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最早接触到博比特，是在北师大教育学部念硕士期间，上郭华教授的课。郭老师为我们讲授课程理论史，明确地将博比特以及他于1918年出版的《课程》一书定为现代课程理论的起点，也介绍了博比特的“活动分析法”“效率主义”等基本概念。之后在别的老师的课上，“博比特”这个名字也反复出现过，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想读读他的原作。然而，我在逛书店时才发现，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任何一本博比特著作的汉译本。到北师大图书馆进行专业检索，我才发现，博比特的书在民国时候其实有过两个译本。1928年，张师竹先生译的《课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熊子容先生译的《课程编制》（How to Make A Curriculum）也同样交由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北师大图书馆只存一个书目，所藏的民国书原版已经佚失。我辗转去了国家图书馆，见到了前一本；后来，又在北师大丁道勇老师那里见到了后一本。
博比特原书的英文版在网上不难见到，我比照着英文版，将两个民国的译本读过一遍。两位译者都是饱学之士，对原书的理解并无大的偏差，但时代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这两个译本对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是不敷应用的。一来，两位译者所用的文辞夹杂着大量文言——毫无疑问，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风貌——这对今天的一些读者而言，不啻一道理解上的鸿沟；二来，当日的翻译毕竟没有今天这样严格的标准，译者自出机杼，删改原文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后，一些零星的误译也不难见到。更何况，这两个民国译本的存世量还是太少，我为了见到这两本书就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一般的读者朋友如果只是想把博比特的书找来了解一下美国教育史的大体情况；教育专业的学生如果像我一样，只是单纯地想看看博比特的原作究竟谈了些什么，恐怕大多数都会因为访书之难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吧。但我在阅读博比特的著作时，其实很有些被他的文字所吸引。他的书写得平实，论证也不复杂，但有一种洞若观火的透彻，而且远远比教科书里总结的那几个理论要点复杂得多。我打心眼里觉得，如果只是因为访书之难就让很多潜在的读者和这本世界教育发展进程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失之交臂，未免太可惜了。有鉴于此，我有心想为博比特的《课程》一书重新译出一个中文本。这个想法得到了导师郑国民教授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刘明堂主任的大力支持，我的翻译工作由此得以顺利展开。
本次翻译所用的底本是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1918年出版的《The Curriculum》初版本。2013年6月，我开始着手翻译，历时大约一年后提交初稿。责任编辑翁绮睿女士秉持着高度的职业素养，向我反馈了一份细致的修订意见。这个时候，我刚刚获得日本广岛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于是带着一沓厚厚的翻译初稿，坐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我一边进行博士课题的研究，一边进行修订译稿的工作。广岛大学丰富的英文和日文藏书让我加深了对博比特的理解，我的导师丸山恭司教授也常常和我聊起他在美国求学时的点滴回忆，让我多了一些感性的认识。日本的大学里没有宿舍，我每天骑着自行车，沿着一条长长的黑濑川，往返于学校和住所之间。这段漫长的车程，就成为了我在口头一遍遍打磨译稿的最佳时刻。有时候，确实要把一些长句子念出来，才能察觉到当中可能存在的疏漏之处。今天回想起来，这条黑濑川听我念叨了快两年的博比特，如果按日本古代“万物有灵”的说法，可能也该修炼成世界上最懂课程论的一条河流了吧。
修订稿提交后，翁编辑又与我进行了多次来回往返的审稿工作，力求将译文打磨得更精准一些。在合计历时三年多之后，《课程》一书终于能以现在的面目问世，我的心里满是激动。两任导师郑国民教授、丸山恭司教授给予了我充分的信任，也给我留出了学术自由的空间，这是最令我感动的。郑老师也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赐下一篇精彩的序言。我相信，这会对读者朋友们理解博比特，起到很好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向北京师范大学的郭华教授、张斌贤教授、石中英教授、王本陆教授、王晨教授、李家永副教授、丁道勇副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曹卫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心科副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的徐鹏副教授等多次请教相关问题；广岛大学的坂越正树教授、山田浩之教授和安田女子大学的内田诚一副教授也对我关照有加；美国佐治亚大学的William G. Wraga教授和Peter Hlebowitsh教授、北佛罗里达大学的Jon Wiles教授曾对我研究博比特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学友王慧敏博士、蒋佳博士和孙雅望研究员曾在美国为我找到许多博比特相关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刘明堂主任和翁绮睿编辑尤其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教育学大家黄济先生。黄先生曾告诉我，他早年念书的时候就读过博比特的民国译本，因此非常关心我这个新译本，还兴致盎然地为这本书题签。当日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现在，因为这本书有幸被收入“世界教育思想文库”，黄先生的题签就不方便单独使用了。但更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求学东瀛的第一年里，就传来了黄先生因病辞世的消息。如今书出来了，我却没法履约为黄先生寄去一本，这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遗憾。
有人讲，翻译注定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完美无缺的翻译从来都不存在。我的译作亦是如此，如果译本中有任何疏漏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朋友多多批评指正。
刘幸
2016年10月18日
于日本广岛大学
黄济先生题签，虽然最终没有印在书的封面上，却印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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