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20世纪

Sarah Ni 2014-01-08 0

真是难读得令人吐血！但是鉴于学术要求，我忍了。

林林酱 2015-01-26 0

用长循环来分析金融资本的历史，把20世纪的源头一直回溯到威尼斯热那亚时代，由此看来历史其实一直是在做双向运动。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和市场的三层结构的阐释很深刻。不过20世纪这一极端的年代在阿瑞基笔下不过是体系变动所引起的混乱，对70年代以来的特征也只是描述为新一轮金融扩张，其中的断裂性被淡化了，可能是问题所在。

王卅 2010-05-19 0

富有洞察力。

lotories 2008-05-19 0

太晦涩

夜未寒 2010-04-12 0

看不懂的资本主义世纪...

青泥 2010-11-07 0

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题词在上头。呜呼哀哉

Yasmine.L 2010-06-28 0

翻译……语句读起来有点奇怪。我恨死这个翻译了！

ren 2008-07-16 0

此书=布罗代尔+马克思+沃勒斯坦+其他

withinbeyond 2011-10-14 0

文笔好枯燥，概念也不算清晰……纯历史学家不给力啊

Sarah Ni 2014-01-08 0

真是难读得令人吐血！但是鉴于学术要求，我忍了。

林林酱 2015-01-26 0

用长循环来分析金融资本的历史，把20世纪的源头一直回溯到威尼斯热那亚时代，由此看来历史其实一直是在做双向运动。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和市场的三层结构的阐释很深刻。不过20世纪这一极端的年代在阿瑞基笔下不过是体系变动所引起的混乱，对70年代以来的特征也只是描述为新一轮金融扩张，其中的断裂性被淡化了，可能是问题所在。

王卅 2010-05-19 0

富有洞察力。

lotories 2008-05-19 0

太晦涩

夜未寒 2010-04-12 0

看不懂的资本主义世纪...

青泥 2010-11-07 0

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题词在上头。呜呼哀哉

Yasmine.L 2010-06-28 0

翻译……语句读起来有点奇怪。我恨死这个翻译了！

ren 2008-07-16 0

此书=布罗代尔+马克思+沃勒斯坦+其他

withinbeyond 2011-10-14 0

文笔好枯燥，概念也不算清晰……纯历史学家不给力啊

我觉得翻译的很烂……或者写的本来就烂。

nimei 2009-10-05 0赞

自认为对文字语言理解能力还算可以的人，结果看这个译本觉得很费劲，不知道是翻译还是本身写作的问题……

物极必反

不求甚解 2012-10-09 0赞

成功到顶峰后必然迎来拐点，而之前成功的原因立即变成包袱，变成失败的原因。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依靠的是英国金融资本发展了北美大陆经济，所以美国人的记忆中深深印刻了这样一个“成功经验”：尽量利用别人的钱，发展并保护好自己的产业。因此美国国会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经常变成华尔街的对头，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要把钱投到回报最高的地方，并非一定是本国产业。
如果中国扩大内需，成为最大市场，走英国式全球自由贸易的路，就一定能吸引华尔街资本，让贸易保护主义变成美国捆死自己的绳子。

Arrighi’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and Genealogy of

功夫熊猫小碗熊 2015-09-14 3赞

Giovanni Arrighi provided not only a novel model but also an ambitious, comprehensive genealogy of world-system capitalism (albeit with some loopholes and tensions). Reshuffling Braudel’s view of capitalism as the “top layer” of economic systems with Marx’s classical formula of MCM’, Arrighi emphasized that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was control and reproduction of capital itself as an end (as the short form MM’ indicates). Thus the spatial-chronological configuration of world-system capitalism c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extended periods of “hegemony” of particular configurations of capital-controll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gencies”, be they chartered companies, joint-stock MNCs or states. The cyclical transitions between Genoese, Dutch, British and US capitalist hegemonies, according to Arrighi, involved initial material expansions,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s brought by a combined “backward-forward” development strategy, cooperation coupled with competitions among capitalist powers, followed by massive transferring of capital to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pursuit of sustainable higher profits. These “long centuries”, marred by “systemic chaos” and “anti-systemic movements”, were marked by signal and terminal crises. Therefore, Arrighi viewed the financial crises of US-led post-WWII economic order as signs of yet another long century entering its end game.
Arrighi’s efforts in synthesizing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organizational shifts, territoriality, hegemony and Marxist theories had been marvelous yet incomplete. Arrighi believed that territorial and capitalist paths of expansion were in constant, dialectic relationship of divergence and mergence, that production models within particular territories of world-systems determined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regimes, and that territorial expansion had enabled the enlargement of world-system viable for capitalism. However, his favor of space-as-flows over space-as-places descrip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mphasis of “networks” of financial exchanges and communities had highligh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n-territoriality”, or the lack of territorial preconditions in emergence and of capita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itoriality and capitalism, therefore, seemed to be one of constant confinements and jail-breaking. The image of cyclical “hegemony” also deprived the classical Marxist notion of imperialism of much of its political-economic vibrancy (indeed Arrighi suggested elsewhere that imperialism was largely a political concept referring to inter-state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problem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se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ic chaos” and “anti-systemic movements” remained unclear; it seemed the former was referring to lack of management of market and subsequent economic crisis, while the latter meant the consistent proletariat/propertyless class’ countermovement of capitalism. Their emergence within particular “long century” should be better explained. Finally, Arrighi’s model was undermined by its lack of clearer accoun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growth of state capacitie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may well had defined the boundaries of “viabl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capitalist agencies”, and state capacity was also critical in war- and state-making processes which Arrighi deemed as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capitalism expansion.

读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

政經車間 2015-05-31 2赞

1994年，英国Verso出版社出版了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的代表作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中译本标题为《漫长的20世纪》）。该书在社会科学中各学科中颇有影响，迄今为止已获2781次引用（Google Scholar数据）。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资本积累金融化问题的学者大多引用了该书，其原因或可归结为阿里吉对金融资本和金融化持有独到观点。

从该书标题即可看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1902-1985）对阿里吉的影响何其深远。布罗代尔曾以“漫长的16世纪”代指1450年至1640年这一历史时期（《漫长的20世纪》中译本，第239页），其时间跨度早已超过一个世纪，阿里吉仿效了这一短语。在布罗代尔看来，“经济不是以一种形式，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着”：位于市场经济之下的是物质生活层次，它以自给自足和近距离物物交换为主要内容；位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活动场所”（《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中译本，第19-20页）。阿里吉接受了布罗代尔的这一划分，并将市场经济的上层称作“资本主义的老家”，他用马克思式的语言重述了布罗代尔的愿望——“离开一会儿喧闹的、透明的市场经济领域，跟着货币占有者进入另一个隐蔽住所，那里只有商人才能进入，但那个隐蔽住所位于市场的楼上，不是它的楼下。在这里，货币占有者不是与劳动者相会，而与政治权力占有者相会”（《漫长的20世纪》中译本，第28页，下同），归根到底，“资本主义从其出现到扩张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对立面”（第11页）。

阿里吉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略有交叠的体系积累周期，“一个是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一个是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个是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贯穿到20世纪初期；以及一个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第7页）。其中，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是指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包括一个物质扩张的阶段，以及随后一个由同一机构或机构群体推动和组织的金融扩张的阶段”（第98页）。在阿里吉看来，“大规模的物质扩张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发生，即一个新的占有主导地位的集团积累起足够的世界权力，不仅能避开或超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且还能控制这种竞争，确保起码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第14页），正因为此，他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主导国家更替情况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依据。

这种体系积累周期的发端，又与金融扩张紧密相连，如阿里吉所说，“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金融扩张是热那亚周期的摇篮”（第141页）。此前，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城邦国家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然而，随着城邦国家之间围绕贸易的竞争愈发激烈，在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不再重新投入贸易，其中，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由城市商人阶级主掌，他们凭借手中的剩余资本建立国家，逐渐转变为贵族阶级，而热那亚的商人阶级走不通这条路，因为封建贵族已经掌握了热那亚的军权和农村土地，热那亚商人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金融贸易上来，他们不仅率先构建了标准的记账单位，而且走出了国门，从14世纪80年代起，热那亚商人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最重要的银行家，为西班牙帝国提供巨额融资。布罗代尔是这样描绘这一场景的，“热那亚商人对西班牙国王为什么是那样不可缺少呢？那是因为他们能把从美洲间歇流到塞维利亚的白银，变成一条永不干涸的溪流”（第140页）。热那亚的案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端有赖于“国家和资本的独特融合”（第13页），若不借助金融资本的扩张，资本家就无从壮大自身力量，以至于同旧有的土地贵族相抗衡。

基于上述分析，阿里吉批评了常见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当中的观点，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明确表示，“金融扩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特征，然而其并不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中文版序第1页）。在评价早先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论断时，阿里吉也赞同布罗代尔的评论，即“金融资本主义决不是20世纪的新生儿”（第181页），相反，金融扩张来自“资本主义的老家”，它既现身于资本主义的源头，又在资本主义陷入泥潭时恰到好处地出现，充当治病的良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扩张表明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已经从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第2页）。

总得来看，阿里吉以这本《漫长的20世纪》，挑战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主流观点，其洞见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当有不小的启发。与此同时，该书至少有两处地方没有讲明：其一，阿里吉一再强调，探寻市场经济的上层，能够“揭开获取巨大的、固定的利润的秘密”（第28页），然而，此处利润的来源又是什么呢，它同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又有何关联？在该书中没有发现阿里吉的回答；其二，阿里吉在界定体系积累周期时，提到它由物质扩张阶段和金融扩张阶段所组成，不过，阿里吉在详加考察金融扩张阶段的同时，对物质扩张阶段却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有同时阐明二者，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才能称作完满。

《漫长的20世纪》读书报告

希望 2015-04-09 1赞

选读的是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所著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杰奥瓦尼•阿瑞基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主要兴趣在对比和历史社会学、世界体系分析和经济社会学的领域。
    《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一书的主要论点，作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金融扩张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的特征，然而其并不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虽然这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诸理论的明确主张或者不言而喻的见解。
第二，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既是连续性的象征，也是突变的象征。
第三，每次普遍危机以后，使世界资本主义恢复生机的改组，其基础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它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都比以往的综合体强大。
第四，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使以一个国家为基地的新世界霸权不大可能出现。”
    作者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很明显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作者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货币资本（M）代表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商品资本（C）指从利润着眼投资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资本。M’代表扩大了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
    但是，作者没有囿于马克思关于单个资本主义投资逻辑的描述，而是将其引申到多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作者认为：“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时期（资本积累的MC阶段）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此外，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作者并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论调。他不认可马克思单线式前进发展的模式（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它是普世性的）。他提出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既前进又后退的发展模式。
    作者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周期：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其中，热那亚和英国周期属于松散型的“世界帝国”体制，实现的是“保护成本外部化”（Protection Cost Externalized）。而荷兰和美国周期属于密集型的“公司—国家”体制，实现的是“保护成本内部化”（Protection Cost Internalized）。而随着每一次周期的摆动，周期的时间递减，而规模、组织复杂度和功能范围都相应地扩大。整个周期运动，就类似于钟摆的运动。
    当然，作者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持一种相对悲观的态度，而不像保守派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样宣扬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
    另外，作者也受到了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影响。除了认同布罗代尔关于金融扩张阶段是“秋天到来的一个迹象” 的形容之外，作者还指出：“关于体系积累周期的观点，来自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世界贸易等级体系中的上层的观点” ，并指出本书的创作目的：“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接受了马克思的邀请，对底层作了广泛的探索” ，“当世界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更深地扎根于作为下面两层的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从里面拔出根来，而且似乎繁荣昌盛的时候——正是应该接受布罗代尔的邀请，对位于贸易大厦顶层的资本主义老家作一番探索的时候了”。
又按本书的标题借鉴了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1350—1650）”的观点，这种长期段分期的方法，作者也曾有“漫长的19世纪”（1650—1915）的表述。当然，对于20世纪的表述，不少学者不认可阿瑞基的定语。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认为应该是“短促的20世纪”（1914—1911），而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延长的19世纪”。
然而，尽管作者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每个时代都难以脱离其范式的影响，或许现代世界体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或许并没有答案。关于世界体系，有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伏尔泰的文明进化体系；汤因比、斯宾格勒、麦克尼尔的文明兴衰周期循环体系；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作者的体系等等。但是，正如英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言，“从很多窗户看同一个世界，没有观点是正确的。”了解世界体系，不应该只囿于一扇窗户。了解不同学者间观点的碰撞，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
又按本书在材料的解读上，更加类似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著作，而非历史学的。本书从第393页到第407页附录了一系列的统计图表，是作者结合对材料的解读推断出来的。这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兴盛一时的年鉴学派影响下的计量史学的影响余波未尽，但是也应该反思这种过度科学化而忽视人的心理影响的倾向是否恰当。当然，另一方面，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过去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又按本书的参考书目，译者并没有翻译过来。西方学界近几十年来对于这一些列问题的讨论，有太多的著作，以至于译者很难将其全部了解，可见这些问题是有不少的思考价值的。
    又按作者本书的创作，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本书是对20世纪70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项研究。这次危机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终结阶段。这个进程被界定为世界规模的美国资本积累体系的崛起、全面扩张和消亡三个阶段。
    作者在绪论中提到：“我们不再相信70年代的危机已经真正解决；开始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历史或许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阿拉伯产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而对其的大幅度提高油价而来的，是西方国家又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当中，二战后的“黄金的年代”不再，经济开始呈现“滞涨”的状态。从前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地区——中东、拉美等，开始向“中心”叫板了。
    后来，虽然西方国家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而且“边缘”国家发现它们的钱又重新被“中心”给吸走了，它们从前门庭若市的银行不再有客人的到来；但是，世界经济依然不景气：欧美国家的政府大都陷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当中；北欧原先发展得较好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边缘”国家随着“中心”的不景气而更多地沦为了“失败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也对这种情况流露出一种稍逊于20世纪初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的悲观情绪。作者在猜测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提出：“旧的中心有可能成功地中止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 ，“人类在地狱般的（或天堂般的）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或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社会里窒息（或享福）之前，很可能会在伴随冷战秩序的瓦解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
    本书初版于1994年。而如今，世界确实出现了没完没了的全球性混乱的趋势。当时，作者在冷战胜利的背后，已经看到了暴力恐怖的阴影，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洞察力的。关于这点，作者在本书的结尾提出了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这将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束？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
    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发的“中国模式”开始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这些都意味着，今天，我们思考作者提出的疑问，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未来到底走向何方，是继续无限期的周期循环，还是如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目前还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似乎没有学者提出过比较好的解释。但是，做一个准确的未来学家很难，不能把哪本书当作米歇尔德•诺查丹玛斯（Michel de Nostredame）的《百诗集》(Les Propheties)。
同时，资本主义的阐释，面对着符号化，“镜像”化的困境。然而，“镜中花”的“花”究竟是客观实在，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应该是存在的。资本主义可能无法用普世的、单一的范式去统合，但是却可能是一种多元的复合体的实在。

Arrighi’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and Genealogy of

功夫熊猫小碗熊 2015-09-14 3

Giovanni Arrighi provided not only a novel model but also an ambitious, comprehensive genealogy of world-system capitalism (albeit with some loopholes and tensions). Reshuffling Braudel’s view of capitalism as the “top layer” of economic systems with Marx’s classical formula of MCM’, Arrighi emphasized that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was control and reproduction of capital itself as an end (as the short form MM’ indicates). Thus the spatial-chronological configuration of world-system capitalism c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extended periods of “hegemony” of particular configurations of capital-controll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gencies”, be they chartered companies, joint-stock MNCs or states. The cyclical transitions between Genoese, Dutch, British and US capitalist hegemonies, according to Arrighi, involved initial material expansions,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s brought by a combined “backward-forward” development strategy, cooperation coupled with competitions among capitalist powers, followed by massive transferring of capital to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pursuit of sustainable higher profits. These “long centuries”, marred by “systemic chaos” and “anti-systemic movements”, were marked by signal and terminal crises. Therefore, Arrighi viewed the financial crises of US-led post-WWII economic order as signs of yet another long century entering its end game.
Arrighi’s efforts in synthesizing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organizational shifts, territoriality, hegemony and Marxist theories had been marvelous yet incomplete. Arrighi believed that territorial and capitalist paths of expansion were in constant, dialectic relationship of divergence and mergence, that production models within particular territories of world-systems determined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regimes, and that territorial expansion had enabled the enlargement of world-system viable for capitalism. However, his favor of space-as-flows over space-as-places descrip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mphasis of “networks” of financial exchanges and communities had highligh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n-territoriality”, or the lack of territorial preconditions in emergence and of capita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itoriality and capitalism, therefore, seemed to be one of constant confinements and jail-breaking. The image of cyclical “hegemony” also deprived the classical Marxist notion of imperialism of much of its political-economic vibrancy (indeed Arrighi suggested elsewhere that imperialism was largely a political concept referring to inter-state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problem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se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ic chaos” and “anti-systemic movements” remained unclear; it seemed the former was referring to lack of management of market and subsequent economic crisis, while the latter meant the consistent proletariat/propertyless class’ countermovement of capitalism. Their emergence within particular “long century” should be better explained. Finally, Arrighi’s model was undermined by its lack of clearer accoun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growth of state capacitie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may well had defined the boundaries of “viabl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capitalist agencies”, and state capacity was also critical in war- and state-making processes which Arrighi deemed as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capitalism expansion.

读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

政經車間 2015-05-31 2

1994年，英国Verso出版社出版了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的代表作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中译本标题为《漫长的20世纪》）。该书在社会科学中各学科中颇有影响，迄今为止已获2781次引用（Google Scholar数据）。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资本积累金融化问题的学者大多引用了该书，其原因或可归结为阿里吉对金融资本和金融化持有独到观点。

从该书标题即可看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1902-1985）对阿里吉的影响何其深远。布罗代尔曾以“漫长的16世纪”代指1450年至1640年这一历史时期（《漫长的20世纪》中译本，第239页），其时间跨度早已超过一个世纪，阿里吉仿效了这一短语。在布罗代尔看来，“经济不是以一种形式，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着”：位于市场经济之下的是物质生活层次，它以自给自足和近距离物物交换为主要内容；位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活动场所”（《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中译本，第19-20页）。阿里吉接受了布罗代尔的这一划分，并将市场经济的上层称作“资本主义的老家”，他用马克思式的语言重述了布罗代尔的愿望——“离开一会儿喧闹的、透明的市场经济领域，跟着货币占有者进入另一个隐蔽住所，那里只有商人才能进入，但那个隐蔽住所位于市场的楼上，不是它的楼下。在这里，货币占有者不是与劳动者相会，而与政治权力占有者相会”（《漫长的20世纪》中译本，第28页，下同），归根到底，“资本主义从其出现到扩张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对立面”（第11页）。

阿里吉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略有交叠的体系积累周期，“一个是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一个是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个是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贯穿到20世纪初期；以及一个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第7页）。其中，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是指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包括一个物质扩张的阶段，以及随后一个由同一机构或机构群体推动和组织的金融扩张的阶段”（第98页）。在阿里吉看来，“大规模的物质扩张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发生，即一个新的占有主导地位的集团积累起足够的世界权力，不仅能避开或超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且还能控制这种竞争，确保起码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第14页），正因为此，他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主导国家更替情况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依据。

这种体系积累周期的发端，又与金融扩张紧密相连，如阿里吉所说，“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金融扩张是热那亚周期的摇篮”（第141页）。此前，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城邦国家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然而，随着城邦国家之间围绕贸易的竞争愈发激烈，在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不再重新投入贸易，其中，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由城市商人阶级主掌，他们凭借手中的剩余资本建立国家，逐渐转变为贵族阶级，而热那亚的商人阶级走不通这条路，因为封建贵族已经掌握了热那亚的军权和农村土地，热那亚商人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金融贸易上来，他们不仅率先构建了标准的记账单位，而且走出了国门，从14世纪80年代起，热那亚商人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最重要的银行家，为西班牙帝国提供巨额融资。布罗代尔是这样描绘这一场景的，“热那亚商人对西班牙国王为什么是那样不可缺少呢？那是因为他们能把从美洲间歇流到塞维利亚的白银，变成一条永不干涸的溪流”（第140页）。热那亚的案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端有赖于“国家和资本的独特融合”（第13页），若不借助金融资本的扩张，资本家就无从壮大自身力量，以至于同旧有的土地贵族相抗衡。

基于上述分析，阿里吉批评了常见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当中的观点，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明确表示，“金融扩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特征，然而其并不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中文版序第1页）。在评价早先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论断时，阿里吉也赞同布罗代尔的评论，即“金融资本主义决不是20世纪的新生儿”（第181页），相反，金融扩张来自“资本主义的老家”，它既现身于资本主义的源头，又在资本主义陷入泥潭时恰到好处地出现，充当治病的良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扩张表明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已经从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第2页）。

总得来看，阿里吉以这本《漫长的20世纪》，挑战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主流观点，其洞见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当有不小的启发。与此同时，该书至少有两处地方没有讲明：其一，阿里吉一再强调，探寻市场经济的上层，能够“揭开获取巨大的、固定的利润的秘密”（第28页），然而，此处利润的来源又是什么呢，它同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又有何关联？在该书中没有发现阿里吉的回答；其二，阿里吉在界定体系积累周期时，提到它由物质扩张阶段和金融扩张阶段所组成，不过，阿里吉在详加考察金融扩张阶段的同时，对物质扩张阶段却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有同时阐明二者，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才能称作完满。

《漫长的20世纪》读书报告

希望 2015-04-09 1

选读的是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所著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杰奥瓦尼•阿瑞基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主要兴趣在对比和历史社会学、世界体系分析和经济社会学的领域。
    《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一书的主要论点，作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金融扩张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的特征，然而其并不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虽然这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诸理论的明确主张或者不言而喻的见解。
第二，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既是连续性的象征，也是突变的象征。
第三，每次普遍危机以后，使世界资本主义恢复生机的改组，其基础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它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都比以往的综合体强大。
第四，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使以一个国家为基地的新世界霸权不大可能出现。”
    作者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很明显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作者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货币资本（M）代表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商品资本（C）指从利润着眼投资于某个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的资本。M’代表扩大了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
    但是，作者没有囿于马克思关于单个资本主义投资逻辑的描述，而是将其引申到多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作者认为：“这种格局的中心方面是物质扩张时期（资本积累的MC阶段）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CM’阶段）的交替更迭。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此外，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作者并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论调。他不认可马克思单线式前进发展的模式（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它是普世性的）。他提出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既前进又后退的发展模式。
    作者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周期：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其中，热那亚和英国周期属于松散型的“世界帝国”体制，实现的是“保护成本外部化”（Protection Cost Externalized）。而荷兰和美国周期属于密集型的“公司—国家”体制，实现的是“保护成本内部化”（Protection Cost Internalized）。而随着每一次周期的摆动，周期的时间递减，而规模、组织复杂度和功能范围都相应地扩大。整个周期运动，就类似于钟摆的运动。
    当然，作者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持一种相对悲观的态度，而不像保守派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样宣扬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
    另外，作者也受到了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影响。除了认同布罗代尔关于金融扩张阶段是“秋天到来的一个迹象” 的形容之外，作者还指出：“关于体系积累周期的观点，来自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世界贸易等级体系中的上层的观点” ，并指出本书的创作目的：“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接受了马克思的邀请，对底层作了广泛的探索” ，“当世界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更深地扎根于作为下面两层的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从里面拔出根来，而且似乎繁荣昌盛的时候——正是应该接受布罗代尔的邀请，对位于贸易大厦顶层的资本主义老家作一番探索的时候了”。
又按本书的标题借鉴了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1350—1650）”的观点，这种长期段分期的方法，作者也曾有“漫长的19世纪”（1650—1915）的表述。当然，对于20世纪的表述，不少学者不认可阿瑞基的定语。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认为应该是“短促的20世纪”（1914—1911），而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延长的19世纪”。
然而，尽管作者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每个时代都难以脱离其范式的影响，或许现代世界体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或许并没有答案。关于世界体系，有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伏尔泰的文明进化体系；汤因比、斯宾格勒、麦克尼尔的文明兴衰周期循环体系；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作者的体系等等。但是，正如英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言，“从很多窗户看同一个世界，没有观点是正确的。”了解世界体系，不应该只囿于一扇窗户。了解不同学者间观点的碰撞，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
又按本书在材料的解读上，更加类似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著作，而非历史学的。本书从第393页到第407页附录了一系列的统计图表，是作者结合对材料的解读推断出来的。这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兴盛一时的年鉴学派影响下的计量史学的影响余波未尽，但是也应该反思这种过度科学化而忽视人的心理影响的倾向是否恰当。当然，另一方面，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过去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又按本书的参考书目，译者并没有翻译过来。西方学界近几十年来对于这一些列问题的讨论，有太多的著作，以至于译者很难将其全部了解，可见这些问题是有不少的思考价值的。
    又按作者本书的创作，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本书是对20世纪70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项研究。这次危机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终结阶段。这个进程被界定为世界规模的美国资本积累体系的崛起、全面扩张和消亡三个阶段。
    作者在绪论中提到：“我们不再相信70年代的危机已经真正解决；开始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历史或许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阿拉伯产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而对其的大幅度提高油价而来的，是西方国家又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当中，二战后的“黄金的年代”不再，经济开始呈现“滞涨”的状态。从前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地区——中东、拉美等，开始向“中心”叫板了。
    后来，虽然西方国家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而且“边缘”国家发现它们的钱又重新被“中心”给吸走了，它们从前门庭若市的银行不再有客人的到来；但是，世界经济依然不景气：欧美国家的政府大都陷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当中；北欧原先发展得较好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边缘”国家随着“中心”的不景气而更多地沦为了“失败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也对这种情况流露出一种稍逊于20世纪初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的悲观情绪。作者在猜测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提出：“旧的中心有可能成功地中止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 ，“人类在地狱般的（或天堂般的）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或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社会里窒息（或享福）之前，很可能会在伴随冷战秩序的瓦解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
    本书初版于1994年。而如今，世界确实出现了没完没了的全球性混乱的趋势。当时，作者在冷战胜利的背后，已经看到了暴力恐怖的阴影，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洞察力的。关于这点，作者在本书的结尾提出了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这将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束？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
    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发的“中国模式”开始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这些都意味着，今天，我们思考作者提出的疑问，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未来到底走向何方，是继续无限期的周期循环，还是如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目前还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似乎没有学者提出过比较好的解释。但是，做一个准确的未来学家很难，不能把哪本书当作米歇尔德•诺查丹玛斯（Michel de Nostredame）的《百诗集》(Les Propheties)。
同时，资本主义的阐释，面对着符号化，“镜像”化的困境。然而，“镜中花”的“花”究竟是客观实在，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应该是存在的。资本主义可能无法用普世的、单一的范式去统合，但是却可能是一种多元的复合体的实在。

我觉得翻译的很烂……或者写的本来就烂。

nimei 2009-10-05 0

自认为对文字语言理解能力还算可以的人，结果看这个译本觉得很费劲，不知道是翻译还是本身写作的问题……

物极必反

不求甚解 2012-10-09 0

成功到顶峰后必然迎来拐点，而之前成功的原因立即变成包袱，变成失败的原因。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依靠的是英国金融资本发展了北美大陆经济，所以美国人的记忆中深深印刻了这样一个“成功经验”：尽量利用别人的钱，发展并保护好自己的产业。因此美国国会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经常变成华尔街的对头，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要把钱投到回报最高的地方，并非一定是本国产业。
如果中国扩大内需，成为最大市场，走英国式全球自由贸易的路，就一定能吸引华尔街资本，让贸易保护主义变成美国捆死自己的绳子。

漫长的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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