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植物学遭遇“帝国主义”
2017-04-28
班克斯在18、19世纪之交掌管皇家学会40余年,在这期间博物学一直是皇家学会的重心,并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有了“帝国博物学”一说,其重心无疑就是植物学。18世纪是植物学的辉煌时期,在这个世纪出现了50多种植物分类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奈的性分类体系。这就是法拉《性、植物学与帝国:林奈与班克斯》一书大致的时代背景。
法拉是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史家,擅长图像分析,关注女性在科学发展中的角色。这本书也体现了这两点,不过本书并非是学术型的鸿篇巨制,而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科学史普及读物。作为普及读物,自然不过多地关注细节。对于公众来说,这本书的意义非凡,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多为大科学家们英雄般的崇高故事,总是积极正面、鼓舞人心。这本书却展示了西方科学管理者如何影响科学发展和帝国野心,著名植物学家林奈在辉煌学术成就背后同样的野心,以及他们津津乐道并不光鲜的“性”。
18世纪的植物学总是绕不开“性”和“帝国”这两个主题。对于前者,“罪魁祸首”归到林奈并不为过。林奈是当时植物分类学的集大成者,他最终确立了性分类体系,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以植物的繁殖器官为主要分类标准,具体方法为根据雄蕊雌蕊的数目和相对位置等进行分类。这种方法简单有效,降低了植物学的门槛,促使植物学在大众文化中流行起来。然而,林奈的方法却备受诟病,一是他将雄蕊作为比雌蕊更高级的分类指标,这被当成他性别歧视的把柄;二是他在表述自己的理论方法时所用的语言都“淫秽不堪”,将植物的繁殖器官与人类生殖器官毫无忌讳地联系在一起。林奈的表达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就像放了一枚炸弹,植物学和科普作家们不得不把这些污秽之语“净化”后传播给读者,人们对他的方法毁誉参半。
班克斯是林奈体系在英国的追随者,他跟随库克船长所到之处总是把植物考察和采集当成第一要务,并按林奈的方法给植物分类命名。班克斯践行的“性”不是林奈的植物学性语言传播,而是他自己的私生活。有人批判说,法拉这本书的副标题不准确,因为书中林奈的篇幅太少,难以与班克斯相提并论出现在标题,但如果了解林奈植物学这个背景以及他对班克斯的影响,就不会有这样的质疑。因此,本书标题里的“性”一语双关,从植物的性到人的性,道破了这里面的微妙联系。
班克斯掌管着皇家学会、邱园、皇家园艺学会等科学机构,并与皇室和政府交好。他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博物学网络,成功地将科学尤其是博物学推销给了王室、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把成千上万的植物标本、活体植株和种子运回英国,就连殖民官员、海外传教士、贸易公司都参与其中。班克斯相信,人依靠自己的知识,完全可以实现经济作物在全球的重新分配。林奈的“帝国”同样致力于寻求自然的经济体系,充分利用植物资源以实现瑞典的自给自足。但是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林奈的帝国博物学思想中还有着浓厚的宗教因素,即努力维护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的经济体系。那么,他在英国的门徒班克斯却与前辈培根一样,持有赤裸裸开发自然资源的理想。可以说,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工业革命的开展以及如火如荼的全球殖民扩张造成了班克斯与林奈活动不同的“帝国性”,法拉对此应该不惜着墨的地方,略显轻描淡写了。
原文见：http://ex.cssn.cn/kxk/dt/201704/t20170426_34998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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