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琅鹭 2017-01-18 0

还不错的一本书，对于想了解西南联大的人，可以说是普及篇

春光灿烂 2014-01-08 0

时光飞逝，联大早已不在，每每想起，却让人神往，教育的目的，大家的辈出，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今天与昨天，……都是我们思考的东西。

星晗 2015-01-30 0

那一代人的风骨。谢泳有情怀。

潇潇 2016-02-26 0

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书，大约两个小时就能翻完。欧美留学背景和儒家式的家国情怀几乎成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标配”，只是当年的“民主堡垒，宽容精神”今天却无处可求。想象不出这一代学人付出了怎样的血与泪才使得中西文化在他们身上“相遇即融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轻而易举地抹平了所有的一切，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的全部过往。这样想来，不觉暗自惶恐。

Robbie18 2010-11-27 0

在当时的年代，能诞生这样的一所大学，不可思议。

望北 2009-12-15 0

这水平，辱没了教授这个称谓。

阿莱夫 2010-01-07 0

谢泳先生闻风气之先，在浩瀚芜杂的史海里潜心钩沉，这份甘于寂寞和无聊的品格让人实为钦佩。虽然谢泳先生对事件和人物的品评和臧否，大多时候浅尝则止，但这也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毕竟，扎实的资料才是学术的土地，同时这种基于事实之上的论述，尽管平淡，却也以其强大的说理能力和逻辑力量征服人心和理智。

仓廪一间 2016-05-07 1

乏善可陈吧，也没啥好骂的魁阁

妞妞球 2010-09-15 0

不甚满意。有两个疑惑没有解决：多大程度上可以将其归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另外，在西南联大解散之时，“延安”“重庆”都是归为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和新文艺范式，并且根据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的命运，那更迫切的想探寻其心态是怎样的？总而言之标题所涵盖的宽广度显然越过实际。

流浪的小菩萨 2012-03-12 0

曾走过联大旧址，虽陨落，却绝对独特。

仓廪一间 2016-05-07 1

乏善可陈吧，也没啥好骂的魁阁

長夕 2014-08-30 1

在最贫乏的物质上生出最丰美的理想之花

风撼斜阳 2010-03-08 1

九十年代的书。谢泳很有前瞻性。中国唯一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可惜可叹也可悲。

琅鹭 2017-01-18 0

还不错的一本书，对于想了解西南联大的人，可以说是普及篇

春光灿烂 2014-01-08 0

时光飞逝，联大早已不在，每每想起，却让人神往，教育的目的，大家的辈出，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今天与昨天，……都是我们思考的东西。

星晗 2015-01-30 0

那一代人的风骨。谢泳有情怀。

潇潇 2016-02-26 0

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书，大约两个小时就能翻完。欧美留学背景和儒家式的家国情怀几乎成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标配”，只是当年的“民主堡垒，宽容精神”今天却无处可求。想象不出这一代学人付出了怎样的血与泪才使得中西文化在他们身上“相遇即融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轻而易举地抹平了所有的一切，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的全部过往。这样想来，不觉暗自惶恐。

Robbie18 2010-11-27 0

在当时的年代，能诞生这样的一所大学，不可思议。

望北 2009-12-15 0

这水平，辱没了教授这个称谓。

阿莱夫 2010-01-07 0

谢泳先生闻风气之先，在浩瀚芜杂的史海里潜心钩沉，这份甘于寂寞和无聊的品格让人实为钦佩。虽然谢泳先生对事件和人物的品评和臧否，大多时候浅尝则止，但这也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毕竟，扎实的资料才是学术的土地，同时这种基于事实之上的论述，尽管平淡，却也以其强大的说理能力和逻辑力量征服人心和理智。

中国知识分子群的陨落

阿改 2009-09-28 0赞

只给本书三星的理由是，本书初版于十几年前，其实并非为成书而作，大抵是文章的集子，因此通篇看下来，观点既没有什么变化，史料也没有太多的新奇处。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界定，可能十几年前是令人刮目的，但现在应该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个人觉得，书中最有价值的篇章，反而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讲的是历史学家何炳棣、哲学家王浩、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杨振宁和任之恭在1970年代初期访华后，发表的一系列观感和评论。他们一致认为，文革下的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好的，在精神建设方面的成就应视为中华历史上最卓越的一次。这一点，相信很多现代人都不知道。

短评

追梦的人 2010-10-10 0赞

     整体感觉中等，偏上一点点（这个评语似乎老是出现在自己身上。。。）谢泳有点小偷懒，前面用过的段落和史料后面重复。。。
     不过就总体而言，对于我这个不甚了解西南联大的家伙来说，这个算是入门的好东西了。。。
      然后就是看到“叙永级学生的命运”一章时突然意识到爷爷就是叙永级学生！！激动啊！！然后了解爷爷的一生是多么命运多舛。。。诶。。。时运不济啊。。。

谢泳视点

laohu 2009-06-22 1赞

如果由于历史，我们错过了，那是无缘。透过谢泳的视点，传统能否接续，不是一代人可以决断的，但我们可以尝试、努力。这是谢泳对我们的意义和启示。
谢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遥远的大学

言立方 2011-06-07 1赞

把案头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看完，五味杂陈。遥想上世纪70年代杨振宁、王浩、任之恭、陈省身、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留美学生对中国的印象出现的失察，反观今天，我们能够看见的盛世繁荣景象。历史仅仅走过了三十几年的时间，个中观感，个中滋味，我该问的是，为什么出现了那样的反应呢？书中说道，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太寄予厚望了，一不小心就走向了民族主义的极端上去，看不清楚浮华掩盖下的真相了。这一点与当年罗曼·罗兰和胡适访问苏联的情景颇有相似之处，即使今天，对于外宾、国宾的招待还不是要提前预演、排练，最后，自己对自己的造化意淫不已。
西南联合大学，完全由于抗战的爆发，犹如台湾的现状完全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从1937年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到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秉持着“刚毅坚桌”的传统，坚持到1946年解散。西南联大在战时条件下是成功的，它秉持的风气，它培育的人才，它的坚持一直到见天都是一个现代大学应该反思的范例。
我常想，为什么对那样一个大学感觉亲切呢，因为大学的独立性，教授治校，没有校长，只有三个大学的校长组成的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当然，设立这样一个大学离不开政府的决策，那就是1937年的庐山会议，来自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建议，当时，他们的建议有四：一战时常态化教育；二重视同等学力；三大学独立；四杜绝无知疆吏的干涉。
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之时，对西南联大颇为痛心，但也无可奈何。统一教材、同一课程设置、政党进校这些教育部的规定被一一敷衍而去。对此，能用什么样的观点对待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显得很唯物主义。其实，历史不是“唯”一的，比如唯物，唯心，唯性，等等。历史应该是多元的，所以应该是多“唯”的。对于，这样一个抗战时期特殊阶段的特殊大学，应该有存在的必然性。因为当时的教育部试想了三所联大，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者没多久就解散了，后者根本没有联合起来，唯有西南联大坚持了9年之久，并培育出许多国际顶尖的人才，杨振宁、殷海光、王浩等等。
西南联大的成功离不开教授，更离不开学生。在那个教授具有相当高的自治权的大学里，教授们前后一共有179位，而大部分有留学背景，蒋梦麟、梅贻琦就不必赘言，费孝通、钱钟书、华罗庚、陈寅恪、冯友兰都在列，大学分为文、理、工、法商和师范五个学院，最后1946年解散的时候，师范学院留下建成了云南师范大学。
在魁阁、大普集两个地点，有着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影子，他们分别是费孝通等人的社会学研究基地，一个是汤佩松等人的实验室。在融合了中西文化的教授身上，体现着现代学术精神的传承，看来，西方的地方在进入到中国之后一直就是水乳交融的，谁说要抵制西化的？就是在他们这两个研究集团身上，我看到了现代学人的精神。
而历史的发展总是跟人开玩笑，这样的优秀传统却没有继承下来。断层了。1949年建国之后，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被改造成一个工科院校，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击由此拉开序幕，到1957年的反右中，大量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和教授遭到打击。再经过“文革”洗礼，基本上算整肃完毕，这样，留在大陆的学者，再也没有当时的气候，只有留学的他们才留下了今天的建树。这个时候，真的让人感叹了，即使战争频仍的年代，我们的优秀精神，民主传统都在大学里延续着，谁知道到了新中国却出现了断层呢。
关照西南联大，看看今天的中国大学，无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书记是第一把手，校长第二。怪不得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内，教务长（英国人）压根搞不明白党团的东西怎么能到学校里来发展呢？幸哉，幸哉，这个学校是董事会制度，并没有在书记的领导下开展校务运作，一切都是全新的，对那个愿景和使命，我倒是不很看重，不过，冥冥之中，我觉得两校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希望这种感觉能够继续下去。

一个错误

夜摩天 2010-10-21 2赞

第83页最后一句：“汪曾祺才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写出《爱戒》、......
汪曾祺先生似无名曰《爱戒》之作，疑思以为《受戒》。愿读者注意，并商榷。

他们“消失”的背后

似云 2011-08-24 2赞

      最近在读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那个战乱动荡的时代涌现出如此多的人才而感怀，西南联大至今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整本书最让我思考的，是作者提到的发生在1945年昆明“一二•一”学潮。“一二•一”学潮起源于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时事晚会，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照惯例，学生时事晚会都会邀请知名教授参加。这次晚会也不例外。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受邀参加时事晚会并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在时事晚会上发表演讲是有很大危险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四位持不同政见的教授都没有任何恐惧感。例如费孝通，他在演讲时突然断电，枪声四起，但他仍然呼喊：“我们不但要在黑暗中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当时的社会政治有其高压、恐怖的一面，闻一多、李公朴就在集会中被暗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再参与政党活动，并发表各种言论，而这，也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身上最宝贵的气质。可是这份气质在以后的日子里已经难以再现了。作者遗憾地感叹，“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后的费孝通身上再没有出现过。”1949年后，四位教授除了伍启元去了美国，剩下的三位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曾全都拼命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表达的能力和勇气。作者最后提问，那三位在40年代勇于抗争的教授，他们后来是怎么了，为什么失去了当年不惧权威的勇气？

    何止他们三位，那么多在战争硝烟中坚持独立治学，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坚持发出自己声音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在三四十年代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后都发表了在今天看来惨不忍睹的自我批判，甚至是对多年师生朋友的污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独立知识分子群，就这样消失在一轮轮“思想改造运动”中。

    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思考过，资中筠在《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诸多知识分子为什么放弃了自己几十年所学所思，放弃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那是因为中国产生了“政统”与“道统”合一的体制。简单的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把对错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领袖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全国最经典最正确的著作是领袖语录，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以此为纲，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于是，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信，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使得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荡然无存，连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也没有了。于是，在1945年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上冒着枪声呼吁“反极权、反专制”的钱端升，会在1951年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甚至否定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思想。

    另外，在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拥有一个相当宽松舒适的生存空间。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大学里的授课收入就能为自己和家人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社会舆论和教育对于知识分子也是尊重的。政府虽不时查封一些出版物，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他们还拥有表达自己思想的地方和空间。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中就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刊物，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这与后来“知识越多越反动”、全国所有出版物“一片红”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在遥远的过去，中国已经形成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群，如果没有后来的“思想改造”，没有那么多的物质精神双重迫害，追寻民主、自由的传统是可以在中国文化中生根的，只可惜一切都是那样哀伤的一去不复返了。

尚水之柔，寡淡如刚——关于本书的一点看法（标题党，我先承认了：（）

阿莱夫 2010-01-07 1赞

这本写于九十年代初期的学术著作，在十几年后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蔚然成风的今天，或许许多史料、掌故已成老生常谈，但是，其学术价值以及著者谨严的治学精神时至今日仍无法让人忽视。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版的《再版后记》中，谢泳并不讳言其中史料的平淡，但是，诚如著者所言，当时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尚未起步，而谢泳先生闻风气之先，在浩瀚芜杂的史海里潜心钩沉，这份甘于寂寞和无聊的品格让人实为钦佩。
　　
书中不厌其烦的对统计资料的罗列，其详尽正是一切研究之必须，没有这样基点做支撑的话，所有的研究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比如为了阐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背景时，对当时联大教授群体做了较为全面的代际划分，对联大师生群体生卒年月、建国后去向和遭遇做了翔实的调查，还有对尚处于雏形的学术集团魁阁和大普集的挖掘，这些史料著者都给出了枯燥却具有无可辩驳说服力的数字和统计。虽然谢泳先生对事件和人物的品评和臧否大多时候浅尝则止，但这也不影响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毕竟，扎实的数字和统计资料的是一切学术的土地，在这之上才有灿烂的精神之花；同时这种基于事实之上的论述，尽管略显平淡，却也以其强大的说理能力和逻辑力量征服人心和理智。
　　
因此本书能在09年度在北京《新京报·书评周刊》学术排行榜获第三排名也属意料之中的。（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7575351/）

莫若在“知识分子”前加上自由主义

铸剑非攻 2011-03-21 1赞

既然题为《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先生的关注重点就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也包括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类知识分子。作者通过对西南联大的执教方针、学术团体的结合方式、教授在处理某些政治事件中的态度等各个专题描述，详细论述了西南联大教育制度的成功之处，和学贯中西的教授在此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他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的最重要的体制优势就是教授治校，教授在大学中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因此能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其次，他认为西南联大时期老中青三代教授讲师，所受教育比较合理，他们既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功底，又在而立后得以留学西方，打开眼界。中西结合的知识结构无疑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学术建树。同时，作者并没有把对知识分子思想道路的考察拘于联大时期，而是延伸到建国后，或者确切地说反右后，写出了留在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新的政治权威时的思想转变和转向后的矛盾心态。
本书中溢于言表的是对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的推崇。在谢看来，西南联大的最重要和有意义的传统，即是取法于美国的现代教育制度。他极力推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有留学美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使他们很容易承袭欧美传统，在学术研究时形成自由的团体，以费孝通为首的社会学研究团体——魁阁和汤佩松领导的自然科学研究团体——大普集的实验室即是成功的典范。这些都为我们以此来关照今天的大学制度和学术制度提供了参照。不过，我存有疑问的是，作者把西南联大的成功极大地归功于对欧美、尤其美国教育制度的借鉴并因此强调清华在西南联大中的作用是否仍有商榷之处？他极力强调清华很多教授的留美背景，是否也在客观上忽视了清华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在建国后的被迫中止导致大学传统丢失的论断似乎是在用西南联大的成功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申辩？

无话可说

梦亦非 2009-06-22 12赞

        这是一本让人读了无话可说的书。
        书有几类：一类是让人读了有许多话要讲，有许多感想要发，这一类一般是有立场的书，或发前人之未见的书；一类是让人读了心生敬佩，当教材来认真学习的书，这一类多是经典名著；还有一类就是读了让人无话可说的书，比如谢泳的这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为何它让我无话可说？
        它的史料性超过学术性，一本学术之著会让人赞同或否定，但一本史料，你能说什么？
        如果是一本极下功夫的史料，挖出一些珍贵的东西，也是很大的学术贡献，但此书中的史料却比较稀松平常。
        如果对平常的史料解读得让人耳目一新，也是观念上更新，但此书的角读却甚为一般，毫无新意。
        如果将普通的观点写得妙趣横生，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也有文采上的可取之处，但偏偏此书文采太一般，虽然比学报体好得多，但仍然谈不上文采。
        如果什么都没有，胆子大一点，不要在重要关节点欲言又止，也有胆识，但此书在谈及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逼害时飞快地溜过，让人失望。
        综上所述，我只有将此书当作普及读物，在旅游的车上翻翻。
而买此书，因为读了何兆武的《上学记》，对西南联大感兴趣……呃，老实说，谢泳的此书不如何先生彼书中的西南联大那一节精彩。

浅谈西南联大及其学术精神

小飞侠彼得丁 2010-03-02 15赞

对西南联大的关注和兴趣源自谢泳那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界，谢泳以两项研究著称,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

显然后者在今日的中国比储安平的《观察》周刊更容易吸引大众的眼球。

这并非偶然，当文化和学术被曲解成一种显学流行于世，感性的表象比理性的观察更得人心，人们更愿意以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目光去审视这座荟萃了20世纪上半叶各个领域一流学者的学府，沉醉于其大师云集的鼎盛阵容，却不愿意理解西南联大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本身所蕴含的“民主传统和宽容精神”。这种观察角度的偏差造成了后人对西南联大及西南联大背后代表的学术精神舍本逐末般的曲解和误读，也由此引发了对西南联大在学术界引起热潮真实原因的探寻。

    一、

    自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开始，隐藏在现代化进程背后的文化危机始终未曾得到合理平息。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对于传统文化取舍的问题上是中国自有士这个阶层以来最为矛盾的一代学人，他们可以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但在情感方面丢不掉中国的传统。这种矛盾使他们尽管运用了无数的新的或外来的观念，但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

而另一个更为矛盾的问题是余英时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讲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化长期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根源：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以“西方”（不同的西方，美国与苏联模式）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不但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位置，而且愈来愈被看作现代化的阻碍。现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动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憎恶便随之更深一层。这一心态的长期发展终于造成一种普遍现象，即以为文化传统可以一扫而光……

在经历1949年后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禁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更加理性的思考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制约和束缚。1980年前后包括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周一良《毕竟一书生》的相继出版，大陆的思想界不断加深自我反省与自我解构。这种反省和解构更注重于知识分子人格和节操的精神层面，希求从传统文化精神的本原去寻求对于现代化的合理解释。精神层面同高速经济增长的失调，刺激着思想界对于传统的重新思考，间接的导致中国的“国学”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往往夹杂着很浓重的功利和商业气息，是仅仅浮于表面的对于传统的曲解，只是把传统具体到某个人，把传统误解为娱乐明星般的传奇和掌故。由此导致传统文化的旗帜性人物一一被推上了历史的正面，曾几何时的“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也由“鬼”变成了“神”，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也同样解释了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没落几十年后被重新定义研究的真实含义——中国的现代学统在1949年后被人为终结使中国学术界始终找不到与现代化相一致的学术精神从现代化内部给予支持，作为西南联大模式和西南联大精神的推崇和怀念，西南联大俨然在中国当代学术界成为旗帜性的精神楷模。

    二、

    中国自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产生最初的现代大学教育，至抗战爆发前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便出现了以清华、北大、燕京为代表的一批有着国际知名度的学府。这同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教授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清华、北大等高校在当时几乎汇集了国内各个学科大部分的精英翘楚人物，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大师也”。这些大多既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又对西方现代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的学者们对五四以来以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教育精神有着高度的认同，无论其党派、政见的的迥异，坚定的认为学术同政治是分开的，思想、学术必须独立和自由。也正是这些教授学者们对于学术宽容精神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造就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短暂辉煌。这种辉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一种主流的教育理念，其原因并非简单的政府扶持，也并非中国现代教育先天基础完备，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五四启蒙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及学术自由独立精神对于大学教育的影响，学术宽容精神在当时教育界已成为视之当然的价值标准。思想之活跃、学术之自由程度在今天看来已然成奢望。

     而西南联大背后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自然而然的成为学术自由、思想民主的学术宽容精神最有力推动者和传承者。正如谢泳书中写的那样，“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他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

    1937年抗战的爆发中止的也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却没有中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所倡言的主旨精神。也籍于抗战，由此客观诞生了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已无可能超越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的时局使北平已经很难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维持下去，国民政府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组建国立长沙联合大学，保证中国高等教育不因战争中断，继而因武汉失守三校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此西南联大在中国的边陲一隅开始了长达九年悲壮、曲折的历程。

     客观的讲，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教育和知识分子是相当重视的。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应邀前往，同时还邀请大批三校教授参加，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而对于战时的中国大学教育，国民政府竭尽所能的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西南联大的成功背后，国民政府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尤其应该感谢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西南联大在学统上的引导、保护，也正是由于胡适的直接动议才有了西南联大的成立。

     三、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笔财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真精神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的高度体现，在对联大风格、联大精神的研究之外，更应当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剖析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民主、自由精神的切实推动者在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意义。

   西南联大的不朽，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西南联大某种悲壮的色彩，而这种悲壮背后则是一代知识分子人格和节操的高度凝练。

   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财政异常困难，但教育部规定西南联大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联大各院系负责人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饥啼号寒，而不致不均面滋怨”。表示拒领这一“特别办公费”。

   客观的讲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大学教授在物质条件上是非常优越的，当时一名大学教授的薪水相当于普通工人的二十倍左右，这仅仅是固定的收入，其他稿费、出版收入还不算在其中，这在今天也是相当离奇的比例了。普通大学教授尚且如此，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在经济方面自是要优越许多。但在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西南联大在昆明的九年时间里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度过的，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实，国难当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抗战初期患眼疾，而后万里迁徙虽经英国治疗，但归国辗转任教西南联大，医药条件不佳，一误再误，终至失明。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联大校舍，二人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梁思成听着，心软了，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1938年，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回忆文章里时常提及西南联大生活岁月，其中对于物质条件的艰苦时有描述，但各院系教授、学生毫无怨愤之言，齐心共赴国难。这是真正的文化的力量，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放弃个人尊严和物质追求，几乎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诚为中国学术在屈辱的时代中寻找一片净土，中国学人历来推崇的气节、民族观在非常的历史时期被发挥到极致，而在那些教授身上体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是以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为代表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近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这种继承和弘扬起自五四，于西南联大达到最高峰，终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的学术界再无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主流意识，中国大学教育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统也随之戛然而止。至少在大陆学界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的价值标准已成为一句空话被束之高阁，西南联大则成了这一传统最后的终结者。这也留给了后世学人诸多的艳羡与沉思，是何种力量使西南联大在战争这一非常态的历史时期成就了中国大学教育几乎绝版的辉煌，是何种力量使西南联大在短短九年时间里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大学教育都难以企及的高度。当历史撕开笼罩其头顶的那层神秘面纱，终究会给予每一个有资格被写进历史的事件、史实以公平和客观的评价。

    四、

    西南联大自1937年11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至1946年7月31日三校复员北上，九年时间里为中国战时培养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已然活跃在各个领域。

这只是对于西南联大在教育水平上的肯定，却很难真正触摸到西南联大九年时间里对于挽救中国现代化文化危机的真正含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在五四之后至1949年的中国，教授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独立力量，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平和良知，特别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着整体的力量，绝不是个别的去抗争。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这在现代的中国是不敢想象的。而正如谢泳分析的那样，西南联大的教授在发表的声明宣言通常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以西方的法制立论为基本前提；二是一切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前途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绝不是围绕个人，而是以公理为尺度。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西南联大作为学术中心之外的酝酿舆论与领导思想的历史意义，西南联大的教授学生各党各派都有，比如冯友兰、雷海宗是国民党、闻一多是著名的左派人士，民主社会党有潘光旦和费孝通，无党派有张奚若和陈序经，但联大唯一没有顽固派。西南联大包容精神使得这批持有不同政见的教授们在关乎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虽然思想途径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而西南联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很好的包容各党各派的教授学生，并给予其充分的说话的权利，这种自由的实质也是西南联大民主精神的体现。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在1949年后逐渐衰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而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则是从结构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从根本上拆散。而西南联大作为五四精神在教育领域的衍生，无论其最终结局如何，最重要的意义是将中国现代教育最完善、最珍贵的学术传统继承和发扬下来，这也是西南联大被后人仰慕的真正原因。在政治高于学术、学术服从于政治的时代，西南联大的热潮也是普通学人对于民主意识、宽容并包的的学术理念最为诚挚的怀念和向往……

浅谈西南联大及其学术精神

小飞侠彼得丁 2010-03-02 15

对西南联大的关注和兴趣源自谢泳那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界，谢泳以两项研究著称,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

显然后者在今日的中国比储安平的《观察》周刊更容易吸引大众的眼球。

这并非偶然，当文化和学术被曲解成一种显学流行于世，感性的表象比理性的观察更得人心，人们更愿意以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目光去审视这座荟萃了20世纪上半叶各个领域一流学者的学府，沉醉于其大师云集的鼎盛阵容，却不愿意理解西南联大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本身所蕴含的“民主传统和宽容精神”。这种观察角度的偏差造成了后人对西南联大及西南联大背后代表的学术精神舍本逐末般的曲解和误读，也由此引发了对西南联大在学术界引起热潮真实原因的探寻。

    一、

    自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开始，隐藏在现代化进程背后的文化危机始终未曾得到合理平息。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对于传统文化取舍的问题上是中国自有士这个阶层以来最为矛盾的一代学人，他们可以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但在情感方面丢不掉中国的传统。这种矛盾使他们尽管运用了无数的新的或外来的观念，但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

而另一个更为矛盾的问题是余英时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讲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化长期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根源：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以“西方”（不同的西方，美国与苏联模式）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不但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位置，而且愈来愈被看作现代化的阻碍。现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动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憎恶便随之更深一层。这一心态的长期发展终于造成一种普遍现象，即以为文化传统可以一扫而光……

在经历1949年后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禁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更加理性的思考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制约和束缚。1980年前后包括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周一良《毕竟一书生》的相继出版，大陆的思想界不断加深自我反省与自我解构。这种反省和解构更注重于知识分子人格和节操的精神层面，希求从传统文化精神的本原去寻求对于现代化的合理解释。精神层面同高速经济增长的失调，刺激着思想界对于传统的重新思考，间接的导致中国的“国学”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往往夹杂着很浓重的功利和商业气息，是仅仅浮于表面的对于传统的曲解，只是把传统具体到某个人，把传统误解为娱乐明星般的传奇和掌故。由此导致传统文化的旗帜性人物一一被推上了历史的正面，曾几何时的“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也由“鬼”变成了“神”，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也同样解释了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没落几十年后被重新定义研究的真实含义——中国的现代学统在1949年后被人为终结使中国学术界始终找不到与现代化相一致的学术精神从现代化内部给予支持，作为西南联大模式和西南联大精神的推崇和怀念，西南联大俨然在中国当代学术界成为旗帜性的精神楷模。

    二、

    中国自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产生最初的现代大学教育，至抗战爆发前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便出现了以清华、北大、燕京为代表的一批有着国际知名度的学府。这同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教授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清华、北大等高校在当时几乎汇集了国内各个学科大部分的精英翘楚人物，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大师也”。这些大多既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又对西方现代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的学者们对五四以来以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教育精神有着高度的认同，无论其党派、政见的的迥异，坚定的认为学术同政治是分开的，思想、学术必须独立和自由。也正是这些教授学者们对于学术宽容精神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造就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短暂辉煌。这种辉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一种主流的教育理念，其原因并非简单的政府扶持，也并非中国现代教育先天基础完备，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五四启蒙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及学术自由独立精神对于大学教育的影响，学术宽容精神在当时教育界已成为视之当然的价值标准。思想之活跃、学术之自由程度在今天看来已然成奢望。

     而西南联大背后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自然而然的成为学术自由、思想民主的学术宽容精神最有力推动者和传承者。正如谢泳书中写的那样，“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他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

    1937年抗战的爆发中止的也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却没有中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所倡言的主旨精神。也籍于抗战，由此客观诞生了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已无可能超越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的时局使北平已经很难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维持下去，国民政府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组建国立长沙联合大学，保证中国高等教育不因战争中断，继而因武汉失守三校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此西南联大在中国的边陲一隅开始了长达九年悲壮、曲折的历程。

     客观的讲，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教育和知识分子是相当重视的。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应邀前往，同时还邀请大批三校教授参加，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而对于战时的中国大学教育，国民政府竭尽所能的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西南联大的成功背后，国民政府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尤其应该感谢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西南联大在学统上的引导、保护，也正是由于胡适的直接动议才有了西南联大的成立。

     三、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笔财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真精神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的高度体现，在对联大风格、联大精神的研究之外，更应当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剖析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民主、自由精神的切实推动者在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意义。

   西南联大的不朽，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西南联大某种悲壮的色彩，而这种悲壮背后则是一代知识分子人格和节操的高度凝练。

   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财政异常困难，但教育部规定西南联大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联大各院系负责人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饥啼号寒，而不致不均面滋怨”。表示拒领这一“特别办公费”。

   客观的讲在抗战之前，中国的大学教授在物质条件上是非常优越的，当时一名大学教授的薪水相当于普通工人的二十倍左右，这仅仅是固定的收入，其他稿费、出版收入还不算在其中，这在今天也是相当离奇的比例了。普通大学教授尚且如此，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在经济方面自是要优越许多。但在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西南联大在昆明的九年时间里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度过的，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实，国难当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抗战初期患眼疾，而后万里迁徙虽经英国治疗，但归国辗转任教西南联大，医药条件不佳，一误再误，终至失明。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联大校舍，二人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梁思成听着，心软了，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1938年，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回忆文章里时常提及西南联大生活岁月，其中对于物质条件的艰苦时有描述，但各院系教授、学生毫无怨愤之言，齐心共赴国难。这是真正的文化的力量，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放弃个人尊严和物质追求，几乎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诚为中国学术在屈辱的时代中寻找一片净土，中国学人历来推崇的气节、民族观在非常的历史时期被发挥到极致，而在那些教授身上体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是以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为代表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近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这种继承和弘扬起自五四，于西南联大达到最高峰，终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的学术界再无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主流意识，中国大学教育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统也随之戛然而止。至少在大陆学界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的价值标准已成为一句空话被束之高阁，西南联大则成了这一传统最后的终结者。这也留给了后世学人诸多的艳羡与沉思，是何种力量使西南联大在战争这一非常态的历史时期成就了中国大学教育几乎绝版的辉煌，是何种力量使西南联大在短短九年时间里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大学教育都难以企及的高度。当历史撕开笼罩其头顶的那层神秘面纱，终究会给予每一个有资格被写进历史的事件、史实以公平和客观的评价。

    四、

    西南联大自1937年11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至1946年7月31日三校复员北上，九年时间里为中国战时培养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已然活跃在各个领域。

这只是对于西南联大在教育水平上的肯定，却很难真正触摸到西南联大九年时间里对于挽救中国现代化文化危机的真正含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在五四之后至1949年的中国，教授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独立力量，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平和良知，特别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着整体的力量，绝不是个别的去抗争。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这在现代的中国是不敢想象的。而正如谢泳分析的那样，西南联大的教授在发表的声明宣言通常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以西方的法制立论为基本前提；二是一切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前途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绝不是围绕个人，而是以公理为尺度。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西南联大作为学术中心之外的酝酿舆论与领导思想的历史意义，西南联大的教授学生各党各派都有，比如冯友兰、雷海宗是国民党、闻一多是著名的左派人士，民主社会党有潘光旦和费孝通，无党派有张奚若和陈序经，但联大唯一没有顽固派。西南联大包容精神使得这批持有不同政见的教授们在关乎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虽然思想途径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而西南联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很好的包容各党各派的教授学生，并给予其充分的说话的权利，这种自由的实质也是西南联大民主精神的体现。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在1949年后逐渐衰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而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则是从结构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从根本上拆散。而西南联大作为五四精神在教育领域的衍生，无论其最终结局如何，最重要的意义是将中国现代教育最完善、最珍贵的学术传统继承和发扬下来，这也是西南联大被后人仰慕的真正原因。在政治高于学术、学术服从于政治的时代，西南联大的热潮也是普通学人对于民主意识、宽容并包的的学术理念最为诚挚的怀念和向往……

无话可说

梦亦非 2009-06-22 12

        这是一本让人读了无话可说的书。
        书有几类：一类是让人读了有许多话要讲，有许多感想要发，这一类一般是有立场的书，或发前人之未见的书；一类是让人读了心生敬佩，当教材来认真学习的书，这一类多是经典名著；还有一类就是读了让人无话可说的书，比如谢泳的这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为何它让我无话可说？
        它的史料性超过学术性，一本学术之著会让人赞同或否定，但一本史料，你能说什么？
        如果是一本极下功夫的史料，挖出一些珍贵的东西，也是很大的学术贡献，但此书中的史料却比较稀松平常。
        如果对平常的史料解读得让人耳目一新，也是观念上更新，但此书的角读却甚为一般，毫无新意。
        如果将普通的观点写得妙趣横生，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也有文采上的可取之处，但偏偏此书文采太一般，虽然比学报体好得多，但仍然谈不上文采。
        如果什么都没有，胆子大一点，不要在重要关节点欲言又止，也有胆识，但此书在谈及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逼害时飞快地溜过，让人失望。
        综上所述，我只有将此书当作普及读物，在旅游的车上翻翻。
而买此书，因为读了何兆武的《上学记》，对西南联大感兴趣……呃，老实说，谢泳的此书不如何先生彼书中的西南联大那一节精彩。

一个错误

夜摩天 2010-10-21 2

第83页最后一句：“汪曾祺才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写出《爱戒》、......
汪曾祺先生似无名曰《爱戒》之作，疑思以为《受戒》。愿读者注意，并商榷。

他们“消失”的背后

似云 2011-08-24 2

      最近在读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那个战乱动荡的时代涌现出如此多的人才而感怀，西南联大至今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整本书最让我思考的，是作者提到的发生在1945年昆明“一二•一”学潮。“一二•一”学潮起源于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时事晚会，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照惯例，学生时事晚会都会邀请知名教授参加。这次晚会也不例外。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受邀参加时事晚会并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在时事晚会上发表演讲是有很大危险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四位持不同政见的教授都没有任何恐惧感。例如费孝通，他在演讲时突然断电，枪声四起，但他仍然呼喊：“我们不但要在黑暗中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当时的社会政治有其高压、恐怖的一面，闻一多、李公朴就在集会中被暗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再参与政党活动，并发表各种言论，而这，也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身上最宝贵的气质。可是这份气质在以后的日子里已经难以再现了。作者遗憾地感叹，“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后的费孝通身上再没有出现过。”1949年后，四位教授除了伍启元去了美国，剩下的三位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曾全都拼命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表达的能力和勇气。作者最后提问，那三位在40年代勇于抗争的教授，他们后来是怎么了，为什么失去了当年不惧权威的勇气？

    何止他们三位，那么多在战争硝烟中坚持独立治学，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坚持发出自己声音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在三四十年代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后都发表了在今天看来惨不忍睹的自我批判，甚至是对多年师生朋友的污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独立知识分子群，就这样消失在一轮轮“思想改造运动”中。

    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思考过，资中筠在《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诸多知识分子为什么放弃了自己几十年所学所思，放弃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那是因为中国产生了“政统”与“道统”合一的体制。简单的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把对错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领袖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全国最经典最正确的著作是领袖语录，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以此为纲，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于是，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信，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使得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荡然无存，连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也没有了。于是，在1945年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上冒着枪声呼吁“反极权、反专制”的钱端升，会在1951年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甚至否定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思想。

    另外，在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拥有一个相当宽松舒适的生存空间。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大学里的授课收入就能为自己和家人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社会舆论和教育对于知识分子也是尊重的。政府虽不时查封一些出版物，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他们还拥有表达自己思想的地方和空间。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中就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刊物，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这与后来“知识越多越反动”、全国所有出版物“一片红”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在遥远的过去，中国已经形成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群，如果没有后来的“思想改造”，没有那么多的物质精神双重迫害，追寻民主、自由的传统是可以在中国文化中生根的，只可惜一切都是那样哀伤的一去不复返了。

谢泳视点

laohu 2009-06-22 1

如果由于历史，我们错过了，那是无缘。透过谢泳的视点，传统能否接续，不是一代人可以决断的，但我们可以尝试、努力。这是谢泳对我们的意义和启示。
谢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遥远的大学

言立方 2011-06-07 1

把案头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看完，五味杂陈。遥想上世纪70年代杨振宁、王浩、任之恭、陈省身、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留美学生对中国的印象出现的失察，反观今天，我们能够看见的盛世繁荣景象。历史仅仅走过了三十几年的时间，个中观感，个中滋味，我该问的是，为什么出现了那样的反应呢？书中说道，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太寄予厚望了，一不小心就走向了民族主义的极端上去，看不清楚浮华掩盖下的真相了。这一点与当年罗曼·罗兰和胡适访问苏联的情景颇有相似之处，即使今天，对于外宾、国宾的招待还不是要提前预演、排练，最后，自己对自己的造化意淫不已。
西南联合大学，完全由于抗战的爆发，犹如台湾的现状完全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从1937年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到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秉持着“刚毅坚桌”的传统，坚持到1946年解散。西南联大在战时条件下是成功的，它秉持的风气，它培育的人才，它的坚持一直到见天都是一个现代大学应该反思的范例。
我常想，为什么对那样一个大学感觉亲切呢，因为大学的独立性，教授治校，没有校长，只有三个大学的校长组成的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当然，设立这样一个大学离不开政府的决策，那就是1937年的庐山会议，来自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建议，当时，他们的建议有四：一战时常态化教育；二重视同等学力；三大学独立；四杜绝无知疆吏的干涉。
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之时，对西南联大颇为痛心，但也无可奈何。统一教材、同一课程设置、政党进校这些教育部的规定被一一敷衍而去。对此，能用什么样的观点对待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显得很唯物主义。其实，历史不是“唯”一的，比如唯物，唯心，唯性，等等。历史应该是多元的，所以应该是多“唯”的。对于，这样一个抗战时期特殊阶段的特殊大学，应该有存在的必然性。因为当时的教育部试想了三所联大，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者没多久就解散了，后者根本没有联合起来，唯有西南联大坚持了9年之久，并培育出许多国际顶尖的人才，杨振宁、殷海光、王浩等等。
西南联大的成功离不开教授，更离不开学生。在那个教授具有相当高的自治权的大学里，教授们前后一共有179位，而大部分有留学背景，蒋梦麟、梅贻琦就不必赘言，费孝通、钱钟书、华罗庚、陈寅恪、冯友兰都在列，大学分为文、理、工、法商和师范五个学院，最后1946年解散的时候，师范学院留下建成了云南师范大学。
在魁阁、大普集两个地点，有着现代学术集团雏形的影子，他们分别是费孝通等人的社会学研究基地，一个是汤佩松等人的实验室。在融合了中西文化的教授身上，体现着现代学术精神的传承，看来，西方的地方在进入到中国之后一直就是水乳交融的，谁说要抵制西化的？就是在他们这两个研究集团身上，我看到了现代学人的精神。
而历史的发展总是跟人开玩笑，这样的优秀传统却没有继承下来。断层了。1949年建国之后，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被改造成一个工科院校，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击由此拉开序幕，到1957年的反右中，大量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和教授遭到打击。再经过“文革”洗礼，基本上算整肃完毕，这样，留在大陆的学者，再也没有当时的气候，只有留学的他们才留下了今天的建树。这个时候，真的让人感叹了，即使战争频仍的年代，我们的优秀精神，民主传统都在大学里延续着，谁知道到了新中国却出现了断层呢。
关照西南联大，看看今天的中国大学，无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书记是第一把手，校长第二。怪不得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内，教务长（英国人）压根搞不明白党团的东西怎么能到学校里来发展呢？幸哉，幸哉，这个学校是董事会制度，并没有在书记的领导下开展校务运作，一切都是全新的，对那个愿景和使命，我倒是不很看重，不过，冥冥之中，我觉得两校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希望这种感觉能够继续下去。

尚水之柔，寡淡如刚——关于本书的一点看法（标题党，我先承认了：（）

阿莱夫 2010-01-07 1

这本写于九十年代初期的学术著作，在十几年后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蔚然成风的今天，或许许多史料、掌故已成老生常谈，但是，其学术价值以及著者谨严的治学精神时至今日仍无法让人忽视。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版的《再版后记》中，谢泳并不讳言其中史料的平淡，但是，诚如著者所言，当时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尚未起步，而谢泳先生闻风气之先，在浩瀚芜杂的史海里潜心钩沉，这份甘于寂寞和无聊的品格让人实为钦佩。
　　
书中不厌其烦的对统计资料的罗列，其详尽正是一切研究之必须，没有这样基点做支撑的话，所有的研究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比如为了阐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背景时，对当时联大教授群体做了较为全面的代际划分，对联大师生群体生卒年月、建国后去向和遭遇做了翔实的调查，还有对尚处于雏形的学术集团魁阁和大普集的挖掘，这些史料著者都给出了枯燥却具有无可辩驳说服力的数字和统计。虽然谢泳先生对事件和人物的品评和臧否大多时候浅尝则止，但这也不影响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毕竟，扎实的数字和统计资料的是一切学术的土地，在这之上才有灿烂的精神之花；同时这种基于事实之上的论述，尽管略显平淡，却也以其强大的说理能力和逻辑力量征服人心和理智。
　　
因此本书能在09年度在北京《新京报·书评周刊》学术排行榜获第三排名也属意料之中的。（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7575351/）

莫若在“知识分子”前加上自由主义

铸剑非攻 2011-03-21 1

既然题为《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先生的关注重点就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也包括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类知识分子。作者通过对西南联大的执教方针、学术团体的结合方式、教授在处理某些政治事件中的态度等各个专题描述，详细论述了西南联大教育制度的成功之处，和学贯中西的教授在此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他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的最重要的体制优势就是教授治校，教授在大学中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因此能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其次，他认为西南联大时期老中青三代教授讲师，所受教育比较合理，他们既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功底，又在而立后得以留学西方，打开眼界。中西结合的知识结构无疑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学术建树。同时，作者并没有把对知识分子思想道路的考察拘于联大时期，而是延伸到建国后，或者确切地说反右后，写出了留在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新的政治权威时的思想转变和转向后的矛盾心态。
本书中溢于言表的是对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的推崇。在谢看来，西南联大的最重要和有意义的传统，即是取法于美国的现代教育制度。他极力推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有留学美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使他们很容易承袭欧美传统，在学术研究时形成自由的团体，以费孝通为首的社会学研究团体——魁阁和汤佩松领导的自然科学研究团体——大普集的实验室即是成功的典范。这些都为我们以此来关照今天的大学制度和学术制度提供了参照。不过，我存有疑问的是，作者把西南联大的成功极大地归功于对欧美、尤其美国教育制度的借鉴并因此强调清华在西南联大中的作用是否仍有商榷之处？他极力强调清华很多教授的留美背景，是否也在客观上忽视了清华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在建国后的被迫中止导致大学传统丢失的论断似乎是在用西南联大的成功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申辩？

中国知识分子群的陨落

阿改 2009-09-28 0

只给本书三星的理由是，本书初版于十几年前，其实并非为成书而作，大抵是文章的集子，因此通篇看下来，观点既没有什么变化，史料也没有太多的新奇处。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界定，可能十几年前是令人刮目的，但现在应该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个人觉得，书中最有价值的篇章，反而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讲的是历史学家何炳棣、哲学家王浩、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杨振宁和任之恭在1970年代初期访华后，发表的一系列观感和评论。他们一致认为，文革下的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好的，在精神建设方面的成就应视为中华历史上最卓越的一次。这一点，相信很多现代人都不知道。

短评

追梦的人 2010-10-10 0

     整体感觉中等，偏上一点点（这个评语似乎老是出现在自己身上。。。）谢泳有点小偷懒，前面用过的段落和史料后面重复。。。
     不过就总体而言，对于我这个不甚了解西南联大的家伙来说，这个算是入门的好东西了。。。
      然后就是看到“叙永级学生的命运”一章时突然意识到爷爷就是叙永级学生！！激动啊！！然后了解爷爷的一生是多么命运多舛。。。诶。。。时运不济啊。。。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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