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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BY 颜鹏飞

2013-03-19

序言
颜鹏飞

什么是资本主义？它走向何处？这两个问题是困扰人类数百年且颇具争议的重大问题。

西方学者对上述问题各持己见，众说纷纭，给资本主义戴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帽子，如“晚期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慈善资本主义”、“更具人道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金融帝国”、“后工业社会”、“业主资本主义”、“经营者资本主义”、“经营货币资本主义”、“华尔街资本主义”、“投资商资本主义”、“利益共享资本主义”、“法人资本主义”、“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调整的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化社会”、“电子技术社会”、“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以及“新型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资源帝国主义”、“粮食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或“金融帝国”、“灾难资本主义”、“新新帝国主义”等等。

本书作者詹姆斯•富尔彻（James Fulcher）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的制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资本主义生产取决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们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工资奴隶”；危机和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常态特征之一，经济发展的稳定期只是例外。富尔彻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自身也在发生变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同时，也经历了两次转型：从无序型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包括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转变为管控型资本主义（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后者的特征是福利国家、国有化运动和“市政社会主义”运动。从管控型资本主义发展到“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又一次重大转型。后者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信奉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运作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

该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转型呢？作者詹姆斯•富尔彻看来是力主资本主义改革的温和派，他在审视了瑞典、美国和日本三种截然不同的管控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转型之后认为，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但也尚未显露出最终危机的迹象。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市场社会主义者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则在《超越资本主义》（2011）一书中披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七大问题——惊人的贫富差距、持续增长的失业、在职人员劳动的强化、与财富的空前增长相伴随的贫穷的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民主的退化和自然环境的恶化——进而得出激进的结论：必须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

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和 “三个有利于”(“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科学论断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并且在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阐述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有一定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功能。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制度力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例如，随着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生产关系已从萌芽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股份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并存，资本的国家所有制、资本的个人所有制与资本的股份所有制并存。

世界各国自二战以来，表现出合作、和平、发展以及变革、调整和转型的时代特征。应该强调指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迫于生存压力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推动力。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表明，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变革和调整时期。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变革性的论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性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调整和变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能无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应该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自我调整、自我变革的能力。

新的变化、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举措，以及资本主义内部滋生的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主要有：

1．通过全球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享受生产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
2．关注和扩充软实力和巧实力。
3．扩充中产阶级。
4．发展社会保障制度。
5．重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
6．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
7．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论。
8．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表现出“民主社会主义”化倾向。

应该指出，美国耗费了近一个世纪，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韩国用了大约1/4个世纪，才使得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有所缓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却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和障碍，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尤其是此次特大型金融危机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证明。资本主义只是历史长剧中的匆匆过客，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2012年11月23日
于武昌珞珈山

颜鹏飞：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

林毅夫：我多年来想写而未能写的一本书

2013-04-25

序言
林毅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了解掌握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课题。学习理解当代经济学一时蔚然成风，我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设的经济学本科双学位，每年招收的新生达到800名，占北大校本部本科每年招收学生数的近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学界的新一代人正不断茁壮成长。

自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现代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社会科学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名家辈出，研究者众，现在每年发表在顶级的《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多达2000页，各种一流学刊上发表的论文合计超过千篇；而且，流派繁多，学说纷呈，不同理论观点不断涌现。尤其，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大量的数学、统计和计量方法被引进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和验证中，一般缺少扎实数学训练的读者已经不可能直接跟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写一本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样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不用艰涩的语言、复杂的数学，而是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例子，来介绍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个基本命题，让读者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分析方法，以帮助读者了解自己身边的经济现象，进而得到启发。待到下笔才觉得对现代经济学的庞大体系的介绍难以做到简而不繁、疏而不漏，就是对自己熟知领域的介绍，也很难做到通俗易懂，加上这些年来庶务缠身，每次拿起笔来都以放下而告终，至今仍留遗憾。因此，当我看到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这本小书时，雀跃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是我多年的学界朋友，第一次和他见面是1991年10月，我应邀到英国温莎堡，参加国际经济学会组织的一个会议，讨论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1989年的新著《阿嘎索托比亚：合伙经济学》（Agathotopia: The Economics of Partnership）。米德试图于此书中寻找一条有异于传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种道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评论这本书是“理想主义、悲天悯人和坚实分析的结合”。在那次会议上我评论了达斯古普塔教授发表的论文《贫困、资源和生育率：家庭作为一个繁殖的合伙体》。后来，他的论文和我的评论一起被收录在1993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资本主义的替代：合伙经济学》（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The Economics of Partnership）当中。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一些国际学术活动中见面，交情也越来越深。

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出生于达卡（现为孟加拉首都，二战前属于英国印度殖民地），在印度德里大学受完大学本科教育后，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于196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讲座教授，圣约翰学院院士。

达斯古普塔教授是誉满国际的顶级经济学家，以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变迁、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等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英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以及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和科学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梵蒂冈社会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和欧洲经济学会的会长。2002年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爵位，同年获颁瑞典的沃尔沃环境奖，2004年获颁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肯尼斯·E.鲍丁纪念奖，2007年获颁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奖。最难得的是他于2004年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该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学术团体，科学史上的巨人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均为其会员。该学会每年由现任会员推荐选举产生44位新会员，现共有会员一千三百多位，过去入选会员均来自科学和数学领域，达斯古普塔教授是在该学会350年的历史中第一位破例入选的经济学家。他未来很有可能以其在环境和资源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1942年出生于印度经济学世家，其父阿弥亚·达斯古普塔为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从1926年起一直在印度教授经济学，被尊为印度现代经济学之父、印度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其入门弟子包括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帕萨·达斯古普塔教授的岳父则为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然而，帕萨·达斯古普塔在印度德里大学读的是理论物理，初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的是数学，直到1965年才转为攻读经济学。当时，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莫里斯刚在剑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留系担任讲师，由于莫里斯也是数学背景出身，于是达斯古普塔就请他担任导师，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三篇论文，于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

达斯古普塔教授和其他许多在国际上扬名的印度经济学家一样，以深厚的数学功底而成为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但是，他的经济学研究不是为了数学而数学，而是为了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和人性本身，1989到1992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时，同时担任了经济系和哲学系的教授，并且，兼任斯坦福大学社会伦理项目的主任。

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简短介绍每个学科领域的丛书，作者都是学界公认的大师。1999年达斯古普塔教授接到出版社邀请后，碰到了和我想写一本《大众经济学》时一样的困境，结果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才完稿。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从描述一位生活于非洲的小女孩和一位生活于美国的同龄小女孩所处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准则、家庭、社区、生产组织、市场、政府等各种制度安排的差异着手，来介绍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一个主要问题——一个国家是贫是富的决定因素——所取得的各项研究成果。从书中的介绍可以知道，一般人关注的资本、自然资源等仅仅是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表层原因，根本的决定因素则在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每个人在工作、学习、积累、创新等方面的积极性。

这本小书是在他1993年出版的一本巨著《贫富论》（An Inquiry into Well-Being and Destitution）的基础上，加上十多年来经济学界新的理论进展和他自己对斯密问题新的理解、新的体会而写成。和这本小书不同，《贫富论》厚达661页，单单参考书目就有80页。达斯古普塔教授将《贫富论》献给其父，在前言中他写到该书是对其父早年所提问题的回复，他想以该书所讨论的内容告诉他父亲，“看，这是我认为我知道是重要的，这是我现在相信的，这些是我的价值，这是我思考问题的方法”。他的父亲阅读了前面几个章节，给了他一些正面的反馈，令他深感遗憾的是在1992年其父离世时，《贫富论》尚未能完稿。

2005年9月达斯古普塔教授应邀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严复纪念讲座，我那时得知他正在写作这本书，2006年我收到了他寄来的英文稿，一口气读下来，喜爱至极。他以文学家般的雅致和数学家般的准确语言，通俗易懂地向读者介绍了经济学界对斯密问题研究的成果，这正是我多年来想写而未能写的一本书！我当即建议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并答应为之作序。现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祝愿这本书的读者阅读之后能够对经济学家如何以理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和分析问题有所了解，并且，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在于制度，资本、自然资源的多寡仅仅是贫富的表象。

2008年1月16日于
朗润园

汪丁丁：极简明，且尽力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

2013-04-25

序言
汪丁丁

这本小册子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极简”系列丛书的一种，极简明，且尽力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遵循这一主旨，它的中译本序，也应极简，例如，五百字。

选择，是生命活动的基本性质之一。极端而言，即便是无意识的行为，只要表现出多样性，就可视为是“选择”的结果——是“自然选择”而不是“理性选择”。自然选择的合理性，可由演化理论得到解释，虽不充分但尚无其他可替代的解释。理性选择的合理性，要由解释者对被解释的行为赋予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宗教行为的合理性，可由信仰的压倒性力量得到解释，尽管对无信仰者它显得荒谬。

对人类而言，最长期的决定力量只有两类，宗教的和经济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依行为的个体性和集体性而分为两种，个体选择的理性与集体选择的理性。这本书的图3，给出以这两种理性为主题的各章之间的联系，可说是关于这本书最重要的心智地图。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集体选择理性的探讨构成“社会选择”理论的核心议题，引致了一系列“不可能性”定理（参阅这本书的第6章“民主与独裁”）。对个体选择理性的探讨构成“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引致了行为的经济学解释（参阅这本书的第2章和第5章，我建议读者最后再阅读第3章和第4章）。

吴国盛：推荐给深受实证主义及辉格式科学史影响的中国读者

2013-11-26

吴国盛/文

自柯瓦雷创造“科学革命”这个概念以概括16 、17 世纪欧洲思想所发生的激进变革以来，它成了科学史家们最热切关注的中心话题。围绕这个话题，70 年来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编史纲领、数以百计的专门著作和几代优秀的科学史家。事实上，正是这个主题培育并造就了科学史学科的独特范式。我们或许可以说，时至今日，一个不深入了解“科学革命”的科学史家，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史家；一个科学史的入门初学者，最好是先读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

然而，“科学革命”主题已经严重发散，正像本书作者在引言中所说：“如果问10 位科学史家科学革命的实质、时间段和影响是什么，你可能会得到15 种回答。”甚至，像夏平这样的科学史家根本否认存在什么“科学革命”。在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对专业科学史家来说，应该去比较各家的观点和论据，去研究关于科学革命的种种编史学；而对初学者来说，则需要一本权威性的综合著作，总结各方观点的合理之处，讲述一个主题鲜明的历史故事。所幸的是，本书就是这样的著作。

作者劳伦斯•普林西比（Lawrence Principe ）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科学技术史系和化学系双聘讲席教授，1983 年毕业于特拉华大学，获化学和文科双学士学位，1988 年获印第安纳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任教，1996 年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近代早期化学史，特别是炼金术与化学的关系史。普林西比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科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很擅长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条理分明地讲述历史。他曾获得卡内基基金会、邓普顿基金会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多次颁发的教学大奖。美国教学公司（The Teaching Company）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组织全美名师录制“名课”（The Great Courses ），其中的“从古代到1700 年的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 Antiquity to 1700 ）即由普林西比讲授。

按照天界、地界、生命界、人工界的顺序，本书既讨论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这个科学革命叙事的传统线索，也讨论了占星术—炼金术—赫尔墨斯主义等化学论的叙事线索，还把解剖学—医学—植物和动物博物学也纳入科学革命的范畴中。这种种线索的并存并没有损害全书鲜明的主题。作者把科学革命时期（大约从1500—1700 年）通过错综复杂的连续渐变造成的最大断裂总结为，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隐含神圣设计和无声隐喻的世界被彻底瓦解，具有宽广视野和多面经验的自然哲学家，被专业化、分科化的技术科学家所取代。革命之前的“关联宇宙论”一直或多或少地存在于革命的全过程中，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开普勒、玻意耳、牛顿等人始终坚持认识自然就是认识上帝，自然哲学是神学的分支，宗教才是研究自然的原动力；为什么牛顿会热衷于研究炼金术和圣经年代学，并且相信摩西等古代哲人早就知道万有引力定律；为什么第谷在天堡里同时进行天文观测和炼金术（他称之为“地界天文学”）的工作。甚至机械自然观的出现，也应该从“关联宇宙论”与人类日益增加的技术能力的共同背景下加以理解。

以寥寥数万字的篇幅，把近几十年发掘出来的如此之多的线索组织起来，并且提炼出鲜明的科学革命形象，这是本书的最大长处和特色。我相信，多年来深受实证主义及辉格式科学史影响的中国读者，读读本书，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此为本书序言）

李淼：不可捉摸的现实

2015-07-20

不可捉摸的现实
李淼/文

对于我们的世界，科学家有两套体系来解释。

第一套体系已经存在了300多年，这就是牛顿的力学体系，机械论。事实上，这套体系的核心概念至少存在了2000多年，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认为世界像一个大钟一样一旦上紧了发条，就有条不紊地运行下去，直到永远。这套体系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吻合，里面的概念都可以用我们眼睛看到的具体事物来实现。

第二套体系存在了不到100年，严格说来是90年，这就是几位最幸运的天才在1925年前后发现的量子力学体系。根据这套体系，我们人眼看到的并不是世界背后最基本的元素，例如一个物体的状态不可以用它的位置和速度来描述。根据海森堡，我们可以谈一个粒子的具体位置，也可以谈它的具体速度，但不能同时谈它的位置和速度。这样，我们熟悉的简单决定论就失效了：当我们知道粒子的位置时，为了预言它下一刻的位置，就必须知道它的速度。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

不确定性原理完全违背了我们的直觉。但事情不会到此为止，量子论总是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比如纠缠，这个现象说，相隔遥远的测量结果会互相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看起来是瞬时的，这就是量子物体之间神秘的纠缠。但是，你却不能通过这种纠缠实现瞬时通信，更不能实现心灵感应。

还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例如，你无法区别两个电子，它们不同于两个人，可以叫作张三和李四。两个电子确实有两个，但不能被我们标记为甲电子和乙电子。在某个时刻你看到的两个电子，在下一个时刻你已经无法区分谁是谁了。

我们可以将量子世界的特点一直罗列下去，但这不是这篇序言该做的事情。其实，这也不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波尔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在这本小书中想做的事情。量子世界虽然不可思议，就像该书首页引用的费曼名言“我认为我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所说的，但如果没有量子论，太阳不会燃烧，原子会四分五裂，我们熟悉的整个世界会四分五裂。

这本书不能看作普及量子论的科普书，但它还是某种形式的科普。它不为完全不懂量子论的人解释量子论，但它梳理了量子的基本概念和性质。与普通量子科普书不同的是，作者想告诉我们量子世界是如何令人惊讶，物理学家如何试图把握这个理论，如何提出不同的解释，比如哥本哈根解释、新哥本哈根解释、隐变量、贝尔关于量子的非实在论的工作，甚至还有多世界解释—我们的世界通过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不断地分裂成更多的世界，等等。因此，这本书不仅应该推荐给普通人，更应该推荐给物理系的学生和物理系的教授阅读。

确实，阅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我又重新理解了过去以为已经理解的各种理论，多世界也好，测量问题也好，意识在量子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好。反正，这是一本值得任何对自然抱有好奇心的人静下心来认真看一遍的书。我个人觉得这本书不那么容易懂，却还是要推荐给大家，书中的每句话都是作者认真思考过的。

最后，想谈一谈作者本人，约翰·波尔金霍恩。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一些对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就已经熟悉他的名字了。他研究过夸克，以及粒子作用的一些性质。当我陷入超弦理论时，我还阅读了他和别人合著的一本关于粒子散射的名著。尽管他的物理学成就足以引起任何一位同行的敬意，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在中年时放弃了专业物理学家身份，成为一名专业牧师。当然，在成为专业牧师后他并没有放弃物理学，例如你手中的这本书就是他在2002年出版的。

当他退出物理学界时，他47岁，这是1977年，那时我快高中毕业了。他说，他在25年的物理学职业生涯中已经做了能够对物理学做的事，他的最重要的研究也许已经做了，因此，神职工作应该是最好的第二个职业生涯。确实，他在第二个职业生涯中做得十分出色，56岁时担任了剑桥三一教堂的院长，同时担任皇后学院院长，直到66岁退休。

波尔金霍恩除了专著外还写了几本科普著作，写得最多的还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共26本，还获得了邓普顿奖金。他认为存在自由意志，这一点我很喜欢，因为我也相信人有自由意志。但他不认为自由意志与量子世界的随机性有关，我却坚定地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与量子有关，不一定是简单的随机性，也许与霍金的“无界理论”有些关系，我不确定。不管怎样，他是我的一个榜样，成功地实现了第二个职业生涯，当然，我不是有神论者，我的第二个职业生涯将是什么我还很模糊。作为序言，我扯得有点远了，但我觉得了解作者本人对阅读他的著作有帮助。

李淼
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1984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1989年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2013年加盟中山大学。研究领域为宇宙学、弦论、高能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