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医在中国大行其道。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
当年汪精卫政府要反对中医，废除中药。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西医余岩（字云岫）借势发难，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字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并获得了通过。后中医界并武汉葉開泰药号等共同发起请愿活动，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口号，获得全国业界支持，并最终获得政府支持并取缔余岩的议案；该事件被史称为“废止中医案”事件。
叶开泰与中医界的反击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
葉開泰药号与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在中医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葉開泰药号挺身而出，组织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保卫中医药的运动，由时任管事陈让泉和另外两位同仁，赶赴南京，于行政院议事厅舌战余岩，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卫生部长薛笃弼现场表态：“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偏袒。”并且承诺“我当一天卫生部长，绝不允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国民政府文管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案。
为庆祝这次胜利，从1929年起，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国家成立了国医馆，武汉市设立了分馆。经此一役葉開泰在中医药界风头一时无俩。
七，反中医先锋余岩的谬论
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城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这种上纲上线的大字报论法颇有后来的文革之风，直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股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
八，历史意义
余岩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