顺势而为，抓住机遇迅速壮大起来。
2005年6月，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共同出资70亿元，以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平台重组银河证券。2005年9月底，汇金公司对申银万国和国泰君安分别进行了25亿元和10亿元的股权投资，持股比例达到37%和21%，成为申银万国的第一大股东和国泰君安的第二大股东。与此同时，2005年8月，建银投资和中信证券共同出资筹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受让华夏证券的全部证券业务及相关资产和非证券类资产。此外，建银投资还竞拍购买了原南方证券的有关资产，组建了建银投资证券。同时，在北京证券、湘财证券、华安证券等一些地方券商的重组中，也活跃着建银投资的身影。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虽然介入较晚，但出手不凡，2006年8月底，在重组广东证券、中国科技证券和中关村证券的基础上成立了安信证券。中央汇金、中国建投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竞相获取了多家券商股权，并在公司董事会层面享有话语权，这对缓解当时券商的资金链危机和提振证券市场信心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创新类券商也是此次综合治理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堪称综合治理的最大赢家。诸如中信、广发、国信这些原本处于第二梯队的券商乘势收购或托管了部分问题券商的优质资产，从而获得了高速成长的机会，改写了证券业发展的原有格局。其中有的券商通过一连串的托管和收购，一口气增加了55家证券营业部和15家证券服务部。当时数据显示，18家创新试点券商的经纪业务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54%，比资源整合前提高了12个百分点，综合治理带来的发展推力和规模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通向新生之路
2006年8月16日，负债高达228亿元人民币的南方证券资不抵债正式破产。至此，持续5年的券商治理整顿告一段落，证券业的监管也逐步转入常规监管时代。证券行业综合治理是在资本市场实施基础性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对全行业进行的一次全面整顿和制度改革。从推行分类监管、摸清行业底数、实行客户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到清理违规理财等，整个行业经历了一场全方位的洗礼。经此整顿，一批高风险和严重违规的证券公司被处置，相关责任人被依法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与之相映照的是，券商的业绩实现了扭转，2006年上半年，全行业营业收入达231亿元，实现利润123亿元，盈利公司93家，证券业连续4年亏损的局面终于得到根本性扭转。
伴随四年熊市，那些困扰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券商或被重整筋骨，或被清理出局，曾经在股市上纵横驰骋的华夏证券、南方证券、大鹏证券、汉唐证券等20多家券商先后退出了证券舞台。与此同时，在整合市场资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央系券商和创新类券商趁机崛起，获取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市场资源，从而推动中国证券业向新的竞争格局转变。
一个时代终结了，而另一个时代的舞台重新搭建，一场更加有序、健康的竞技已经拉开序幕。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的权威资料

liulluil 2010-12-28 3

清晰了解一个市场的产生原因、发展历程、监管者态度、存在问题等是一个市场参与者必需的储备，是把握市场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本书很好的提供了以上内容。尤其有价值的是作者对目前资本市场的一些问题都进行了分析，以刘鸿儒的身份，他的观点也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主流意见。值得关注的是：<1>债券市场和B股这两章；<2>书中体现的市场化为主的改革思路。比较有趣的章节是描述1990年沪深两地建立证券市场的部分，究竟谁是第一家还有这么两全齐美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今年是证券市场建立20周年，读到这本书还是很感慨的。

证券法横空出世（连载九）

@二古月 2012-05-29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现代证券市场在20年间从混乱逐步走向规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部法律的出台。1998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1999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人在证券市场摸着石头过河，经过漫长的摸索、疑惑与争论，到这一天终于有了较为统一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起草始于1992年7月，其时中国证券市场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证券监管者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有了阶段性的经验和认识，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政府以及各界的认可。证券市场作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是否规范健康，监管是否有力到位，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山雨欲来风满楼
由于当时股市充斥着“一夜暴富”的神话，加上人们对股市致富的狂热有增无减，繁荣背后过度投机的现象时有浮现，而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严重滞后，法规建设无法跟上证券市场的发展步伐。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为整治和解决当时证券市场出现的种种问题，陆续制订了一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后来相继发展出近250个行政法规，这些规章零零散散，互相矛盾，缺乏权威性，面对迅猛发展的证券市场，时常“力不从心”，一系列问题随之加速暴露。原有的行政规章已不足以体现证券市场的重要性，也不足以保护证券市场和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从官方到民间，从机构到个人，要求制订统一的国家证券法规、依法治市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证券法》的起草阶段，中国证券市场曾有过多次大的波动，股票发行乱象丛生，多家公司“包装”上市，欺骗造假，操纵市场，各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规投机行为接二连三发生，似乎在轮番上演着最后的疯狂。1995年2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上证所一天交易量达到上千亿元，国家紧急叫停国债期货交易，这场被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称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加深了社会各界对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漏洞的深刻认识。加上《证券法》出台前后正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逐步蔓延，我国不良金融资产不断产生和累积，证券市场也埋藏、积淀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并不时暴露出来。长期积淀而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警惕，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稳定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促使立法者和政府重新审视证券市场的风险程度，希望加快出台相关法律，以规范证券市场。“这四年时间，证券市场发展还是比较混乱的，坐庄、内幕消息、造假等，加之应对 1997 年亚洲危机的需要，客观上急需出台一部证券法。”《证券法》起草负责人之一王连洲回忆说。
据报道，《证券法》获九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前后，沪深两地股市出现了一波中级调整，当时投资者担心券商进行分类管理，将使大量主力资金退出二级市场。还有投资者担心有关券商自营必须开设法人专户、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规定，将加大券商自营的难度，而且禁止透支、禁止国企炒股，以及各种对违规的处罚措施，将迫使大量不合规定的灰色资金退场，从而造成证券市场的相对贫血。在这种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有人主张推迟《证券法》的公布时间，待股市上扬时再推出。但起草组的专家人为：既然社会上已对《证券法》有许多猜测，晚推出不如早推出，这样更可稳定民心。7月1日当天，市场出现大跌，上证综指暴跌近8%，随后股指展开为期逾半年的震荡调整。但《证券法》的实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可谓是风雨无阻，并在翌年春天迎来了市场信心的回升。
开创学者参与国家立法先河
《证券法》立法工作走了一条主要由专家学者负责起草的路子，应该归功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提议。在 1992 年 6 月的一次讨论制定证券交易法的委员长会议上，万里提出，这是“专业性很强的法律”，应该更多地听听专家的意见，建议由时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负责组织证券交易法起草工作。
1992年8月，以厉以宁为组长的《证券法》起草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包括高程德、曹凤岐、王连洲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场旨在规范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立法进程拉开了序幕。王连洲后来谈到《证券法》起草工作开创了多个“第一”：《证券法》是我国最贴近市场脉搏、最触动权益行为的第一部经济法律，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个行政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律，同时也是第一部首先由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牵头组织起草、而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经济法律。这在新中国的经济立法史上，开启了由国家立法机关组织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立法的先河。
鉴于中国证券市场法制经验的不足，《证券法》起草组的专家学者不仅经常往来于上海、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大量参阅美国、英国、韩国、日本、香港、台湾地区的有关证券法律、法规，汲取先行者管理证券市场的经验。1993年3月，起草组成员接受当时任职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梁定邦律师邀请，在香港召开了《证券法》草案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会，香港各界人士反响热烈，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由于当时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人们对证券市场的认识还不统一，在《证券法》起草的历次讨论会上，专家学者围绕《证券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券商业务范围、分类及融资，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上市公司收购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曹凤岐回忆起当年那场“火药味”颇浓的“雅宝路空军招待所证券法座谈会”时说过：“有的时候气得没办法，有些时候同他们讲不清道理，有一次为了修改一个条目我就和一个法工委的负责同志吵起来了，我没控制住情绪，就拍桌子了。这件事厉老师（厉以宁）批评我丢了教授的面子，失了教授的风度，我跟厉老师说，为了起草一个好的《证券法》，我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当时担任人大财经委委员的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也参加过《证券法》草案的讨论，他事后不无风趣地向曹凤岐抱怨：“我参加你们的会都害怕，你这跟国共谈判真差不多！”
几经斟酌，《证券法》正名
1993年1月8日到10日，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交易法》起草组邀请了中央国家机关、北京、上海、深圳、湖北、河北等关注证券立法的专家、学者共 80 余人，在北京组织部招待所召开了《证券交易法（草案）》第三稿的讨论会。
在组织部招待所举行的讨论会上，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对《证券交易法》的第三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主要是建议修改《证券交易法》的名称。很多业界人士认为，证券交易法规范的内容过窄，应改为《证券法》，对于证券管理体制及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行、交易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规范。会后，国家体改委的参会人员将会议情况写成简报，上报给当时的体改委领导，体改委领导圈阅后立即上报国务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该简报上，做了几处批示，并再转李鹏、江泽民等其他高层领导逐一圈阅，足见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对于中国证券立法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王连洲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依然激动不已。根据组织部招待所研讨会的意见，人大财经委起草组随即将《证券交易法（草案）》更名为《证券法（草案）》。
但是，给《证券法》正名并非一锤定音。很快，一个消息给人们泼了一盆冷水，另一部重要的经济法律——《公司法》也在紧锣密鼓筹划当中，即将出台。这两部法律当时在流程和内容上有所冲突，于是有观点认为：既然《公司法》囊括了“证券发行”，那么《证券法》只需管好“证券交易”，换句话，一级市场由《公司法》管，二级市场由《证券法》管，《公司法》没有规定的就使用《证券法》，《证券法》无疑又降格为《证券交易法》。虽然这种提法欠妥，但各方一直争论不休。直到《证券法》提交人大审议通过之前，李鹏委员长还就此组织了一次讨论，与会人员包括田纪云、姜春云两位副委员长、《证券法》起草组全体成员和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会议最终商定：《证券法》是一部大法，它与《公司法》是平行的，不能从属于《公司法》。《证券法》既要管发行，又要管交易，这是一个原则。随后，这一原则被明确写进了《证券法》，《证券法》的正名之争至此才尘埃落定。
横跨三届人大，历时六载春秋
也许正是证券法独特的起草组织形式，注定了它坎坷而曲折的历程和命运。证券法从起草到表决通过，跨及七、八、九共三届人大，时过六个春秋，易稿不下数十次，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五次会议的审议，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在起草过程中，有关方面对证券立法几个重大问题的观点之对立，争辩之激烈，协调认识的路程之漫长，涉及的高层领导决断之艰难，也是经济立法史上少见的。
1992年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当年七届人大会议提出，要参照国外立法的经验，根据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较为完善的《证券法》（最初称为《证券交易法》），以规范证券市场的操作和发展。会议委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持《证券法》起草工作。
1992年8月，以厉以宁为组长的《证券法》起草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证监会、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
1993年8月，《证券法》草案完成，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柳随年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提请常委审议。在审议讨论环节，“有的委员说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部法到底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坚持资本主义，如果说是坚持社会主义，那我就举双手赞成，如果搞资本主义，我坚决反对。另一部分常委实际上反对制定这个法，认为没有必要，他们说中国证券市场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吗？如果不知道去看看茅盾的《子夜》，《子夜》那里面说得很清楚：让军队后退五十里，这就是证券市场。你们记住小平同志的讲话没有？小平同志说了，证券市场要试验，小平同志还有后半句你们记住了没有？他说了试验不好还可以关了。”曹凤岐回忆起当年《证券法》草案初次审议时的艰辛感慨万千：“在这种情况下制订什么法呀？！根本就不同意。所以，当时的初步审议也不可能通过这个法。”
1993年1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由法律委员会作了关于证券法草案意见的汇报。
1994年6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三次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提交了证券法草案修改稿，并作了修改情况的说明。
1998年10月，人大财经委在香山召开了“证券立法国际研讨会”，为《证券法》提交审议做最后准备。同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再次对证券法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11月，李鹏委员长专程到深圳进行立法调研，考察了深交所和康佳集团并与有关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起草小组就《证券法》的调整范围、股票发行上市核准、新股发行、禁止国有企业炒作上市股票、证交所的监管作用、证券公司的分业问题、规范交易行为等条款作了补充和修改。
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证券法》以13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高票获得通过，由江泽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颁布，1999年7月1日实施。至此，中国证券市场终于拥有了一把悬在市场投机违规者头上的利剑。
从“次优”到“最优”
《证券法》从起草到出台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也是一个不断实践和不断探索的过程。由于当时社会形势以及证券市场自身发展的限制，决定了1999年《证券法》不可能是中国证券立法进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厉以宁在《证券法》出台后的一次访谈里坦言：“证券立法应有阶段性，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最优’不可能实现时，就只能作‘次优选择’，这时的‘次优’就是现实中的‘最优’。我国的证券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要‘分步到位’。”1999年《证券法》的主导性立法思想是防范风险，内容上有一系列“不得”与“禁止”，监管过严致使市场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活力，自2000年始，修改《证券法》有关条款的呼声不断高涨。
2003年7月1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小组，这标志着广受关注的《证券法》修改工作正式启动。2003年8月8日，《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小组开始向社会征求《证券法》修改意见。2005年10月27日，经过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证券法》于20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历时2年零3个月的《证券法》修改工作随着立法程序的结束而告一段落，实施了6年半的《证券法》也被修改后的新《证券法》取而代之，中国证券立法进程朝着“最优”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证券法》是发展法、促进法、规范法，是一部“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大法。经历了十多年的磨砺，《证券法》以及其他配套法律的日益完善，“庄股横行”、“基金黑幕”等违法违规现象已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中国证券市场正以更加稳健的身姿迎接未来。

不忘二十年前的突破——《突破》书评

watson王 2010-09-01 0

不忘二十年前的突破

——《突破》书评

蒋飞文（原文刊登于2010年8月10日出刊的《第一财经日报》A13版）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试运行，即集中交易的市场开始出现时算起，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20年。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而言，2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若从二十年一代人的角度看，这段时间已经太长，对多数亲历者而言，重大事件的进程或许仍历历在目，而细节则已然模糊。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下称《突破》）一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还原历史细节的手段。
  《突破》由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编著，大部分文字来源于他本人的回忆，以及过往发表的讲话、报告和见报文章。作为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金融管理工作者，刘鸿儒参与了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初创的整个过程，该书对这一阶段重要问题作出了细致的回顾和解释，同时也反映了来自基层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如红庙子市场和1992年深圳“8·10”事件等。
   此外，该书还披露了刘鸿儒本人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1955年他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经济系研究生，其中花了一年时间研读《资本论》。这段经历对于刘鸿儒理解计划经济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他此后参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股份制”的论战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内地股份制公司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1989年经济整顿以后，股份制试点得到完善和提高。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推行股份制试验遇到了许多阻力，主要是股份制出现了不规范的问题，许多人反映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等。当时，姓“资”还是姓“社”成为争论的焦点。
   这时，刘鸿儒查阅马列经典，最后在《资本论》中找到了一句话，即“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刘鸿儒说，括弧里面这句话十分重要，因为它明确指出股份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利用的。随即他的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一代人的努力下，股份制的理论问题得以解决，此时股份制企业发展已如一江春水。但新问题接踵而来——老百姓和企业手里的股票，需要一个流转的市场。当时从上海、深圳到全国各地，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自发的股票发行和证券市场在一些地区泛滥起来。其中成都红庙子市场可以说是全国自发市场中最大、最乱的，各种有价证券都在交易，各单位不遵守法规随意发行股权。刘鸿儒曾亲自到那个市场去调研。
   这些现象加上后来的深圳“8·10”事件（因群众误解认购表的发行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引起了高层对证券市场发展热潮的反思，并直接促成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在证券市场建设的问题上，思想也统一到宜先搞好深圳、上海两地的二级市场。
   2000年，当证券市场迎来第一个十年的时候，刘鸿儒撰文对这十年进行了总结，其中的一些建言，现在看来仍颇具洞见。
   他以“8·10”为例说，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透明度是防范风险的要害所在。在刘鸿儒担任证监会主席后，他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敞开供应认购表，还把它印到报纸上，剪下来就能用。这种做法在青岛啤酒的发行中首次应用，结果是万分之六的中签率使群众在透明的市场机制中受到了教育。
   又如对于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和《基金黑幕》等揭露性的新闻报道，他站在市场建设者角度呼吁看到成绩和主流的一面，反对全盘否定。
   我们不妨聆听这位年届八旬的长者，有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的勇气和智慧，才能为我们开创出今天脚下的道路。

大幕拉开之前（连载一）

@二古月 2011-07-28 0

股票在中国是一个“骨灰”级名词。李鸿章创立招商局的时候就发行过股票，詹天佑修铁路也发过股票，后来的旧上海十里洋场，股票市场也是风起云涌。

新中国成立以后，金融领域在很长的时间里危机四伏，很多不看好新政府的人，利用证券交易进行资本战争，给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带来了很大麻烦。“银元之战”，对手就是上海证券大楼里的旧社会投机商。结果，解放军出面一举端掉了上海证券大楼，将其中的投机分子逮捕。自此以后，虽然出于融资的需要，天津和北京还办过证券市场，但到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天津和北京的证券交易所被关闭，证券交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中国资本市场的沉寂一晃就是三十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资本市场苏醒了。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20年间中国股市市值扩张了1800余倍，从1990年的103亿元发展到约20万亿元；上市公司家数从1990年的13家发展到1600多家；股票投资者开户数约1.35亿户，为1992年的63倍。

五道口25杰在合肥的叩门行动

谁也没想到，叩开中国证券市场大门的是一批学生。

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坐落在北京西郊五道口的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原东升公社卫生院的旧址上。那是铁道旁一座工字型的二层红砖楼，占地仅16亩，简陋而寒酸。1982年初，它迎来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为了使学生们的学习不与国际金融发展脱轨，人民银行总行专门聘请了北大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人大的黄达担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顾问和教授。研究生部还找到许多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卓有成就的燕京大学校友担任导师或帮忙讲学。如：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赵靖、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林志琦、费近仁，匹兹堡大学教授周舜莘，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

1995年4月9日的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上的一段话，可以证实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价值：“在美国，如果研究生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一张通向商业成功的通行证；而在中国，这个通行证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硕士学位证书。”

由于教学上的成功，研究生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许多国内外报刊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誉为“中国银行家的摇篮”、“中国的哈佛商学院”。1987年，刘志强成为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1993年，夏斌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事实上，如果把视野再放宽，可以发现中国金融领域的很多“第一”都是“五道口人”写就的：刘渝（82级）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廖熙文（82级）担任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戴志康（85级）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王令芬（82级）担任中国第一家外汇经纪交易中心的总经理；万建华（82级）组建了中国银联推出“一卡通”……

在五道口深厚的理论和务实精神滋养下，研究生们投身中国金融改革的激情在燃烧。1984年，研究生部25名研究生在合肥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以蔡重直为代表的一批学生做了“叩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门”的发言，主张以建立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这是1984年最早提出中国要开证券市场。

据北京大学证券与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博士生导师曹凤岐老师回忆，大概是会后第二天，可能是法国报纸报道出这位年轻人提出中国放开证券市场的消息，通栏标题叫做“中国年轻人要用最资本主义的办法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第一股临时决定公开发行

1984年时，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瞄准了一个商机。当时上海街头，开始流行音乐茶座，生意火爆，对音响设备需求很大。飞乐电声总厂主要给电视机厂生产喇叭，当然也可以做成音响。秦其斌就谋划成立一个新厂——飞乐音响。设想汇报上去，主管部门也很支持，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一个萝卜一个坑，早就安排好了。我们这个厂不在计划之列，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

靠着偶然中得到的股票知识，秦其斌向上级请示发行股票。请示报告中还有对股份制的一个时髦说法：“将职工的命运和企业捆绑在一起。”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

电声总厂要发行股票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的耳朵里，他马上采访了秦其斌。

“秦厂长，听说你们要发行股票集资，有没有这回事？”

秦其斌答，有。潘新华紧跟着问：“那你们打算向社会发行吗？”

“是啊，向社会发行。”秦其斌随口回答。

其实，秦其斌和潘新华各自理解的“向社会发行”并不是一个概念。秦其斌的计划，是和那时候多数的股份制企业一样，把股票销售给企业职工、兄弟企业和银行这样的社会法人，现在叫“定向发行”。

而潘新华认为的是“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个人”前原该有个定语“本企业职工”，秦其斌没说，潘新华不知，也就没写进稿子。结果见报时，“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这句话被经验老到的编辑一眼瞄中，放到了副题。

这个无心的理解偏差，却造就了中国第一只面向社会发行的股票。稿件见报后，报社和电声总厂的电话被打爆了，都是询问如何认购飞乐音响的。

秦其斌被逼得没有退路，只能临时决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发行。正是这10%，让飞乐音响区别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冠名为股票的集资凭证，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当时上海市委的两位主管领导吴邦国和黄菊到会祝贺。

秦其斌说，当时与会的人都非常想听听领导能够对股票或股份制说点什么，但领导的讲话只是鼓励飞乐音响要好好经营，对股票只字未提。对此，秦其斌还忐忑了一段时间。

实际上，对股票的前景，领导们看得比秦其斌要高远得多。早在飞乐音响成立之前，1984年8月，上海出台了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证券市场的管理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按此“规矩”，新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迈出了它走向波澜壮阔的第一步。

1984年以后，由于上海飞乐音响等股份制企业的示范作用，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股份制试点热”。那时候最流行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争论不断，股份制改革却在蹒跚前行，并越走越像样子。

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1985年的党代会《“七五”计划建议》中提出了“促进资金市场的形成”。这时候用“资金市场”来指代“资本市场”是因为理论禁区没有突破。事实上，直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第一次提出了“资本市场”这个概念，并明确指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这是重大的理论突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沈阳小胡同里诞生第一个交易柜台

还是在1984年，当“飞乐音响”股票在上海发行时，当时的中信公司执行董事长经叔平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发行股票能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私人购买股票能为重要的计划带来资金，也能减少向西方借款的需要。股票可以买卖，否则就没有人要。因此，开设股票市场的设想与现行的经济政策并不矛盾。”《美国证券周刊》评论道：“从经叔平的讲话中可以预测中国可能开办证券交易所，早一点的话，明年就可以开张。”

这个预言很快就成真了。沈阳是中国国有企业集中的城市。1985年冬，为了筹集企业急需的资金，沈阳许多国有企业采取了发行债券或内部股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企业把钱拿走了，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老百姓手里的证券需要变钱的时候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开始进行债券和企业内部股票的转让业务。时任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罗振忠回忆说：“1986年8月5日开办证券转让时，定价原则本着买卖双方利益兼顾，买的有利可得，卖的少损失一点。当时都是手工操作，柜台还是石灰岩的。”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说：“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始挂牌可以买卖企业债券和股票，这是很大的突破，因为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所以引起了各界的重视。那一阵子它成了参观点，新闻单位都去采访，外国的新闻界也去了，我去的时候还有警察在那儿维持秩序。交易方式很简单，就是在黑板上写一写买价、卖价，交易数量也很少。”

这家证券交易柜台的开业，引起多方面的关注。1987年初，外交部组织了50多个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到沈阳参观。《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国外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日本《朝日新闻》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一个交易柜台，诞生在中国沈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胡同里。

最大交易所主席和最小交易所经理合影

紧跟着开始股票交易的是上海。

飞乐音响发行股票以后，1985年1月份上海又发行了延中实业公司的股票。两只股票加起来,股东总计有将近2万个。但是有了股票不能上市买卖，群众意见很大，有人向当时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副经理胡瑞荃写信反映这一问题。胡瑞荃为此打了两份报告给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但都没有回音。

直到1986年8月中旬，上海体改办的人找到胡瑞荃，说第二天上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市委书记江泽民要听取关于股份制工作的汇报。汇报的时候，胡瑞荃就坐在江泽民的对面。胡瑞荃回忆说：“出席会议的好像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即将搞股份制的企业的负责人。等到我发言时，我就说了几点，其中一点就是有了发行市场，不能没有流通市场。股份制要么不搞，搞了以后两个市场必须一起上。假如只有一级市场，没有二级市场，那股市是不能长久的。”据时任静安证券营业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江泽民在会上说了这样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什么搞改革的人会遇到那么多麻烦？为什么就不能对他们宽松一些？”

1986年9月26日，静安证券营业部正式对外营业。这个小小的柜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来了。他送给静安证券营业部经理黄贵显一幅画，后面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一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尔霖也来了，中国第一张股票和“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照片，挂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

请看下期连载《中国与股市握手》

我在新浪微博：@二古月

中国与股市握手（连载二）

@二古月 2011-08-01 0

邓小平接见“华尔街老板”，中国与股市握手

1986年11月14日，北京普通的一天，来往的人们并不知道，一批身份特殊的贵客，已经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之所以说他们身份特殊，是因为这些人在美国被称为资本家。而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提起资本二字。来访的带头人，是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菲尔霖，他专程来探讨中美金融市场的问题。

邓小平接见了他们一行。会见时，邓小平说：“我对菲尔霖先生今天来访表示特别的欢迎。因为很多人都说美国人都有钱, 很多美国人都有股票, 而这些股票主要在美国的市场上交易, 你又担任股票市场的董事长, 所以我特别地欢迎。” 邓小平说：“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在谈话中间，凡尔林拿出纽约交易所的徽章送给邓小平。当时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客人的礼物，是一张绿色的“飞乐音响”股票。这个被称作“中国与股市握手”的历史镜头揭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

“飞乐音响”股票引起了菲尔霖极大的兴趣，巨大的好奇心驱使他想看一看上海的证券交易机构。而恰好他又有了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他惊讶地发现邓小平送给他的那片新中国的“梧桐叶”上，股东的姓名不是他, 而是“周芝石”。“周芝石是谁？我是菲尔霖啊!” 照理，将股票送给别人，应该在股东一栏写上受赠人的名字, 但这张股票填的名字不是菲尔霖而是周芝石，美国客人自然是一脸的迷惑。中国方面解释说, 这是为了保证股票有效才印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就像人民币上签有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名字一样。“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 我要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菲尔霖借此提出参观上海证券机构的要求。面对客人的固执和真诚，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他踏进上海静安寺附近的那间小屋。

菲尔霖一抵上海, 第二天就要去办过户手续, 其实是想借机看中国的证交机构。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 上海方面有些为难，因为按规定国家首脑才能用警车。后来上海警方提出让菲尔霖先生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开道。这样, 菲尔霖于1986年11月24日下午1点, 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 ,“自费”（而且花了大价钱）来到了静安证券营业部。

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原是一家理发店，后被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公司盘下，成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彼时，说它是个证券交易柜台更合适——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不如很多人家的一间客厅大。一个柜台就是其全部交易场所了，柜台旁的黑板上，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交易价格。

时任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随同参观的人员众多，屋子里挤了个满满当当，身材高大的菲尔霖几乎转不开身。20多年过去，送给菲尔霖的飞乐音响这一“原始股”，通过多年的送配，已经变成了3000多股，市值最高时超过10万元，远远超过菲尔霖当年为它“花费”的租车费了。

不过，即便是推动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也没有想到当年50元一股的股票，竟能在十几年后翻了几百倍，更不会想到，自己懵懂中把飞乐音响股票推向社会公众，竟然成了掀动中国资本市场波澜的蝴蝶翅膀。

原始股神话演义，深发展领衔

2007年《南方日报》报道说，深发展银行沙头角支行迎来一桩“奇事”，一位年逾七旬的香港老伯手持其1991年购买的纸质老股票，想趁深发展即将复牌的时候卖出去。老伯面值546元的老股票，按目前市价估算，其市值已经飙升了366倍，至少达到20万元。

据经手此事的银行工作人员卢小姐讲述，当日，她接待了这位姓李的特殊香港老伯，李老伯手持纸色已经发黄的546股深发展老股票，向她咨询卖出事宜。这叠老股票纸面上都标有“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字样，共6张，其中标明股数为100股的5张，标明股数为46股的1张，每股面值为“人民币壹圆整”。

据1987年参与过深发展股票发行运作的陈先生回忆，1991年发行的深发展1元面值股票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面值20元的原始股拆细而来，二是增发形成。当时每股的市价在10元左右，李老伯买546股估计支付了约6000元。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上市公司是中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深发展于1987年5月10日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并于1987年12月22日正式宣告成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深圳市发展银行的“原始股神话”推动了中国“股份制改造”运动大规模地进行。继深发展之后，深圳万科、金田实业、蛇口安达运输、原野实业等四家深圳企业，也在1988年至1990年相继向社会公开发行了股票。这是深圳最早上市交易的“老五股”。在上海则是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会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使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老八股”。

1988年4月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发展股票上市交易，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始交易的股票。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市场上股票巨大的增值功能。

没有钱发工资，就发股票

早期深圳发行股票并不顺利。深发展的股票最初也是以摊派的方式才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勉强发完。据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在1987年深发展发行股票时，因为没人买，当时的深发展银行行长刘自强是他的学生，还动员过他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刘鸿儒在1999年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追溯他和刘自强的谈话说了“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了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了”。

比深发展晚一步发行的万科当时发股票也困难。

广东喜欢逢八开张，1988年12月8日，万科发行2800万股的股票，其中600万股交给了特区证券公司来负责销售。原特区证券公司业务员杨建西回忆说：“那时候万科也不出名，谁也不知道万科，王石也着急，说他家电视机都卖了，买股票什么的，也着急。”

卖股票在当时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证券公司的员工决定，从当时的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开始。杨建西说：“那个国贸，我记得是39层，我们三个人到了国贸底下，我说今天一人13层，把它包了，那个时候那里面，在国人的眼里，在深圳人眼里，那里都是比较有钱的公司，而且有各省的办事处。各省的办事处也有钱，然后到那儿去就说，我们现在发行这个万科的股票，我们是证券公司的，工作证啊，什么的给他看一下，然后名片递上去，然后有的人就说股票是什么东西，有的人也愿意了解了解吧。大部分人还是挺想了解的，我估计那时候要是在北京，都是一脚两脚给你踹出去了。”

财富的效应是惊人的，再加上紧挨着市场发达的香港，深圳市民对股票的热情很快就觉醒了，还没等政府和中央做出反应，深圳的股价已经开始出现大幅度上升。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王建当时是深发展的总经理。他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效益，没有钱，没有钱发工资，就发股票，奖金也发股票，你要想换成钱你外面卖去，外面卖他很高兴啊，20块钱一股嘛，他外面可能卖80块钱，他很高兴，所以说那阵子，我们连扫地的都成百万富翁了。”

杨百万和证券教父的“天才”嗅觉

在上海也出了一个响铛铛的“杨百万”，他的真名叫杨怀定。他是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发财的普通人，后来以“杨百万”闻名早年的中国股市。

1988年4月，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管理员杨怀定一气之下辞职了。春节前后，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的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所以他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很快案子破了，跟杨怀定没有关系，不过，受了一肚子气的他却决定不干了。杨怀定订了26份报纸，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样文字里。他在报纸上看到，从4月开始，中央相继开放了七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第二天，他就凑了10万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盘是，当时各地的国库券价格都不同，只要有价差就能赚到钱。果然，他在合肥银行的门口吃进10万元国库券，然后倒给上海的银行，前后三天获利2000元。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个开放城市跑了一个遍，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一人就占去1/7。

1988年的秋天，杨怀定就已经结识了年长三岁的管金生，对国库券异地套利的共同嗅觉让他们成为上海滩上的“亲密知己”。

管金生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山村的贫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后，在很长时间里他无所事事，被派到上海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等到万国证券创办之际，41岁的管金生总算被挖掘了出来，出任这家拥有3500万元股本金的证券公司总经理。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还有的企业用国库券变相降价，来推销积压产品。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这些行为虽属违法，但却日渐蔓延，已成无法遏制之势。到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

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管金生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

万寿宾馆会议，大幕拉开

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使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成为大势所趋。

1988年中时，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1989年深圳也出现了三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其中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后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国信证券。

此前，1988年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

那次会议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还有数家中字号的信托投资公司。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岐山。在座的，还有诸多后来中国金融业的风云人物，比如现在的人民银行行长、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

不少学者时至今日，都觉得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可以说是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的。那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勾勒出来。

国务院给出了开创中国证券市场的路线图：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万元，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民间推动力量。这也就是后来被中国股市先行者们津津乐道的“联办”。

中国的证券市场最初设想是在北京，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被搁置了。不过，“联办”的设想不久后就在沪、深两地开花结果。

请看下期连载《锣响孔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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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响孔雀厅（连载三）

@二古月 2011-08-01 0

讲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一定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龚浩成。

龚浩成，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前身)银行系，解放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室攻读研究生，然后分配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涉猎东西方经济理论，造诣颇深。

文革后期，龚浩成被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1976年回到上海，先在奉贤县五七干校任理论教员，之后调到《文汇报》理论部工作。不久，上海财经学院复学，院长为经济学家姚耐，为使教学工作尽快走上正轨，急需一批强有力的骨干，姚耐找到了龚浩成。龚浩成当仁不让，于翌年正式调入财经学院，先后任财政金融系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

从大学教授到银行行长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因金融改革的需要，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剥离出去。在考虑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班子配备时，总行领导提出了这样一个硬性指标:必须配备一名有相当理论素养的人员。就这样，龚浩成从财经学院的副院长变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副行长。在交通银行重组与南迁时，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均已从中国人民银行剥离，且总行都设在北京。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赵紫阳在考虑恢复交通银行时，权衡上海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把交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弥补了上海没有银行总部的空白。彼时，李祥瑞担任了交通银行行长，龚浩成成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把手。

在对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职能的改革中，在筹建上海城市信用社，即如今上海银行的前身的工作中，在打破行业条块分割和四大专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壁垒、地域限制、引进外资银行等方面，龚浩成留下了他策划与调度的痕迹。

远在1980、1981年，龚浩成在财经学院讲授货币银行学的时候，就花时间给学生讲证券市场。在那个以没有“直接金融”只有“间接金融”为常态的历史背景下，他自然而然地被人视为异类，何况他还是金融系总支书记!尽管没有招来不测，但还是有教师“好心”地提醒他，不要去讲那个东西，讲那个东西风险太大。对此，他只是笑了笑。

不过，龚浩成毕竟是龚浩成。到了管理层真要他办证券公司的时候，他却提出异议了。当然，他不是否定证券交易的本身，而是遵从时间、条件、组建原则，一句话，他遵循的是规律。龚浩成向往证券市场，向往的是完全国际化、规范化的证券市场。

上海市体改办与人民银行的分歧

从许多公开出版的图书情报资料，我们可以查阅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1989年2月2日。那一天，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在龚浩成和金德环编著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记载了当时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交易所的设立方面存在一定分歧。

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认为应该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而人民银行方面则认为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管理。因为当时存在着一个说法，人民银行总行就要设立证券管理局，由此认为交易所由人民银行管理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大金融的模式。在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上，上海市体改办的观点认为交易所应当采取公司制的股份化模式，而人民银行的观点认为应该采取非营利性的会员制模式。在证券交易所设立的时间上，上海体改办认为应该马上设立，而人民银行则认为当前应“积极准备”。

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

1989年5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前市长汪道涵召集体改办、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听取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意见。这次会议的总体意见认为，“当前马上成立交易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要搜集相关资料，了解周边国家交易所得情况以及解放以前我国交易所的资料，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机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上海关于上交所的设立讨论几乎同时，北京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下称北京联办)。现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的王波明回忆，当时，交易所建在北京是主流意见。不过，1989年6月后，在北京建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于是就给了上海机会。

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

1989年春夏之交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得国外舆论普遍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执行下去，是不是要把开放的大门关上了，这将导致招商引资的停顿、大量外资的撤出，甚至会使上海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项目面临停工。面对如此的困境，怎样才能让国际舆论、社会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动摇呢？此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正在筹划浦东开发区，开发预算总规模达几千亿人民币。当时上海是新中国的“长子”，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交中央，要做浦东开发如此大手笔的事情，建设资金如何筹措是个大问题。这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向朱基建议：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得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这个建议打动了朱基。

1989年12月，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基召开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引进外资银行；另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

朱基在会议上表示，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在此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

国务院正式批复

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筹建股市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据三人小组成员李祥瑞回忆，朱基曾对他说过：你们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

经过筹备小组成员的努力，历时半年的准备工作之后，1990年6月国务院考虑到上海80年代持续发展，人均生产总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上海早在1984年已向社会发行了股票，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社会对股票市场的有了一定认识，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在这年年底，北京联办正在和计委、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共同调研全国主要城市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应召飞往上海，商讨建立证券交易所。最终“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决定让北京联办协助筹建上交所。两大力量正式汇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金管处。并抽调上海人行金管处处长王定甫、北京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等六人组成办公室，负责调查研究起草可以进行实施的操作性方案。当时确定的方针是：国际上要大力宣传；国内不做宣传、少做宣传，不主动宣传，避免分歧意见产生。筹备工作的有关事宜可以直接向朱基进行“个人对个人”的汇报。

借款500万元筹建上交所

但是就在交易所筹备中，担任组长的王定甫被调回人行工作，难题摆在了筹备小组成员的面前：谁能胜任，让谁去接着干？这个时候，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任职的尉文渊自告奋勇提出愿意去，尉文渊回忆说，他才30多岁，又刚刚来，不如去吃点苦，做一点成绩，让新工作单位的领导考验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

筹备工作进行过程中，尉文渊始终也没想清楚这个交易所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事情太多，时间又太紧，只能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交易所应当有交易的场地，于是冒着酷暑高温先去找房子。尉文渊马不停蹄地到过汉口路解放前的交易所旧址、又到过苏州河边的仓库……最后浦江饭店的一个漂亮的大厅吸引了他的目光。

有了交易的场地，交易时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又成为了难题。尉文渊就从当时不多的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证券交易主要有两种模式：口头竞价和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口头竞价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方式。尉文渊觉得90年代，高科技发展那么多年了，应该引进现代科技。他从人民银行借来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抽出100万元单独搞交易所电脑交易，并且找了当时在上海财经大学基础部任助教的谢玮组成了上证所技术系统的攻关组。

朱镕基批示：请抓紧一些

1990年春，朱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香港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朱基说道：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1990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筹备进展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的四五月间。但1990年2月28日，朱基对此批示是：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两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效率非常之高。10月8日，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批示同意。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35岁的尉文渊敲响中国股市第一锣

1990年12月19日，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孔雀厅，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穹顶，投射在汉白玉的罗马立柱上。两根立柱中间，摆着一面铜锣。尉文渊被一格一格的阳光笼罩着，他站在有80多年历史的弹簧地板上，他站在铜锣面前，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

中国股市第一锣由35岁的尉文渊敲响，他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沉，不是我们想象中很荡气回肠的样子。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响。”尉文渊回忆。

多年以后，龚浩成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想起来，如果地方没有朱基，中央没有刘鸿儒，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搞不起来的，我们也是顶不住的。”

请看下期连载《深圳的黎明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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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黎明静悄悄（连载四）

@二古月 2012-05-29 0

在上海向全世界宣告成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深圳已经悄悄起步了。
1980年代末，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钱从哪里来” ？每个特区领导人的心里都画下了大大的问号。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当时，在邓小平这样的讲话背景下，特区政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考察，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欧洲许多互惠基金及信托基金经理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表示愿意向中国特别是深圳等沿海城市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是股票、债券，一般不直接投资于实业。他们建议中国应尽早建立起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为他们提供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场所。李灏备受启发：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
深交所取名，一波三折
离开欧洲后，李灏马不停蹄地赶赴香港，会见了香港新鸿基公司董事长冯永祥先生，并聘请冯永祥为证券业顾问，请新鸿基公司协助起草发展深圳证券市场的总体规划并帮助深圳培训金融证券方面的专业干部。
1988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很快，禹国刚、王健被分别从深圳市中国银行和深发展银行里调出，转而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工作。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筹备组的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人员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人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了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等到做成了，还可以更名啊。”筹备组听从了金建栋的建议。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这个名字又曾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直到开业前夕才最终定名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狂热引发的第一轮调控
然而，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难产”。
1990年，股票已经被深圳市民所认知。深圳的证券交易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居民反响强烈。很多人辞掉了内地国企的工作来深圳炒股。由于仅有的三家证券公司不能满足股民的交易需求，深圳出现了兴旺的股票黑市交易。
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及红岭中路证券部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火爆的股票“黑市”。后来，“黑市”不断蔓延，在深圳车站、大街、菜市场、码头……到处都有“黑市”股票摊。你可以在车站买进，到码头卖出，去街头巷尾炒差价。
这一轮狂热，引发了第一轮政府对市场的调控。1990年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限制缩窄至5%。6月26日，将涨停板限制缩至1%，跌停板限制还是5%。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供需严重失衡，大量技术改造资金、扶贫资金也涌进股市淘金，“黑市”交易猖獗，混乱无序的股市震惊全国。1990年6月，《人民日报》记者王楚写了一篇内参，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报送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那里。
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股票市场的存亡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审计署领导组成中央调查组进驻深圳，开始了专门的调研。
调研结束后，1990年7月，国家审计署和人民银行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问题的报告》，内容既反映了当时深圳股票市场中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同时也就扩大股票发行规模、完善税收制度和规范股票交易行为提出了调查意见，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所。
报告写上去，国务院领导对深圳股市试点未作明确批示，虽然没说“行”，但也没说“不行”，深圳的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点便得以继续进行。
李灏拍板，抢闸开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深圳。
这个消息对于筹备了三年而得不到审批的深交所筹备组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按照当时的国情，一旦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深交所在短时间内就很难得到审批，甚至可能最终得不到审批。因为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试验田很可能只有一个，即上海证券交易所。
此时的深交所筹备组已经被逼上了绝路，想要绝处逢生，就必须具备非凡的胆量和智慧。禹国刚回忆说，1990年11月22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市领导来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筹备工作。李灏同志一进门，还没坐下，便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禹国刚当即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我们明天就开业。”
会上，王健和禹国刚将深圳股市当时的混乱情况再次进行了汇报，重申了事情的严重性。此外，还汇报了深交所的筹备情况，并当场做了演示。筹备组一边做演示，王健和禹国刚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
演示中，电脑显示屏上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滴滴嗒嗒的闪光吸引着李灏等领导的兴趣。最后，筹备组的人解释说，因为实现了自动化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直到此时，李灏心里有了底，随之最后决断：“深交所12月1日开业！今天就拍板定了！”
事隔多年以后，禹国刚还对李灏当时的胆魄和智慧颇为感叹。他说，先斩后奏，深交所在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开业，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最危险的就是有可能被强行关闭，如果那样，深交所从此将不复存在。
但抢先开业又透露出无比的智慧，因为当时的深圳是特区，是试验田，完全可以用实验的名义开业，再不行就说成是试业，这样即使尚未拿到批文，也一样可以说得过去。
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
一次重要的谈话对深交所的正式成立起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1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来到珠海。江泽民与刘鸿儒（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约好在回北京的路上专门谈谈股票市场的情况。
刘鸿儒在后来的回忆录《突破》里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万米高空之上的高端谈话”。交谈方式是江泽民问，刘鸿儒答。
江泽民问，股票市场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刘鸿儒根据当时的情况回答，现在95％都是散户的钱，是老百姓掏钱买的股票，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所有。
江泽民再问，股票涨价以后，是谁赚了，谁受损失了？刘鸿儒说，只要是股票不停地涨，就都有收入。都是低买高卖。只有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才有人赔钱。谁赔了呢？就是在高价位购买股票的人。但即使股票落到谁手里，问题也不很大，因为可以分红，以后还有机会涨。
江泽民又问，股价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么高？刘鸿儒说，这与当时的市场供求关系有关，主要是5只股票总量太小，而想购买股票的钱过多。
临下飞机的时候，刘鸿儒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否则我们在全国、在世界面前无法交代，改革不能后退。现在在没有获得经验的情况下，股市可以暂不扩大。请相信我们会有办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但股票市场非常敏感，我们又没有经验，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希望不要一出问题就戴政治帽子，那谁也不敢干了。江泽民听后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深交所的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低调开业了。出席开业仪式的人很少，时任深圳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董国良兼任深交所监事长，王健、禹国刚担任副总经理。
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立。事后多年，常有人问到同一个问题：深交所和上交所到底谁先开业？事实是深交所先试业，上交所先拿批文。两者都是第一。
和上交所盛大的开业不同，深交所的试业是在静悄悄中进行的。当天，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开启，出席开业仪式的最高领导是董国良。
江泽民和刘鸿儒在珠海谈话之后，江泽民回北京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还请了周建南来深圳进行调研。周建南一行专门深入地了解了深圳股票市场试点的全过程，并全面、准确地向中央汇报了股市利大于弊的情况。此外，这一年深圳和上海因“股票热”所出现的种种情况也都说明，建立集中统一的交易所和有效的清算系统已刻不容缓。
1990年12月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逐步扩大证券和股票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在这方面，深圳和上海都做了大量积极的筹备工作，条件也成熟。
1991年7月3日，深圳终于为领到了“准生证”的深交所热热闹闹地举行了正式的开业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等均出席了开业庆典。庆典场面盛大，与1990年未取得“准生证”时的开业典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惊心动魄大救市（连载五）

@二古月 2012-05-29 0

在上交所与深交所相继开业期间，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股市正潜流暗涌，敏感的人已经嗅到一场席卷整个市场的大风暴就要降临。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400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1990年８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105元，而市面上只卖到80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105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400多元，后来到过480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1500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400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1500万的买卖差价。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000万元。
申银当年的掌舵人阚治东后来回忆说：“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印花税横空出世
1990年，深圳市场的疯狂上涨一点也不逊色于上海市场。深交所成立之前，深圳股市处于柜台交易阶段，股市呈节节拔高之势。到1990年5-6月间，更进入了一个失去理性的狂热阶段。仅在1990年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的20天内，深市5 种股票大幅上扬其增幅分别为：深发展100%；深金田140%；原野210%；深万科380%；深安达380%。
为调控股市，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制定《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拟出台印花税。
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公元1624年，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财政困难，统治阶级就采用公开招标办法，以重赏来寻求新税设计方案，谋求敛财之妙策。印花税，就是从千万个应征者设计的方案中精选出来的“杰作”。印花税的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连绵不断，所以，一旦征税，税源将很大；而且，人们还有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誉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
从1624年世界上第一次在荷兰出现印花税后，由于印花税“取微用宏”，简便易行，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在国际上盛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1990年中国股市证券交易印花税开征，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的创作和引进，套用了印花税的书据印花，设立了一个实际上具有自己特色的税目。中央政府当时默认了地方政府征收这个税目来抑制股市。于是，1990年7月1日，印花税在深交所率先开始征收，由卖出方按股票成交金额的千分之六单向征收。1990年11月，深圳市对买方也开征千分之六的印花税，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双边征收印花税的历史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的股市调控中，印花税横空出世，成为了调节股市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该手法一用二十年。平均大概每两年调整一次。其间，每一次的税率调整无不与中国股市的牛熊交替有关。一般规律为：在熊市中后期下调；在牛市中后期上调。更准确地讲，如果股市泡沫过大，投机过度，印花税就会上调；相反，如果泡沫破灭，人气涣散，则印花税就会向下调整。
第一轮调控，结局冰火两重天
为抑制股市泡沫，不光深交所频繁出手，上交所也陆续出招。沪深两地联袂祭起打压法宝，中国股市第一轮调控轰轰烈烈地上演。
1990年12月26日和31日，为抑制行情暴涨，上交所股票两次调整涨跌停幅度，先将涨停幅度由5％调低到1％，再从1％调低到0.5％，而跌停幅度始终保持在5％，趋向如此明显，资金也就纷纷反应了，半个月之内，大盘跌幅达15.6％。
股民有句老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下跌了。
深市的调控反应比上海更激烈。1991年4月3日，作为及时地记录和反映股市变化情况的“深圳股价指数”开始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编制发布。当天的基数为100。过去上市公司的股票属柜台交易，难于计算。4月3日起，5 家上市公司股票全部进入集中交易，标志着深圳股市交易正式按规范化运作的开始。不幸的是，“深圳股价指数”刚编制发布就面临天天下降的趋势。
9月7日深圳股指从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下跌到45点，股市总市值由50亿元下跌到35亿元。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有人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其他几只股价跌得更惨，市场上一片“抛抛抛”的呼声。下跌途中还创造了一个纪录，1991年4月22日，深市零成交！全天没交易，这一天零成交不是因为没人卖，而是压根没人肯买，深圳的股票无人敢进。
出人意料的是调控之后的1991年上海市场居然仍有“狂热”现象。1991年8月，上海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发售认购证和增资扩股的股票，还出现了六万市民扶老携幼排队抢购的风潮。当时国务院研究室修培生处长和人民银行的聂庆平副处长专程到上海专题调查，写成《关于上海部分市民争购股票的情况》报告，李鹏总理批示说：“应积极有效地利用股票债券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深圳酝酿2 亿元绝密救市计划
看着深圳股市一病不起，深圳市政府又着起急来。从1991年5月开始，深圳市政府酝酿救市计划。
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开会商讨救市方案，会上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健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20 天后，缓了过来，从此淡出股市。
1991年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连续9个月下跌的局面，召开有企业家参与的“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场，加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此次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会的企业家并没有出面救市。
深圳市政府于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连续四次召开由各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大型国企等机构参加的救市会议，动员各机构入市，增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是收效甚微，股市继续飞流直下。
市委书记李灏一直非常关注股市下滑情况，他和郑良玉市长交换意见，请市长亲自出马，动员救市，并在9月2日召开最后一次救市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禹国刚找到深国投董事长谢强，力图说服他出资救市。谢强很担心地问了三个问题：股市的底到底在哪里？救市得花多少钱？能否救得起来？禹国刚老实回答说：股市的底在哪里，神仙都不知道；救市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你出一个亿就行。至于能不能救市成功，只有50% 的把握。最终，谢强同意出资。而兼任市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也同意出资1个亿救市。
1991年9月2日晚间，禹国刚和董国良当天晚上到李灏家，请示筹资两亿用于救市大决战，李书记拍板同意，并要求行动一定要绝对保密，遵循市场规则，巧妙自然的把股价托起来，唤起广大股民的信心，变熊市为牛市。禹国刚事后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交所当时只是一个刚出生10个月的婴儿，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强。
调节基金入市力挽狂澜
按照李灏书记的指示，禹国刚和董国良二人把筹到的2亿元资金，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由禹国刚和金明以及仍住院的王健秘密指挥救市。当时的策略是：稳住龙头——深发展，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改变局面，稳住大市。
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深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 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
但9月8日，深发展刚刚涨起来，就有人开始抛售。“调节基金”继续入市，于是有人再卖。这样反复两天后，深发展降到13.6元/ 股。
与此同时，禹国刚借接受记者采访的机会放风，呼吁股民勿抛售股票，造成股市继续下跌，否则受损失的只会是自己。
接下来的20多天里，深圳股市“调节基金”每天买进深发展，一直到9月30日国庆节前，深发展涨到14.95 元/ 股，而2 亿元救市资金也用去了1.7 亿元。但一个好的现象是，从9 月14日到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股民们的信心再一次树立起来了。
想起当年的情景，禹国刚到现在还有些后怕：钱已经不多了，很害怕救不起来。禹国刚回忆说：“犹如一个人拉肚子9个月终于止泻了，这个时候股民大概也有人感觉到了，有人在救市，但是这是绝密的，他们不知道谁在救。所以国庆放假了，那时候有一个股市沙龙，他们就跑到深圳的荔枝公园去开会，说我们都笨蛋，互相残杀，把股票价格压的那么低，不知谁买了那么多便宜的股票，国庆一复市咱就杀进去捞回来，这段话传到我耳朵了，正合我意。”
非常幸运的是，国庆后的10月3日复市后，股民重新杀入股市，连续14天止跌，两周后深发展涨到28元/ 股，三个多月后涨到48元/ 股，此时的深圳股指也达到了136点。
至此，救市成功。

东方风来满眼春（连载六）

@二古月 2012-05-29 0

1992年南行之前，小平已经退休两年。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1992年春，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电话，谢非讲了一句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回到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其实当时，广东有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陈开枝不这样认为。小平同志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预感到小平同志来广东，将是“一个大动作”！
当时“思想不够解放”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多方博弈的游戏规则中。从那时开始，政府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社论标题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博弈的一方面是政府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化解在萌芽中；另一方面百姓则在社会规则与法律的范畴内，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际，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关注，最终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得以延续。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走出来说：“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小平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陈锡添，当年被允许采访邓小平南巡深圳的惟一记者，如今坦言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在撰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当时看来颇敏感的言词隐去。
李灏见缝插针汇报情况
1992年1月20日那个春意盎然的上午，小平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及其他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登上深圳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观光层，发表了30多分钟的重要谈话，而这些成为举世闻名的南方谈话宝贵篇章，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
时光已逝，记忆弥新。李灏说：“当时我在几天陪同过程中，‘见缝插针’般抓紧时间向小平汇报了深圳改革和发展情况，陪同小平视察让我终生难忘！当年那一幕一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天，小平面窗而坐，目光炯炯，尽情饱览深圳风貌，外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顺着老人家手指的方向一一向他介绍，那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就是香港。”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小平情绪高涨，“我记得小平当时说，8年了，变化太大了，看看，这些都是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讲话讲出来的，也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在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李灏说：“我记忆很深刻的是，当时小平教导我们办特区，首先要敢闯！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挥手之间平息政治争议
很多参加过陪同接待小平1992年南巡深圳的同志至今还记得一幕，1992年1月20日，小平结束谈话后，从国贸大厦观光厅搭乘电梯下楼后，一出大厅的小侧门，就看到大厅里人山人海，从一楼到四楼，站满了闻讯自发赶来的市民，一看到小平走出来，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问好声。“小平，您好！”、“谢谢小平！”很多市民看到小平，都眼含热泪。来到群众当中，小平也非常高兴，他满脸笑容，冲着人群挥手，当时那一幕非常感人。小平面带慈祥微笑挥手的那张照片，就是当年他向群众挥手时的经典画面。
邓小平视察深圳，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小平谈话定调股市生存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种争论中，证券市场背后所隐含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和各类债券、股票的发行，已经将越来越多老百姓的钱圈进了各类企业、国库和市场，于是面对证券市场的所有政府行为，都意味着直接面对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这是中央政府当时踌躇不安、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
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后来长期被证券业奉为护身法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厦门召开会议，请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汇报有关两地证券市场试点的情况。在听取汇报后，朱镕基指出：沪深两个股市试点的决定十分正确。但上海和深圳两地股市的试点工作还远未完成，谈不上推广，现在也不能推广。下一步，我们放手让上海、深圳两个股市试验。两市证券地方法规，凡不影响宏观的一律批准，错了还可以改嘛。上市公司挂牌，由沪深当地批。在这两个股市试点真正取得经验前，现在只能搞一个轮廓设想：一是严禁一切柜台交易，证券从业人员要严格培训，其中包括要有合格的电脑工作人员和严格的操作规程；二是现在，只有上海和深圳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可以进行股票上市交易，便于宏观调控；三是允许有几个大城市、沿海城市、开放城市经批准发行股票。搞多少，不好说。总的原则，也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多，要逐步推广。
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B股的前世今生
小平南巡之前，1991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颁布了《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2年2月21日，真空B股在沪上市(招股时间为1992年1月12日)；1992年2月28日，深南玻B在深上市(招股时间为1991年11月1日)，宣告中国B股市场诞生。
“B股可以说是个早产儿，当时中国为了吸引外资，搞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股票市场建立后，我们就讨论能不能把股票市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来吸引外资流入。基于当时外汇管制的约束，B股是对外开放的最早窗口。92年春天，也就是交易所开业一年多就出来了，那一年大家都很勇敢，只争朝夕、抓住机遇，大胆推进。”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如今回忆起B股市场，当年创业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从1992年到2000年，先后有114家公司发行了B股。然而随着H股、N股等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的步伐加快，境内企业投入B股市场吸引外资的意向越来越少。2000年后B股IPO停止，2004年后未有公司增发。B股似乎成了“弃儿”。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企业所需的外汇资金已经不需要投资者来投入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外汇体制的进步，外汇紧缺的局面早已不再。另一方面，大企业还可以选择在海外上市，没有必要再选择B股上市。
B股市场诞生是中国股市的特殊产物，其曾为企业解决外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但这一贡献随着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的步伐加快，B股市场的意义不断缩小，B股成了鸡肋。
2001年2月19日，证监会宣布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原只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沉寂多年的B股市场，出现了其诞生以来爆发力最强的一轮上涨行情，2月28日对境内居民开放首日，B股全线无量涨停。此后沪深B股继续4天涨停，个股鸡犬升天。而根据有关规定，境内投资者6月1日后才能从事B股交易，这一天也成了上涨行情的终点，机构投资者“胜利大逃亡”，B股2个月累计下跌近九成，继续长达4年的漫漫熊途。近几年B股的走势多跟随A股，2006年—2007年也经历过疯牛式的上涨，现在每每有B股全线上涨的局面出现，市场都会传出B股改革的传言。
就B股指数上市以来的历史表现来看，首日收盘为124.85点，但2001年之前一度跌至21.24点的历史最低点，2007年10月达到历史高点394.21点，最新在300点左右。不过，B股虽然陷入尴尬，但却被认为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仅剩的一块可能产生巨大财富机会的宝地，B股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证监会初试啼声（连载七）

@二古月 2012-05-29 0

证监会成立以前，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多头参与、多头监管的，缺少一个统一协调机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案，建议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1992年，深圳“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时隔多年，往事仍像镜鉴一样提醒人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永远不能背离规律。
320万张身份证满天飞
1991年，深圳集中发行过一次股票，认购采用“抽签”的办法，让股民排队买认购表，然后摇号抽签，抽中一张者可买1000股原始股票。主管部门印了300万张表，约60万人在全市292个金融网点取得认购表270余万张，最后将售出的表回收后全部输入电脑查验，以一次性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购买者。这次的新股认购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新股认购场面非常火热，认购方式得到空前的成功，令海内外所叹服，甚至，港澳多家报社争相报道赞扬此次认购办法的成功与先进。此次发行为1992年的又一次新股认购做了铺垫。
1992年5月21日，沪市全面放开股价管制，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猛涨104.27%，上证综指当天从616点蹿升至1265点，首度跨越千点。股价随后一飞冲天，仅隔3天，又登顶1420点。股市的火热为深圳“8.10事件”埋下了伏笔。
1992年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一九九二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此次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本次发行公司的股票1000股；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两天，在全市各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经营机构共303个网点同时发售和收回填写后的新股认购抽签表（各证券商售表只限于8月9日一天）；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购表人可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居民身份证到任何一家售表网点排队购表，每一身份证限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张，为减少排队人数，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
于是，大量的身份证涌入深圳，特快专递的蓝皮信封满天飞，在邮局，有的包裹里竟装有重达7公斤的身份证。还有的嫌快递联系不可靠，干脆自己搭火车、坐汽车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租去借甚至干脆去买！有人背着一大麻袋千方百计搜集来的身份证来到深圳排队购表。据当时有关部门的统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深圳。
几十万人露宿街头等来两手空空
1992年8月7日下午，离发售抽签表的时间还有两天，购表的人群就开始行动，排起了蜿蜒的长龙，人们通宵达旦等待着“大好机会”。据当时统计，深圳有40万股民，再加上8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深圳市303个发售网点周围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仍容纳不下如潮水般涌来的人流，致使许多人不得不露宿街头。
放眼望向发售网点前，黑压压的人群人头攒动好不壮观。许多人倾家出动，带着小凳、席子、自行车、纸箱、报纸、砖头等排在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之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头碰着头，脚挨着脚，前后拥坐着，防止有人“加塞”。为了维持秩序，深圳市出动了大批公安和武警部队。有的网点人们还自发地发了号定时叫号，如果错过了叫号，只能重新排队。那时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队伍，渴了、饿了、累了都忍着，哪怕是下起倾盆大雨也一直坚持着。在如此坚苦的环境下煎熬了几十个小时。
终于熬到发售当日，一张张抽签表从窗口中流了出来，股民们从口袋中掏出了沾满了辛苦汗水和雨水的钱，兴奋且焦急地准备换取能够实现他们发财梦的抽签表时，谁会料想到，才开始发售一、两小时，售表点却相继打烊，说抽签表已售完。其实大量的抽签表是从后门被那些开着汽车、穿着西装革履的人买走了。人们无法接受发财梦顷刻间成了幻影。8月10日早上，还有可怜的人们仍在排队的时候，深圳各大报纸已宣布9日500万张认购抽签表已发售完毕。
震惊中外的“8•10”事件
8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原定于8月10日下午6时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时。这一通告无疑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广大股民的怒火，因为他们有理由怀疑银行推迟收表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创造方便条件，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以高价卖出那些走后门的抽签表。8月10日傍晚，愤怒的人群，纷纷涌向政府大门，打着“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公平”等横幅游行、示威。数万人围攻在政府周围，阻塞了深南中路的交通，有少数人还使用了暴力与执班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为了安抚愤怒的股民，8月11日，深圳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经请示中央政府，宣布再发售500万张认购抽签表。并通过各大媒体报纸宣布了此消息，如此，才缓解了紧张、混乱的局面。
“8•10”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后来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调查结果是，深圳市在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时，有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犯了营私舞弊的行为。通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清查出最严重的六个发售网点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多达10万多张，平均私分私购达44.6%，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四千多人。然而，如果以这个概率推算，全市何止流失了10万多张？
深圳市政府通过这次事件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并拟订了一个“稳定深圳股市的方案”，分别对原始股的发行方法、扩大股票发行和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证券市场的监管、提高证券业操作效率，以及发展机构投资者等方面提出了管理办法。
这次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的发行。
催生了中国证监会成立
深圳“8•10”之后第三天，沪指猛跌22.2%。此时点位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
几乎是在深圳“8•10”事件发生的同时，国务院召开了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规范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谨慎推进改革的问题；二是沪、深两市以外的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问题。因为在此前，只准许沪、深两市的企业在当地交易所上市。由于刚好发生了深圳“8•10”事件，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加快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进程做出了明确指示。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创建证券监管机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既没有经验，也缺少人力。一切要从头学起，边学边干，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1992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高证券管理权力机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了，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由13个部委和最高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会主席。
“8•10”事件虽然大大伤了深圳股市的元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却促成了一件好事，它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刘鸿儒临危受命
中国证监会成立前夕，刘鸿儒邀请了台湾金融界有经验的专家到北京开座谈会，请他们传授台湾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对于深圳的“8•10事件”，专家说台湾也发生过类似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无限量地发行认购表。他们把认购表直接印在报纸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认购表从报纸上剪下来，拿到证券网点，交纳5块钱办理登记，就可以参加抽签了。这么做既不用排队，也不会有舞弊现象的发生。后来，刘鸿儒将此经验写成了报告提交给国务院，并在今后的新股发行中进行实践，解决了早期股票发行的困难。
此后，刘鸿儒又请来了香港和一些海外的朋友，调动所有的力量收集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近60年来世界上历次股灾的情况，包括发生的问题、解决的措施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最后完成了中国证监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标题是《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
作为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曾在证监会职工大会上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股票市场猛跌，下边有意见；但是猛涨的话，中央政府有意见，怕出事；可是，不涨不跌，股民们会有意见，觉得这不像是股票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第二句话说：“我们是第一代拓荒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基础打好了，后来人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快车了。这是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光荣的职责。换句话说，挨骂是肯定的，挨了骂但给后人打下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好的条件，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发展资本市场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取向有关。中央政府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利益非常小，却要承担证券市场的全部风险。所以，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
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基因，决定了行政控制成为伸手可及的现成工具，成为一种便捷地替代和填补市场缺失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战略选择。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证监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初步介入证券市场，进行大量具体制度设计，原有的市场利益主体的制度供给空间逐渐丧失。向地方收权、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紧建立较完整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成了这段时期中国证监会的主要工作。
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便在北京成立。从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开始“接受中国证监会指导和监督管理”，其高层管理干部大多来自证监会系统。如前任会长庄心一，原在1995年受中国证监会委任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1997年去职后于2002年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2005年初在会长任上提拔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1992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全国人大也开始了有关制定《证券法》的讨论。
《第一财经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总的来说，到1995年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动地针对证券市场的具体问题予以干预。直到1996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证券市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形成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积极主动地全面介入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证券市场从此开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发展轨道。”
这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体系开始构建，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以它的监管机构为代表，正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
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证监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

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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