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札》是十九封关于学术规范和方法的信，是北大教授朱青生解答自己的学生提出的关于学习疑问的记录。针对的问题集中于如何遵从科学的规范和办法，完成大学作为理性保证的目标，建构并巩固自己的理性，同时认识并克服科学的局限，成为一个趋向完善的人。
初读此书在16年夏天的渡口书店，那时大学已过半，对当前大学精神仍是怀疑与困惑，时光不再，唯崖边自救。
当时读只觉得好，一位身居高位的教授，在第一封信给学生解答大学的性质时对自己做出这样的评价：“你们会认为我本人不是一个人生的榜样，作为一个教师没有身体力行以实现个人在社会上实现的价值，而是非常明显地对权力和金钱迟钝，并有有意回避之嫌。……社会地位的高低同我的思想程度的高低毫无关系，收入的多寡同我学术工作价值的多寡毫无关系。今天，我踞此教席，我的职守与一个社会上完整的成功者的标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封信不是出自我一时之意见，而是出自大学中的一个职守的理性的要求。” 我只是敬佩这样谦卑自省的教师，在书店里暗自赞叹，却没想到将其中的学习方法用到实际。搁置半年多，直到观看之道学习小组已进行三个多月，似乎本只是高路的一场“实验”，不想投入其中也有不少收获与视野的开拓，我接触一个未曾涉足的领域，是意外之喜。前两周经提醒，才想起再拿起《十九札》，试图将其中的方法用于今后人生的学习中，做一梳理以共勉。
以下是其中部分不同信件往来所感。
关于大学的意义和性质
关于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也度过了一段无望的时光，但不能简单地归为所谓“空心”。目前中国教育所存在的缺陷导致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的严重脱节。一般中学生对自己所要报考大学的建设情况基本无知，更谈不上对大学的性质、目的、功能和运作模式有什么概念。
朱青生在回信中强调大学是一个科学的保证，即人类的理性在大学这样一个系统中，根据理性本身的逻辑，自我生长，自我推展，自我检测，自我批判。
大学的意义并不是单纯的职业训练，甚至许多课程与基本技能的培养并没有什么关系。大学要求它的学生——理性与科学系统的新的参与者做许多“无用”的学习。这时，学生的心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测试。你是一个劳心者——自觉的知识分子/学者，还是一个劳力者——权力和金钱的执着占有人，或是第三种，占有权力和金钱的自觉的学者。答案表面很简单，但事实上回答和实行每一个答案都是对心智的长期磨难。
在大学阶段不应忘记几个原则：开张心怀：广选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课程；审慎周密：掌握周密实在的方法；清晰判断；谦逊：方法永远在自我更新，材料日有所增，学科自成规律，科学中没有天才。（我认为最后一点应是最重要的，无论学者还是学生，做到太难了。）
关于教师
关于教师的这封信中，收信人有一个是清华的理工科研究生，他从高中起对多数老师照本宣科的授课失望，人类活生生的智慧怎么能灌注在那种方式中，人的价值难道就体现在智力上高人一等么？到了大学更离谱，授课变成变为抽取梗概、讲解重点，没有完整思路，没有引人入胜的探索、追问，于是大学教育变成半睡半醒的一节节无意义的课。这封信中，朱青生主要回答一个问题：网络时代教师何为？
大学里的教师正遭遇着最大的危机，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相关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使大学教育脱离它本身。每个受过基本训练的大学生通过自学都可能在知识的某一方向上超出自己的老师，这就使传统的教师教学生的模式发生改变，要求教师在素质、能力、方法上不得不进行转变。而这个危机需要较长的时间才会被大家意识到。
在一个到处充满假冒伪劣的时代，如何评判教师的素质？沽名钓誉、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情形在教师这个群体并不鲜见。这样，我们的评判标准只有落回到实处来，就是看一个教师怎么理性地培养学生们的理性，他如何在他们的判断力形成过程中，正当地、积极地鼓励学生按照科学的规范出色地完成他们的学业，在这一过程中使他们的智慧和性格受到锤炼，使得他们在日后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况时能够应付自如（得益于科学知识）、镇定自若（得益于科学训练出来的理性）。
传统教师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因为一个人的精力与专注程度毕竟不能与一群人相抗衡，在大家都能方便地获取知识时，教师在知识上的优势势必一去不返。这种危机是个信号，昭示着大学教师的职能正在慢慢发生转变，即他不是授业者，而是再次被要求作为精神导师。
虽然教师已经不再是“神灵”，但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教师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仍是指引学生在面对个人无法控制的境遇时找到自我的方向，这种方向感，古贤称之为“仰望星空”。星空给我们预示着一种方向，使我们不致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放慢前进的步伐。
人们在知识爆炸中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信心。教师，重新被要求承担责任，他要在巨大的知识之中培养学生自我建树个人知识结构，鼓励学生，并帮他树立信心，在这信息泛滥的茫茫大海上找到一条能够幸福地度过一生的航道。这就是对教师的最高要求——幸福的灯。
专家与学者的区别
求学难道只是以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较之其他人更高的标价的可能吗？只是被锻造成更成熟精密的社会零件的可能吗？求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一位同学在结束北大四年的生活后即将开始研究生生活时对学路方向疑惑，或说是对自我的认识产生怀疑。另一位同学回顾自己本科阶段，发现过早进行专业化训练带来恶劣后果：在应当开张大局、开阔视野时，被学之即忘的课程占去宝贵时间；以及慷慨激昂的批评容易迷惑大众的判断力。然而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数认为应当发发牢骚甚至骂人来显示自己忧国忧民时，默默无闻的踏实的基础工作谁来做？
这封信中，朱青生谈了专家和学者的区别，专家是学者的基础，但学者远不止此，学者不同于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求道者。先要经受严格的科学训练，养成对问题保持理性判断的习惯，包括对待信仰问题。“如果没有科学作为评判是非、优劣的标准，我们一无所有。思想在每个人心里是一种意志，其指归在其信念的目标。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思想与他人的差异。由于思想的自由本质，所以一种思想统治不了另外的思想。对于信念不同的人，不能用一种思想的规范去要求、检验和惩罚另一种思想。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媒体（大众传播）系统把各种信息同时传达给个人，每时每刻都有新鲜和未知呈现在人们面前，凭借哪一种思想可以来作出是非判断呢？”
感性抒发并非不好，人类需要感动的时刻并用适当的方式表达，然而首先缺乏科学训练而进行的研究或作为一个普通人缺乏理性的抒发，都会造成类似庄子说的物论不齐、是非丛生的结果。独立的判断需要通过不断的推敲、证明以获得一种印证，而印证的最可靠的方式是在科学系统中以学识的形式体现出来。
关于科学语言
贯穿朱青生十九封信件的一个重点是对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强调，科学和思想的界限有必要澄清，无论学术还是日常思维，科学对人的塑造都是有意义的；而思想往往以一种貌似深奥的面目出现，对富有好奇心和使命感的青年容易产生诱惑。并且，由于科学的训练过程是艰苦而长久的，而思想似乎可在短期内有成效。加之时下“非理性”“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被误解与简化，成为许多青年的拥趸。但最根本原因还是时下国内大学教育没有对重思想而轻科学的片面倾向做一根本反思，
中国当代作为整体上学术之薄弱、思想之肤浅的原因之一，就是不会使用科学语言。因为不要求使用科学语言，也就不能造就中文的科学语言。科学语言不是单纯的文体问题，而是一种“诚实和认真”的理性精神的锻炼。理性中有两种：第一种是算计性：对因果逻辑的求证，最佳手段是数学。还有一种是思想性：对真理的反省和追求。算计只能解决有边界的问题和可操作的问题，而思想则包括上述问题之外还涉及幻想、信念和觉悟。
因为中国学术和思想二者当前都未发达，所以一些大学文科工作者将科学与思想搅在一起搞，最大的隐患发生了，人可以说谎，至少可以把投机取巧、道听途说、剽自他书、未经验证、一厢情愿、中伤他人或毫无价值的陈词滥调组成文章。因为“思想”是无从证明、无需证明的理性，可以拉出来掩盖一切暧昧、偏执、鄙陋和卑劣。所以，我们的训练从科学着手，不许涉及思想，其中就不会放过半点虚伪，尽量减少人为的偏差。它既是一种科学方法的训练，掌握了它可以解决问题；更是一种理性的训练，有了诚实和认真的精神和习惯，再进入思想，就会融入无尽和永恒。
关于科学的局限
在经历严格的科学方法的规范后，思想就有可能健全地展开。一个理性而又具备不断反省能力的人，他在抬头仰望星空或反观自身时，也许一种宁静而幸福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现代技术已经将人群进行了不可逆的分工，由此使人丧失了成为“人”的权利，而被迫成了某项技术的奴仆，成为一个脑力劳动者，所有的愿望和精明，在利益的催动下转变成重复、枯燥的劳动，而对其后果和副作用无意留心。技术本于人的松惰和占有的肉身作用，却以对肉身的实体——人的专门化、单调化、片面化的割裂为结果。
也许，从关于艺术的角度对科学的局限进行追问，是一个恰当的角度。借助对艺术的讨论而对科学的局限进行反省，就不会为科学所限制，更不会被由科学发展出来的技术所宰割。
即使不是艺术，我们也可以借助其他的角度弥补科学及科学语言的局限，达到独立与自由的途径不止一条，但路该是广而深的。
关于提问
提问是件很难的事，你让我对一本书提出十个问题，会让我困扰很久，因为这关乎思考，是互动的自我反馈行为，难免痛苦，且时常无果，谁乐意呢？
但这是可以执行的一件事。练习每天提出问题10个，问题中大多数可能是知识性的，只要通过搜集证据，查考事实就能直接得到答案。有些是技术性的，要从学科已有成果中借鉴方法（其中包括思路、方法和处理手段）。但没有一个方法是以一当全，像一把利剑，仗之者可以横行天下。解决特定主题的方法，必须是根据一个主题的资料和需要，在解决过程中逐步建构。
提问的三种方法：目的分别是：
疑问：目的是寻求知识：可以在一般的工具书或教材中找到答案.
质疑：目的是寻求问题：不能由现有的研究基础加以处理的问题；经过反思的问题（自我问难，反复思考过的），对你个人有价值，同时也反映你的学术基础和理论能力.
怀疑：目的是寻求观念。（观念是对世事人生的观点和见识，人情练达，直至本性，就是从怀疑始。（已超出科学提问的范畴））经过反思，而且因为此间而对问题清除（一问而使许多局部问题被超越）或升级（一问而使问题中他人在另一个层次上思考）。
不断地反省和发问也是渡舟。
关于阅读
读书因目的不同而方法有差异，面对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量急剧增加，个人在信息海洋面前无所适从，因此科学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信中所指是针对学术论文或专著，这种读书方法以快速获得有关专业信息为目的，因此不适用于所有读书方式，但有心人可自取一瓢，以科学对待阅读。
如果我们要在20分钟内获得一部论文专著或一本“书”的基本信息，可以这样进行：
看作者（区别名僧和高僧（类似俞平伯所提的“名家”与“大家”的区别））
看出版年代
看出版社
看主题词、关键词和内容提要
看参考书目
看目录
看一个与你最熟悉的内容相关的段落
看结论（看最后结论，看它达到了何种结果；检看章节的小结部分，协助理解总体结果。）
以上过程完成后，决定是否应该全文研读、部分研读、通览、选查、备考，等等。
但是，激发自己的思想与科学不是一回事，这就需要“思考阅读”。思考阅读也是一种精读，你可以分为读中思、读后思、不读思。关于读中思：思考阅读不是为了读取被读物，而是借助读书过程形成、发展、砥砺、坚定自己的思想。读先贤书，当知先贤都是向道之人，与你是同路，本应事事相析，多所辩驳，才能同道。所以自己的心胸有定见，每读一书，并非吸收他的思想，而是与他交谈，补充和修正自己的见识、自己的思想。另外，不读思即沉思，是一种更为微妙的精神状态，无需他人思想的指导和激发而自我的思想。我认为在未经过科学的训练下这种方式还是不取为好，尤其是不从事研究的人其实更需要自己建立一个系统，避免盲目抒发想法。
关于资料卡片
朱青生提到两种卡片，引得卡片和研究卡片。引得卡片是对引证内容准确的摘录，研究卡片是读取者对资料的研究性、解释性的记录。似乎后者更难，它像一种读取信息的规范记录的读书笔记，不仅对对象加以理解，更是为自我解决问题。
作为学生，记笔记、做卡片似乎人人都会，但其中涉及建构每个人的思想的“书架”这个深层的问题，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应该如何建立卡片之间的联系，弄清问题的结构层次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资料卡片是帮助解决问题的手段。
做资料卡片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元素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张卡片一句话”。一句话只包含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意思的最基本的单位。
问题在于：“意思”的基本程度难以确定，即何谓元素。这要依赖于个人对知识的建构，如果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没有一个自我的“书架”，拾取来的信息没地方搁，或者搁乱了，用的时候找不到，而这个书架原则上只能自己为自己建构，他人的书架只能参考，因为在思想中每个人的思路都是个人的，只有自我建构的书架结构，才能随时增设、清除和整理，以便随时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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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理性的人
何为大学？
朱青生在《十九札》的第一封信“大学的意义和性质”中说道：“它不仅仅是一个培养子弟的学校，不仅是训练后代技能的场所，不仅是施教者传授人伦准则和社会理想的组织，它更是一个科学的保证。”
这本书是我在高三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我当时正在书店找书，瞥见在一个角落里面有一本红色封面的小书，书不新，但是它的装帧吸引了我。没多想，就买下了这本书。我现在定不会猜到，几天后翻开因为装帧而买下的一本书却会对我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回到开头的大学的意义于性质，文章的第二段就对于“科学的保证”做出了解释（字不多，不妨抄下来）：“所谓科学的保证是指人类的理性在大学这样一个系统中，根据理性本身的逻辑，自我生长，自我推展，自我检测，自我批判。任何个人只能因为自己的才智、精力和专注的程度来促进或延滞这个系统的进程，但不可能影响大学的内在结构，而学科的调整是为了是这个内在的结构更加合理；任何政治体制和经济条件只能限制和规定大学的规模、师资的集团归属、学生的配置和实用课题的取向，但不影响大学的根本性质。大学本身没有个性，因为它用当下具备的所有的研究能力去研究一切可研究的全部，包括宇宙和人生，这就是科学。”
对于当时正活在高考的熔炉中的我，无疑是看到的某种希望，某种治学的态度。而且对于大学也逐渐形成的自己的看法：大学就是培养人的理性的一个机构。朱老师后来文章中也出现过对于大学对于理性的培养的思考。我很庆幸我能在高三就有这一想法，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回报，我高三过的很轻松，没有因为学习而学习。而是我一切学习的出发点都来自于对自己理性的提升，也许现在大学生看来都觉得很奇特，但是我就只这么想的。我们的学习的目的不在于能够得到多高的分数，不在于你在竞赛中是否拿到了奖项，甚至可以说我们学习的目的不在于高考考一个好的大学，作为理性的延伸，我们应该学到的是学习背后的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学习方法。这就类似于哲学中的方法论一样，只是方法论是对于所有的问题，而我们理性的延伸暂时是对于学习而言。这些思考都是凌驾于学习之上的，他们将为我们在大学学习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打下思想的基础。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想必就是这个道理。崇尚这个道理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在高中很少问老师题目，因为在思考方法或者学习方式的指导下我已经养成了独立思维的习惯，虽然这在老师的眼中不是什么好的现象（他们认为会学习的人应该有很多问题，有助于自身的学习），但是我一直“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我想我现在在buaa和此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现在回想，我还是觉得我的坚持是对的。在高中，过于对提问的强调反而使同学们轻视了独立思维的价值。在朱老师看来，这些思考的能力就应该在高中完成，到了大学，在思想的引导下再来积极的获取知识。这也是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的差别。
我很庆幸能够在上大学之前不久就看过了朱老师的《十九札》，小小一本书的冲击远远超过了之前12年的学习心得。我曾今想在高三毕业典礼的时候给每个同学都送一本《十九札》，但是后来还是没能做成，一方面资金的来源是个问题，当然这是小的方面。另一方面是我难以保证大家看过这本书之后是否能有收获。毕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实上，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主动借给了很多同学去看，但是没有人能够看下去，有的没时间，有的觉得太说教，有的觉得很一般，有的甚至在没看之前就已经下了定论，这是一本不值得看的书。正如朱青生老师代表的那群严谨治学的学者，现在在一般的学校已经很难见到了，教授们多半都已忙着去拉赞助，做项目，赚钞票去了。这也是我在buaa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buaa没有朱青生，但是我们也有杨为民等老师。他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难以达到的，何况我们现在处在如此浮躁的一个社会，金钱欲望统治了人们的心。所以我们只能对自己这么要求，而不能说是对其他人。朱老师能把这些做学问，做人的规范写出来并出版，想必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势力的人会说他是在故作卖弄，支持的人会把朱老师的话牢记在心，努力的去做到书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